米米亚娜

女权主义者\独立写作者\媒体工作者。长期关注、推动中国女权,近期关注数字极权议题。热衷组织和参与公共活动,普及公民教育,擅长性别、社会、政治、传播等泛社会科学领域的话题。工作联系邮箱:mimiyana@protonmail.com

瘟疫年纪事 | 加州白日梦(上)


我在2月底从纽约飞到了湾区,几乎是抱着出逃的心情。纽约的冬天太长了,新年之前好歹还有几个节日,翻过年后,往往要到四月初才会缓慢转暖,在那之前我就会有熬不下去的感觉。

加上再过两天就是我生日,虽说年纪越大越不想过,但这次却又隐隐害怕要一个人过。

回想那天,真是恍若隔世。当时全美的新冠确诊总共才60多例,纽约一例都没有,旅行的一路上,周围人来人往,没有任何受其影响的迹象。

五个多小时的飞行后,出了圣何塞的机场,我坐在航站楼门口的椅子上等小西来接,好像很久没有不穿羽绒服呆在室外了,微凉的风吹在脖颈之间,让人如释重负。

和湾区的朋友自上次火人节后一别已是半年未见了,但是比起我和更多国内朋友再会的遥遥无期,他们显得触手可及。

我和小西都是比较慢热的人,在高速路上,我们花了点时间更新彼此的近况,并重新找回了亲近的感觉,火人节每次都会是那个入口。

小西在上次的火人节中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几多波折,等我们见到的时候,这段恋情貌似已经落幕,留下残局仍在,造成的伤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她说,在火人节里面和外面是不一样的,现实世界里有太多的规则,人就变了。还说,今后再也不在火人节里恋爱了。

我自上次火人节之后,好像情感上完成了一个结业,因为觉悟到自己在乎的一切都在现实世界里,再也不会把那个虚拟的乌托邦当成心灵寄托了。但是因为整个19年和20年开年积攒下很多的痛苦和动荡,最近又很怀念黑石城里的日子。


刚住下没多久,小西便提到周围很多人在屯食物,后来我们去到当地的超市一看,物资供应充足,也就没担心。我是一个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也照常哪儿哪儿都去。

所以一开始还是非常愉快的,我无缝适应了湾区的生活,每天照常宅和工作,此外就是隔三差五地和朋友聚会喝酒,每每喝到凌晨才散场。酒精发挥着强效的镇痛作用,也会带来一点逃避的罪恶感。但在见证国内如此惨烈的浩劫之后,这正是我当下需要的——为了短暂解除思虑的重负。

我一直住在小西家,她的家就如同很多湾区朋友的居住风格一样,是一栋独立的house,有车库和院子。院子里每天洒满了加州的阳光,头顶是鲜亮的碧树和蓝天,高高的木栅栏上偶尔有大个头的松鼠跑过。角落里种着一株柚子树,结满了沉甸甸的明黄色柚子,可惜无人采摘,它们便掉落到地上慢慢腐化。小西经常对着院子抽烟,我也时不时会走到院子里晒晒太阳,稍微坐上一会儿,背上就晒得发烫。

小西把一间卧室收拾出来给我住,一张大床背靠着窗户,窗户没有窗帘,所以每天早上我都是在满床的阳光下热醒的。家里养了两只猫茶茶和狗子,尤其喜欢白嫖陌生人,一觉醒来总会发现它们其中一只躺在我身旁。

最羡慕的是家里宽敞的客厅。在纽约,我们为了节省租金,很多公寓客厅被隔出来住人,我家也一样。当失去最亲近的公共空间后,我和室友就只能当彼此熟悉的陌生人,仿佛每个人的生活都在最末端离散。纽约给了我理想中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但我也变成一个只有私人空间,却没有私人生活的人。

