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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图哥|“武汉肺炎”语境下的“谣言”之惑

言论自由定律:禁言导致错谬。如果被禁言论是正确的,人们就只剩下接受错误的机会;如果被禁言论是错误的,正确思想就失去了在与错误交锋中验证正确性的机会。一一穆勒


“武汉肺炎”议题在大陆社交媒体解封后,各种相关信息不停在自媒体刷屏,让人目不暇接。

与此同时,一部分官媒在舆情处置部门的授意下又开始旧调重弹:不信谣、不传谣。

微信群、微博上一部分带路党也不明所以或别有用心地谆谆教导起“革命群众”:不信谣、不传谣。

其实,世间哪有谣言一说?要么就是诽谤或诬陷!而在大陆,所谓谣言,往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作家胡泳在其文章《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中引用卡普费雷的话说: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

“官方”来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它取决于一种共识,这种共识阐明了谁拥有法律上的发言权,即便其缺乏道德上的发言权。

真相和谣言我们原本注重的是它本身真假的意义,在大陆却演变成了,由官方来定性真相和谣言的本性。

当“权威”将触角延伸到这种范围时,不难想象真相将是可以按需生产的“标准件”,也可以炮制成谣言,反之谣言也可以加工成需要的“真相”。

因为当“意识和认知”培养成熟之后,配合上一种声音的传递(如cctv等dang姓喉舌的鼓噪),结果将会是人们都相信,“真相”就是真相,“谣言”就是谣言(真相是“谣言”,谣言是“真相”)。

实际上,所谓“不信谣,不传谣”本身就严重违背逻辑。

一条未经证实的信息,恰恰需要通过广泛的传播,反复交叉比对,最终才能证实或证伪,去伪存真,辨邪留正。

如果没有错误,就不需要证实,没有证实就没有纠错。没有所谓的完全正确。因此,“不信谣,不传谣”的只有上帝,人是永远做不到的。

从客观上说,所谓“谣言”是最能接近真相的一种传播方式!

众所周知,最早向公众披露这次武汉疫情的不是医疗部门,而是普通百姓。

但这些“草民”却被武汉警方视作“传谣者”传唤并处理了。

所以才有后来网络热文——《向八名"谣言"发布者致敬》的流行。

正如这篇文章所指出:

本来应该承担向社会第一时间通报疫情的职能部门,没有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而社会民众的自发传播,又被当成“谣言”传播者“依法处理”。

我们难以想象,面对官方和民间两个渠道都被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疫情怎么能做到真正防控?

面对谣言,除了警方的依法,更应该公布真相。任何谣言都止步于真相,而不止步于智者,更不会止步于权力。

就如那八个被依法处置的所谓谣言传播者,他们不是专业人士,他们的说法肯定有不精准的地方,如果依此就定义他们是造谣传谣,势必会打压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利。

没有言论自由是非常可怕的。言论自由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民自由安全的最重要的前提。

言论自由就是一个国民,他既有权利说正确的话,也有权利说错误的话。如果只要求国民说正确的话,不让他说错误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判断哪些话是正确的,哪些话是错误的。

正确的话得不到大家的检验,错误的话也得不到大家的纠正,结果最大可能反而是正确的话被掩盖,而错误的话大行其道,就比如武汉疫情初期说不具有传染性或传染性不强这样错误的话利用官方渠道大行其道,使大家放松警惕,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言论自由并不等于国民可以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虚假信息而进行传播。如果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进行传播,那么就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就要受到法律的追究惩处。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国民不知道是虚假信息,但是根据自己生活常识判断他获取的信息是真的而进行传播,这样的言论就不应当被禁止,这样的传播仍然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如果国民获得某一信息他必须求证,这样的信息是真的才可以去传播,那危害将是巨大的。

就比如在武汉有8位公民获取了疫情这样的信息,根据他自己内心判断,有可能是真的而去传播,这种行为就不应当被禁止,更不让被惩处。

这样的信息广泛传播开来,才可能使官方引起足够的重视,进一步利用官方渠道官方力量去求证这种信息的真假。如果最终确认是假的官方及时发布公告澄清,如果是真的,也让市民及早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

现在官方把制造传播虚假信息与公民没有证据证明他获取信息的真假而去传播完全等同起来,只要你没有证据证明你所传播的信息是真的,那么你就是在传播虚假信息。这种认定非常的可怕。

当然如果把公民先行羁押起来进行审讯利用侦讯的力量强迫公民承认自己明知这样的信息是假的而去传播,对于官方来说也并非难事。

因此这样的案件最终在司法上,在法院审判中如何判断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仅仅有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公民是明知虚假信息进行传播,那么这样的事实仍然不能予以认定。

在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方面,大陆在司法实践中做的非常不足,至今为止还没有将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有相关的权威司法解释和权威的司法判例可供参考。

于是祸从口出、谨言慎行等等缺乏基本公民意识的观点大行其道,大陆也从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中很少吸取到经验教训。

纳粹杀犹太人时我们都不在现场,可我们知道纳粹杀过人。

731我们也不在现场,可我们知道毒气室残害了同胞。

不必在现场,因为常识在现场;不必在现场,因为良知在现场!

还有一条至关重要的常识:不许你接触多元信息、不许你说话的症腐,绝对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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