れ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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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漂流中。学无所成,身无立锥,尝试靠写作随笔缓解压力。

无权者日本札记番外篇——一个发言提纲

东京在进入八月后平均每周新报告感染者1500人,好多活动本来眼看着八月会缓一口气终于能面对面交流,也不得不取消。最近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就修改一下不久前一个小的杂谈会上一个发言提纲留下这段时间的记录。

新冠时代的Zoom生活

今天我们能用Zoom进行这个谈话会,确实受惠于科技在现代社会的巨大力量。Zoom在为了保持社会距离的情况下持续上课、持续人与人的交流的方面居功甚伟,就像目前媒体、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反馈显示,我本人在上课期间意识到的,Zoom也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让原本局限在一个课堂、一所大学或者是一个地方的交流(虽然大部分是单方向的授课或者谈话)变成了可以在全球同步参加的活动。我这学期的课上也有不能到日本的学生从中国在线参加,或者是曾经的同学如果有空也能回到同一个课堂一起上课。这一切似乎都显示着,科技让世界联系得更紧密,人和人的联系变得更方便、更平等。但真的是这样吗?我在Zoom课程和讲座感受到另一个特征反而是听众提问的机会被剥夺。比如在Webinar的形式中听众的问题都会被主办方的工作人员预先审查再公布给所有人(虽然也有chat功能),比如著名学者被某机构请去讲一次某个话题之后便在网上公布录像,这看起来是更便利,但实际上以前的学者可以巡回各个高校演讲,并且就同一主题听到各地、各专业的学生的意见,这在Zoom形式中反而变得不可能,对于讲演者本人来讲这应该也是一种损失。并且就在之前,Zoom宣布退出对中国国内个人客户的服务,也就是说这个途径从此断裂了,就像Google Drive等服务一样,能够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只剩下受到中国政府严格监控的腾讯会议/百度网盘这一类软件。

时代之中如何批评

「全球化」这个说法是对中国政府通过封锁中国对Google之类服务的网络访问,反而导致中国产的软件成为国际上最为通用的古怪现象。而这个「全球化」目前看来甚至也无法持续,因为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自由国家」也开始出手禁止中国的软件和app。这让我想到了丸山真男批评战后日本的所谓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水火不容的态度问题(「ある自由主義者への手紙」、『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所収)。丸山一直强调要用批判的眼光面对现实的问题,并且要成为一名实用主义者。关于实用主义,他又在写到福泽谕吉时提到,这是指对一切问题的认识,尤其是政治现状,都要将其理解为「附带条件性」的命题,随时保持「独立自尊」的立场。

学术界,尤其是文科中的哲学学科,经常认为面对现实的恶时「与巨龙搏斗者,终将成为巨龙」,强调应该像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论一样,在最后的关头实现「扬弃」,因此有些观点认为批评某现象实际是会加强这一现象背后赖以存在的社会机制本身。这毫无疑问是有道理的,但现实却是,大部分时候都只是重复了「正—反」之后一方单方面宣布坐上新的「正」位,然后开始下一次的「正—反」,并不给哲学批判提供「合」的机会。这时候,强调走向最终的「合」的人文学科,在日益紧张的现实局势之中是不是显得有些无力和天真。当然我不是要批评人文学科的理想性,反而认为正是人文学科中高举的理想性(IDEA)才是唯一能够对现实进行有效批判的工具,丸山真男就说过,用事实批判事实是无效的,必须有基于理念的「高层次」的什么东西的运作才能使批判得以成立。那人文学科为什么不介入呢?

「为己之学」到open yourself

这就说到未来的学术的问题。我来日本之前就有一个长期的疑问,那就是怎么理解「学以致用」这一点,这也是困扰明清时期儒者的一个核心问题。我选择从文学院转到哲学院,在开学典礼上就听院长讲话说,「我们学哲学是没有当下的实际效用,但是哲学有大用,大家以后要进政府机关,要经商,走向社会的各行各业,都需要哲学的思考能力,做人处事的能力,把握人生的能力」。说实话这段说辞完全没有打动或者说服我,因为它实际上把哲学当作了一种外在于人生的工具,看作类似于万精油的技巧,这和我理解的哲学不一样。我一直好奇论语里说的「古之学者为己」是怎么回事。唐代的孔颖达(《论语正义》)说,「古人之學,則履而行之,是為已也。」先不说「履而行之」该怎么理解,如果单纯地理解为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和问题意识继续研究,是否就真的万事大吉了呢?近十几年来,无论是美国、中国(广义的大中华区)还是日本,都在大量培养博士生,但实际上大学的教职不允许、大学的预算也无法支撑这么多新博士的诞生和新教职的设置,可能相当数量的博士学生都因为就业问题而没有办法安心做「自己的学问」。另外学术界涌进大量的博士也导致了学术产品的变质,去年普鸣(Michael Puett)在日中学会成立70周年大会的主题发言虽然有些跑题,但我想一定程度是在回应目前学术界的这一个问题,来思考如何培养真正的哲学学生。说一句有点偏激的话,光有兴趣做出的学问不是我认为的理想的学问,因为出于兴趣的东西很容易变得自我封闭,失去和圈子以外的人和事交流的机会。朱熹引程子说:「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朱熹的思想里面己和物是相对的一套概念,他引这句话也就恰好说明学问的成立不能局限在一己的范围之内。但是问题是,怎么样跨出前往自己之外的第一步,也就是open yourself的第一步呢?

推己及人

在这里我想先换个话题,讲几个我认为「理想」的学问到行动的转变。一是北大马会学生支援深圳农民工的例子,那位领头的女学生貌似至今还下落不明。从他们阅读马恩经典中有关工人运动和工人权益的部分,到他们悄悄跑到深圳帮助农民工组织起来维权,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以及怎么发生的?二是60年安保运动结束后,大量知识人发表了谈话(尽管主题不一定相同),比如竹内好、丸山真男、鹤见俊辅,他们是怎么从各自不同的学问领域共同走上安保运动的街头的?支撑他们把学问转化为行动,而且是与人相互关联的行动的基础应该是某种共情(empathy),而且我们去读竹内、丸山在那个年代的讲话,总能感受到很强的情绪号召,这种号召力正是真正的学问所必须的。具体地说,如果孟子所谓的「以先觉觉后觉」这种类似启蒙主义的路线如果还是有效的,那它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语言、写作和文本的号召,带动起他人的共感,而不是基于一种说教方式的宣传,这可能是未来的学术必须坚守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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