走出去是全世界,回到家是一个人,这就是我常年的状态。


我们就这样几乎天天晚上腻在客厅里,围坐在地毯上东倒西歪地聊天喝酒,有时是相同的人,有时是不同的人,但经常来的人总是那两三个。桌子上摆着大家凑来的各种酒和零食,小音箱里会放着不同人的歌单,多是文艺青年的靡靡之音。小西拿出了很多美丽的画册,还有火人节上剩下来的大麻糖招待我们。我以前从来不买画册,因为又贵又重还没地方放,但我第一次发现边翻画册边聊天是多么惬意——卢浮宫的展品和巴黎街头的旧日影像会唤起我对重访欧洲的向往,在酒精和大麻的催化下,远方也变得轻盈起来,好像已在神游。

这是我在纽约的反贼聚会里从没遇过的场景。我知道湾区的小布尔乔亚们如此腐败,所以才来的,果然没让我失望啊。

过去的一年多,除了回了趟国,然后开年的时候去了台湾参访,其他时候都没出过远门。我盼望再次上路的心情,变得越来越迫切。

罗勉在的时候,我们会聊很多关于政治和一切形而上的东西,他不在的时候,我们就聊最琐碎的生活。小西主动诉说了很多她的情伤,还有很多和爱情无关的伤害,陆陆续续的,这是我认识她之后她对我开放得最多的一次,很多情节让我觉得,那已是出于毫无保留的信任。

小西很美丽,情感丰富,非常受异性欢迎,一直在科技大公司工作,住着自己买的大房子,也早就拿到了美国绿卡。我曾觉得她已经得到一切,可是那一刻我想,为什么我们都在苦苦挣扎。

也是在没完没了的酒局里,我察觉到了其他人都有求之不得,或是欲罢不能的东西。某一个时刻,那种欲盖弥彰的孤独感在空气里出现,突兀得我难以直视。

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脆弱的氛围里,不忍心去细想我们会被怎样打碎。不仅是她,我最近对身边朋友们的边缘状态特别敏感,常在内心为之唏嘘,难以忘怀,可能是因为我也陷入边缘状态很久了。


画册翻完了之后,小西会尝试拿出更多的画册,直到没有更多。然后她说:要不我给你们看我买的包吧?

她拿出很多个新买的名牌包包给我们欣赏,个个做工精良,分量扎实,一看就价格不菲。然后她对我说:有时候觉得有一点物欲挺好的。

作为一个物欲已经枯竭的人,我发自内心赞同这一点,并怀念起我从中国千里迢迢带过来,却一次都没背出过门的限量版Chanel。


今年的3月1日幸运的是个周末,大家约好了要来给我过生日。前一天晚上,我和小西、罗勉窝在沙发上一起看电影,我们一直默默无语地看着,看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俩一前一后起来去了厨房。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灯就灭了,小西端着一个点亮的生日蛋糕走了出来,满脸笑意盈盈:

“米米,生日快乐!”

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唱生日歌、许愿吹蜡烛然后边吃蛋糕边聊天,又突然打开了话匣子一样,因为心里无比温暖,我第一次跟他们说起了今年会履行的一个重要决定,我曾经为此忐忑难安,又暗自激动,因为那将会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从2016年离开中国之后,我的人生就好像拐进了另一个轨道,一路上都是纷至沓来的变动,再也没有进入过安全区,有时我会感到疲于奔命,但好在从不无聊。

可能唯一的遗憾,就是这条路我一直是一个人在走,所以讲给朋友听听,也算聊以慰藉。

第二天睡到了自然醒,我和小西出门买食材,准备在家做火锅。晚上的时候朋友们都陆陆续续来了,带着酒,礼物,蛋糕,气球……仿佛又回到了上一年火人节结束后,我们天天腻在一起开party的日子。

我就像怀念物欲一样怀念和他们在一起蹉跎光阴。不必有知识的增长,也不必有观念的碰撞,有时候甚至没有了更多的话可说,就只是在一起,像个肉眼凡胎的人那样。

记忆中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生日过了两次,有点受宠若惊。蛋糕上象征性地插着几根蜡烛,大家都很有默契地没有问起我的年龄,仿佛这个数字有多么残酷。我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再不冻卵就要过期的岁数了,但可能是纽约给我注入了太多新鲜血液,无限延长了我的青春期,所以在同龄人准备进入人生下半场的时候,我仍然什么都没有定式,还在幻想有好戏在等待开场。


