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與奴役之間

人生而平等而自由，但在香港的政治場上，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特首、不能改變自己的憲法、不能改組自己的立法機關、不能懲罰濫權濫暴的執法人員。香港政府深明自己失職、失責，只打算退回萬元稅金，草草了事。我們滿腔憤怒，但無法實質地影響政府，處處要以示威、遊行、堵路、衝擊才能發聲。

香港人一直相信香港是一個高度自由的社會，曾幾何時也以自己作為全世界最自由的經濟體為傲。但回顧過去，我們能看得透這個幻象嗎？

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降，自由主義所講的自由亦僅屬負面自由。霍布斯所論的公民自由，即屬追尋目標時免於他人或外力的干涉的權力。諾齊克(Robert Nozick)講的自由，仍然是一脈相承。大市場，小政府，把政府政府對人們的干預，縮窄到維持市場的正常運作。他所講的仍然是負面自由。

除了那些不問世事的藍絲外，我們理應看到這種自由的局限。低稅、低門檻、低資本控制，香港社會的自由只是一種經濟上的負面自由，讓各種資金能夠自由進出、投資、經商、炒賣，享受各種低稅便利。

各種經濟神話只是一時幻象。不由己力爭取的自由，只會是一種別人的恩賜，一種奴隸的自由。奴隸也有自由。當奴隸遇到一個好的主人，他也不用擔驚受怕。遇到一個仁慈的達官貴人，更可能衣食無憂，甚至比用自己雙手維生的自由人更加「幸福」。但豐衣足食背後，奴隸始終是奴隸，他的靈魂仍然在他人之手。

按史金納(Quentin Skinner) 就共和自由的講法，奴隸與自由人的分別，不在於免受實質的干預或強迫，而在於後者並不用仰賴他人的專斷意志。當一個人的存在只能仰賴他人，行為亦必然地因別人的喜好影響，繼而要揣摩上意，扭曲自己的喜好。在香港的政治場境下，香港無一人不是奴隸，一種政治奴隸。

政治的自由人理應擁有自己的政府。無論是共產主義還是自由民主政體，他們也同意人民才是國家主權的來源。人民與政府之間理應是一種授權關係，國家政府只是代理人，替代人民管治國家。一切行政、立法以及司法人員也必須按照公民的集體利益行事，否則人民有絕對的權力，要求政府懲罰這些實習的官員、進行政治改革，甚至取回原先的政治授權。

雙普選遙遙無期，失職官員仍然安座位上，普羅大眾照舊罩難求，我們總覺得英殖政府比講港共政權做得更好。當然英殖時期的宗主國有民主制約，總比中共獨裁好上萬倍。但是諗深一層，其實香港社會本質上沒改變甚麼，只是我們換了一個比較差的「主人」吧﹗不過，卡繆指出自由與奴隸之間的分別，並不是一條永恆的鴻溝，就是在「奴隸否決主人屈辱命令的那一刻，也同時否決了他的奴隸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