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日本随笔（三）——写于2019年新年号公布之后

有关日本为何以及如何引进了东亚儒教社会的代表性标志年号，最近正好有东大研究中国思想的小岛毅老师新书（『天皇と儒教思想』、光文社），书中也提到了年号在中国的形成。简单的说，在汉代儒学地位上升，公羊学对《春秋》卷首「元年春王正月」一句的解释过程中，这个「元」字开始带有非常宏大的意义。同时，统治者的正统性与时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另外对年号形成产生影响的有自周天子开始的「授历」制度。作为周王室的机能之一，每年以周王名义颁布的历书在拥戴其为共主的诸侯国之间通用，是维持周代封建局势的重要因素。从这两点合看，便可理解为何汉武帝时期开始正式在全国通行统一的纪念方式并且命名为「元」了。（按辛德勇教授所说，汉武帝创制的统一纪年法并非一开始就叫「建元」等，而是每六年循环一次，每次都从元一年、二年往下计数，此后追溯时分别命名为「建」、「光」、「朔」、「狩」的顺序。）总之，从创设过程可见，中央王朝利用年号确认自身统治范围应当是其被发明的最根本原因，即公布年号和接受年号的行为是宣布政治统治和服从（接受统治）的一套机制。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汉以后的反抗政权、敌对政权即使不一定称帝（仅称王或遥尊某人为皇帝）也一定有自己的年号，而同时主动接受对方势力的年号则代表和对方建立同盟甚至是附属关系（称为「奉正朔」，如朝鲜半岛的高丽政权曾先后接受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辽的年号，后续的李氏朝鲜则始终使用明的年号，并在降清后一直私下使用崇祯年号两百余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年号在645年大化改新时使用的「大化」，而持续使用至今的年号最早可回溯到701年「大宝」。这一时段正是所谓「大和朝廷」在（当今的除冲绳、北海道以外的）全日本建立统一政权的时期。大和政权引进了打着厚重儒学印记的官僚体系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治，同时又极警觉地和大陆政权保持距离，这固然有地理上的因素（相比朝鲜，并不易受到侵略），但也给现代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以大陆中央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观察视角。对于东亚当时的各政权而言，儒学式的天子统治着境内包括了时间的一切，这一王权的形态无疑是最「先进」的「普世价值」，日本的政权采用年号制度而同时坚持使用自定年号这一做法，和朝鲜半岛政权的做法正好形成对比。

至于年号这一儒学式的制度设计中要不要引入「日本元素」，以及此次新年号究竟好不好，这是永田町的政治家和官僚们应该考虑的事情，轮不到一个外国人多嘴。不过在新年号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从公布新年号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见到当今日本社会的一些心态。

按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发布此文时，这位大秘书就要接过如同暴毙般宣布辞职的现首相职务了）在4月1日记者会上的解释，「令和」出自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中有关梅花的32首和歌部分的总序。在记者会现场，菅义伟用日语训读的方式摘读了以下部分（遗憾的是官房长官第一遍读的时候在「气」字之后漏掉了「淑」的部分直接跳到了「风」）：

> 時に、初春の令月にして、気淑く風和ぎ、梅は鏡前の粉を披き、蘭は珮後の香を薫す。

NHK迅速跟上的字幕也如上表示，并且给汉字配上了假名读音。乍一看确实是很「日本」的出处，但翻开《万叶集》原文便知道，这一段文字实际上是用汉文（文言文体书写的文章）写的，只是在目前日本的学问体系之中，汉文全部用「训读」方式阅读，因此按照标准的训读体，这段文字变成了上述的样子和读法。（而被视为「近代日本」的远源之一的江户时代的荻生徂徕，则是一位热心地向往来长崎的中国人学习汉语发音并要求学生「直读」汉文的「日本」的「古学家」）暂且不说这段文字与东汉传奇人物张衡《归田赋》、书圣王羲之「兰亭集序」、对日本文学有启蒙作用的《文选》等的关系，仅就这段文字的文体而言，仅称新年号采用了「来自日本传统的典故」就有不妥。