似乎得意忘形的时候,生活就总会提醒你一些操蛋的事。刚过完生日第二天,我的微信号就又被封掉了,算上被封的大号,这已经是我第四个废掉的号了,使用寿命不到一个月。虽说名义上可以解封,但因为微信的各种关卡,总令我处处碰壁,最后无路可行。

对我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一个可以随时记录日常的地方,因为我很喜欢发朋友圈,那是我写作灵感与素材的来源,而这段时期频繁被封号,让我没能留下很多转瞬即逝的片段,又没有心情去使用其他疏于打理的平台。

很有趣,现实世界里的我和虚拟世界里的我竟然都在流浪,那简直是流浪之上的流浪。我不但离开了故土,还离开了我暂时的居所,我甚至都不在纽约,我甚至都没有了小号。

关于我的整个世界,仿佛都暂时被放逐在外,进而被抛诸脑后了。而我像是躲在避风港里回血的无名之辈,微弱得没有自己的声音与面貌。


还伴随着发生的坏消息是,纽约出现了第一例确诊的新冠感染者,三天后,加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情势很快恶化,估计是因为人口密度和高频率的流动,纽约变成了病毒蔓延最快的城市,过去还不到一个月,今天竟已确诊逼近一万例,并且还在加速攀升的趋势中。荒谬啊,上个月的这个时候我还在纽约参加李文亮的悼念会,遥遥挂念着武汉,而今天纽约也已在封城边缘。这是我迟迟不能回归原先生活里的一个不可抗力。

所幸那时的觉悟也应该迎来考验——我从未以置身事外的心态来看待这次灾难,以及它所意味的所有问题。

一切计划都被悬置,原本无比稳定的湾区生活也开始充满不确定性。罗勉本来马上要做他的政治学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为此还十分自律地在一次周末酒局上提前回家做PPT。结果就在开题报告前夕,据他说“在一个小时内发生了三件事“:斯坦福有一个教授确诊了,有俩学生疑似;全校停课了;然后他的开题报告会也取消了。

于是他也彻底放飞自我,又跑来找我们喝酒,喝到直接在沙发上坐着睡了一晚。我和小西第二天中午打算出去吃饭,一下楼才发现他还保持着原样呆在原处。

虽然喝了个宿醉,但他讲究依然是很讲究的,出门之前不忘要来小滚筒粘掉了衣服上的猫毛。桌子上一片狼藉,摆满了昨晚残留的酒瓶和酒杯,罗勉便随手把小滚筒往上面一放,小西忍不住提醒他:“你把它收好嘛,还是要维持一下啊。”


在开车去餐厅的路上,罗勉回味说,这个“维持”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因为它没有要求你变得更好,而仅仅是差不多过得去就行了,只要别彻底放弃。我突然很有感触,说,我在纽约的生活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经常会感觉渴了,饿了,家里乱了,脏了,又缺什么了,各种基本而必须的需求层出不穷,使我总是处于边缘状态,需要用点功夫“维持”,不让自己失去平衡甚至崩塌。

我认为这是一直游离在体制之外的结果,这个体制并不是指中国语境里那些和政党有关的组织,而是广义的社会系统,包括婚姻家庭、工作、社区邻里、亲人朋友,他们能够组成你的安全网。但我现在已经是最大程度上脱离这些体制了,罗勉至少还在读PhD,算是身在一个完善的系统内,我明显比他更加边缘。这种边缘状态下的情感和精神状态,很值得玩味。

当然,孽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作的。我追逐自由追到了尽头,不会奇怪看到这番光景。但我确实越来越需要朋友,并一直尝试在纽约寻找和建立社群。身而为人,总是要有一些归属感的。

小西说,她也很能够体会“维持”的心态,她在感情里时常进退不能,就只能努力维系现状。

聊到最后,我尝试做了一个积极的注脚,说:其实边缘状态让我更加接近真实,我从来没有这么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活着,每一个选择和决定都是自己意志的结果,而不是集体无意识下的随波逐流。

可能因为习惯了这样吧,疫情的发展直到现在也没有令我恐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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