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吞徐

Voilà un homme qui a eu de grands chagrins

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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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毒这个词是在数年前我与父亲及友人的父亲对话时所听来的。他当时用这个词来描述他在成长过程中从被洗脑式教育灌输的思想中一步一步自我意识觉醒并摆脱其控制的过程。我也想以这个词为起点回望一下自己中的毒和逐渐醒悟的历程,且这是一个仍在继续的历程。

出生于1990年代中期,成长于急速发展的上海,我的童年不可谓不快乐。这样的快乐并非仅仅来源于不断提升的家庭收入,更好的物质生活基础,而是一种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的由上至下的乐观主义情怀。明年一定比今年更好,快乐的起因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是彼时新落成的上海国际赛车场,旗忠网球中心……横跨黄浦江的大桥一个接着一个建成,甚至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卢浦大桥刚刚通车的盛况还在我眼前回放。磁悬浮让人畅想未来公共交通的可能性,世博会更是一个汇集了一切美满远景的游乐园。那是一种莱布尼茨式的乐观主义,我也坚信自己所活着的宇宙是所有可能的宇宙中最好的那一个,且它只会变得更好。我曾相信这样的发展是无穷尽的,是永续的,只要我活得越久,我就能看到更美好的世界。与此同时,我从小接受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就鼓励我去参与到这个让社会进步的洪流中,成为它的助推器。谁的小学没有写过作文幻想未来的职业呢,“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作家…我想当医生…” 然而任何老师都不会告诉孩子们世界的真相,不会告诉孩子们这个社会权力结构每个人所处的位置和他们有限的能力。而我,一个后知后觉的人,也曾一直对未来充满幻想,加之中国自古以来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影响,我也一直以天下为己任,确信自己将是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这样的教育直至高中仍在延续,有许多的场合能喝到这样的鸡汤。甚至在走进校门是便能看到“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do it” 印在白色的格子瓷砖上。学校以及IB的教育宗旨依旧是把我往这条路上推:世界公民,普世价值,全球化常挂嘴边。回过头看,那是一种结合了乐观主义,世界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究极缝合怪,主导了许多我的日常生活决策,甚至可以说,我的民族自豪感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此。

好笑的是,与这样的乐观思想齐头并进的是物以“西”为贵的物质生活准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外化的在物质上的表现。去麦当劳过生日在00年代初是一件会引得同学们羡慕的行为,和同学们分享进口零食是最快乐的事之一(久光仍是我在上海最喜欢的商场之一,因为它更多地承载了童年的回忆),电视里滚动播出的国外消费品广告叫嚣着更高级的生活方式。

我第一阶段的疗毒来源于高中二年级在中文课上学传播学接触到的后殖民主义概念和文化霸权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现象的分析。当认识到文化领域的全球化发展不均衡的本质,和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霸权的不断渗透,我对曾经热爱的西方文化一切都开始有了些许的反思。但却又不得不臣服于这高度工业化产出的文化产品不断推送到我的眼前。我听的音乐仍是西方音乐,看的电影仍是西方电影,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文化传播的速度以难以置信的步调发生着,我认为自己也走在西方文化消费的前列,临近出国学习的时期仍对西方世界的生活充满向往。

疗毒的第二阶段发生在大学正式开始前的L&T (Learning and Thinking), 一个我们学校独有的传统。我的第一节课的第一篇阅读选自米歇尔福柯的《规则与惩罚》,让我迅速熟悉了 “Docile Bodies” (驯良的身体)的观念并在当晚看到了此生都不会忘记的电影——Beau travail. 我很不自觉地去回想那些我成长经历中受到的那些隐形的监视与规定,它们是如何成为我所认可的常规和传统并融入我生活的系统的,换言之,如何将我驯服的。那些进步主义和向往西式物质生活的思想牢笼,把我禁锢在一个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and live a better life的信念中,让我在每个不快乐的时刻想去做改变。而这个社会,把乐观,积极,阳光定义为美德,用这样的标准去驯化每一个人成为驯良的,无自我意识的身体,并不断边缘化那些不快乐和不渴望进步的人,将他们称为精神病患。

第三阶段的重要事件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那时我真切的感受到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正在将这个全球化的社会拉入一个未知的黑暗深渊。2001年Cass Sunstein就写过一本名为Republic.com的书,他认为社会极度依赖一个公共的信息交换和讨论平台,在这个公共的环境中接收他人的讯息,这些观点也许和他们自身的观点有很大的矛盾,但这样的矛盾是维系社会的基石。信息传播速度慢的传统社会反而有更大的公共交流平台,而互联网催生了一个个泡沫,把相同兴趣,相同政治观点,相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困在同个泡泡中。每个人都可以定制自己看到的世界,而所呈现出的世界反过来影响每个人定制世界的方式。久而久之,这个结构中人便会走向极端,社会不断地极化(polarization)。在移动互联网还未诞生的2001年就能有如此的洞见,实在是当我阅读时背脊发凉。而放到今天,2020年,社会极化的过程不断加剧,那些掌控着社交网络的大佬们也没有丝毫反思,反而不断推进这一切的发生,并从中赚取利益——私人定制广告服务便是他们罪行的代表。

而把社会加速推向深渊的是人性本身,心理学家和行为科学家们不断从实验中得到的结论便是即便把观点不同的人放在同一个空间交流,当他们离开这个空间时,只会进一步加深自己本身观点,而不会丝毫像反方的观点倾斜。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不光是对证据的选择性忽视,还是小众观点的群里讨论中的非捕获性,早已一再被研究所应证,见 Schkade et al. (2006), Stasser & Titus (1985), Diehl & Stroebe (1987).

媒介即认知论,尼尔·波兹曼早就在上个世纪做出这样的揭示,一个更加私人,更加定制化,能将更多相似的人链接起来的移动互联网构建了一个相似群体的认知方法。并且这样认知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群体之间将缺乏更多的交流可能性和了解对方观点的能力。在我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还不存在任何一股力量尝试去解决或者扭转这个极化的进程,哪怕最微小的力量都不存在。这样的极化同样衍生到了社会收入分配,教育机会分配,医疗资源分配(以后可能写文章细讲)。种种结合,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不成为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伏尔泰的《老实人》提供了一种对抗乐观主义的办法,“Il faut cultiver notre jardin”(我们必须耕种自己的花园)。然而事实上,手机早已成为每个人肉体的延续,网络上的生活渗透了现实生活,不再有自己的花园可言。我作为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悲观的部分来源于我对现实的认知,理想的部分来自于童年的荼毒。我还未将骨头上理想主义的毒刮尽,这样的理想主义姑且是我还能活下去的理由之一,想看看这个社会是否还能出现疑似我意想不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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