其次，安倍政府此次确定新年号的操作过程本身也反映出强烈的政治意图。不仅中国媒体对年号的「去中国化」大跌眼镜，韩国（最近日韩间因左翼的文在寅政府不断支持反日和清算历史责任而相当紧张）、英国（日本是英国政府预定的脱欧后重要贸易伙伴之一）乃至最大的盟国美国媒体都第一时间对新年号当中可见的安倍政权的「保守」「右倾」倾向表示关注。也有记者敏锐地指出，「令和」甚至可以被解释为「命令大家和顺」，某种意义上正是符合日本人性格的新年号呢（战后对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深层次国民性批判中一个重要的论题就是全民「无责任」的体制。具体可以参考丸山真男《超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一文，或此后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一书等）。确实，在Twitter上也看到有日本的某文字工作者在第一时间把「令和」读为「和セシム」，和这位美国记者的读法意思一致。不过本人还是认为提议这一年号的专家忽视了「令」字在汉文中具有的多义性。比如《论语》里孔子就批评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再比如传统书信中常用的「令尊」、「令郎」的称呼（现代日语中也有「令嬢」的用法），令字的意义与《文选》中引用的郑玄注「令，善也」并无太大区别，而在用法上和日语常见的「ご飯」「お台場」中的前缀词类似。这样，即使「和」字具有形容风柔和的意思，连起来不也是仅仅「（今日の風、）お気持ちいいですね」（今天的风感觉真舒服啊）的意义吗？

同样，对于「和」字，在日本以「大和民族」自称的大背景下（其实目前学界对前述大和政权也逐渐放弃汉字标记，采用「ヤマト政権」的新写法），在NHK4月1日中午的节目采访中，不少人都说「会联想到昭和时代，觉得很棒」，不知道他们心中的昭和是否只是天皇被迫自愿放弃神格接受GHQ的民主改造后日本经济腾飞的昭和年代，而忘记了此前的20年，正是同一位天皇和天皇之下的官僚体系把日本拖入了战争的泥沼。

此次公布新年号，在安倍政府内部意见也并非铁板一块，最强力的反对恰好来自右翼色彩浓厚的尊皇保守派阵营，他们认为提前公布年号会导致天皇的「权威」出现问题。公布当天，警方在首相官邸便逮捕了一位试图闯入的右翼人士，当时他试图散布反对提前公布年号的传单。这几天社会动向也表明，「平成」迅速沦为了「新时代」的陪衬，当今天皇的「权威」似乎确实受到了影响。——然而在宪法上，天皇不具有参与国政的职能，因此也本不具备任何的政治权威（authority）。因此年号仅仅是和天皇的在位相搭配的一个附属品，这一附属品的决定权不在天皇，而与行使国家权力的行政机构（政府）有关，政府则以「方便国民」为理由提前公布新年号。这是安倍政权的解释，其中完全避开了天皇与政治的关系。天皇（理论上包括皇族，但宪法中仅提及天皇）不具有参与国政的职能，这是战后反省天皇制国家时制定的补救措施。不同于英国国王的「政治中立」，战后历代政府都解释宪法此条为「天皇是非政治性的」，通过强调天皇的「非政治性」为自己施策的正当性背书，即在野党多次批评的「政治利用天皇」，实际上安倍政府对此策略的运用可谓到达了极致。

「平成」改元时，当时的相关记录按照政府公文的保密要求本应在今年解密，安倍政府以「按照规定时间解密可能影响制定新年号」为由将其延长保密三年，目前对当时相关经过的了解都是来自改元近20年后对相关人士的访谈或参与人士故后留下的笔记。此次新年号公布前，政府表示「提议者、落选年号等将沿袭前次惯例不予公布」，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提议者和落选年号都以「政府相关人士」的名义透露给媒体，甚至有报道称，安倍晋三很早就确定要在《万叶集》中选定新年号，在公布前一周时已几乎确定了「令和」年号——也就是说，此后召开的「有识者座谈会」和「年号委员会会议」都形同虚设，只是走过场而已。令众人一团和气地同意新年号，这就是安倍流的“令和”吗。NHK（NHK的会长也是此次年号委员会成员）拍摄的各地喜迎新年号的报道中更是不断重复的众人感激涕零、拍手庆祝、男女老少对新年号充满信心的镜头了。安倍本人甚至在1号下午到晚上连轴转，到三家电视台亲自参加现场直播，宣传新年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令也。

绕了一大圈，只是想多记录一下这段历史，如果此后要在日本生活，可能这会成为此生见证的最重要历史事件了。（没想到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新冠…）从自己的角度来说，虽然外国人在日本并不具有完整的政治权力，但接受年号等于接受统治（与接受政府的服务并自愿履行义务不同）这一点是一致的。日本社会一个明显的特质是遵守规则，在相当多的意义上这是正确的，但其中的前提是，遵守「自愿自发的」规则或「愿意遵守的」规则。因此我基于个人对新年号的不适感和对公布新年号一系列过程的厌恶感抵制新年号。SNS上的流量焦点们不假思索地接受新年号，只会让当权者相信他们能够为所欲为，而等到微不足道的个人想要反对某个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政府决定时，可能为时已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