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妇女节，关于「女生」「女王」与「女神」的文本表达

刷朋友圈和微博的时候，发现我所身处的社交语境下，「妇女」一词几近消失，铺天盖地的都是「女神节」「女王节」等相关文本表述，再往前翻甚至可以看到所谓的「3.7 女生节」。而各类商家，不论线上还是线下，近乎所有的文本都在表达，女性如何破茧成蝶，成为真正的「女神」与「女王」也只有一条路——买买买。各类广告素材中，女性形象都被营造在身处种种商品中，流露出满足、幸福的神情，仿佛所有的买买买都给予了她关于「女神」与「女王」的全部主体想象。

但实际上，这不过就是在男性凝视下的女性自我的建构。在男性凝视下，女性成了性客体，利益推动下，女性成为了性商品。

约翰·伯格在以艺术品举例讨论男性凝视时候就指出，艺术表现中女性总是处于被观看的地位。女性形象被迫强调臀部和胸部，着重表现性吸引力，通过夸张的视觉效果来迎合潜在男性观众的欲望。女性的肉体穿过画作本身，向画外的男性观众献媚。

我们当今看到的各种社会语境下，美好女性的形象都是极其单一的， 「白幼瘦」、「保持少女感」、「好女不过百」……这些常见的短语，塑造了女性纤细娇小而幼态的社会群体形象。这种男性凝视的外化规则也逐渐内化成为女性对自己的要求，仿佛达不到白幼瘦的标准，就不是美好女性。由此产生的身材焦虑、颜值焦虑、年龄焦虑，看似是女性的不自信，其实是社会加诸于女性身上的枷锁。这种枷锁不仅规训着女性成为理想的、完美的符合男性的审美享受的被观看的女性，也让这些被观看的女性以此去挑剔别的女性，主动成为了男权的猎物，成为男性凝视的推手。

我们回到三八妇女节本身，这个节日的规范化说法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或「国际劳动妇女节」，目的是为了增进妇女权益。可以说，妇女节从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反对资本主义与父权、阶级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历史使命，怀抱着男女平权、自由解放的美好愿景。而「妇女」一词，在《说文》中有这样的解释：「处子曰女，适人曰妇」。说的是未婚女性称之为「女」，已婚女性称之为「妇」，「妇女」其实是一个集合名词。司法解释中，14 岁以上的女性称为妇女，14 岁以下的男性、女性都称之为儿童。因此，「妇女」一词是指除了女童以外的全体女性。

如今，「妇女」一词的消失，以及「女生」、「女神」与「女王」等流行话语的兴起，实际上解构了妇女节的严肃政治意涵与深厚的历史意义。我们被「女生」、「女王」与「女神」等文本遮蔽，表面上看是对女性至高无上的尊崇，但当我们拆解这些文本就会发现，其行使地不过是继续在男性凝视中物化与矮化女性。

「妇女」一词被错误地重新诠释为已婚或大龄女性，而且「女生」、「女神」与「女王」等词也在通过强化我们对于家庭妇女和中年女性的刻板印象，持续贬抑「妇女」这个词汇。它忽视着女性对于自我价值的认定，是对女性的一种分化，表面上是对「污名化妇女」的反抗，实际上是认同了女性的价值在于年龄和贞操。

同样，我们也能在「女王」、「女神」为代表的文本中看到，在消费社会的狂欢中，女性被物化成一种男权社会的「性商品」。女性通过这些文本被纳入到男权社会主流价值叙事中，表面上看，女性通过消费狂欢下的买买买获得了主导权，似乎「女人花钱男人买单」等表达是让女性收益，实际上却是让女性通过商品从头到脚对自我进行「加工」，进而成为「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取悦着男权社会的目光。也正如鲍德里亚的论断，人们从来不消费物本身，人们总是把广义的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自身的符号，或让自己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

所以，每当谈妇女节，都应该从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导言开始，重新回顾「妇女」一词原本的意涵：

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女性参加生产劳动；当时女性主义的要求在理论领域产生，女人找到了经济基础；其对手因此变得特别咄咄逼人；虽然土地所有制部分失势，但是资产阶级抓住了一种古老的道德，这种道德视家庭的牢固结合为私有制的保证；由于女性的街坊变成真正的威胁，它便更为严厉地要求女性待在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