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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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方孝孺《豫让论》

请注意: 本文包含关于令人不适的描写以及明史,阅读请慎重。
我青年时代时就读过

我年轻时就读过《古文观止》,那是清人吴楚材和吴调侯编选的一套文言散文集,上启《左传》,下至晚明,大陆初高中语文课本里的文言文,绝大多数都入选了这一集子。

既然是“年轻时就读过”,那就约等于没读过,只是偶尔翻一翻,混个眼熟。某天心血来潮,想看看那些生前素有文名,而因名获罪的文人是否还有文章流传,流传下来的文章又是否名副其实,于是想到了方孝孺。还真有,是《豫让论》(其实一共两篇文章,另一篇是《深虑论》,当时没有注意到)。

这是一篇比较典型的文人论史的文章,其中叙事只是夹叙夹议的副产物,大概默认读者已经了解了相关史实,只能算是原有史料的读书笔记,或者时髦一点说,是衍生作品。所以当时不了解豫让的我,实际上没太看懂。后来在大三下学期,选修了一门《资治通鉴》导读课,豫让的故事算是韩赵魏三家分晋的一个尾声和回荡,而三家分晋发生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不久,是《资治通鉴》记录的开端。


话说晋国到了春秋末年,国君的能力和实力都已大不如前,国家的权力掌握在各家大夫手里,实力最强者为智氏,远胜过韩赵魏三家。智氏的倒数第二任大夫智宣子选择继承人的时候,选择了各方面才能优秀,但是“不仁”的智瑶。智瑶在智宣子死后掌权成为智伯,在一次宴会上公然羞辱了韩康子和他的谋臣段規。另一方面,赵简子选择了能把写有自己教导的木简时时记诵,并且带在身上的無恤作为继承人,还命尹鐸在晋阳经营,收买民心,以为退路。無恤即位后,史称赵襄子。

智伯仗势自己的实力不断向韩魏两家索取土地,两家畏于智氏的实力,每每割地示好,却希望别人出头教训一下智氏。赵襄子没有满足智氏的贪婪,于是智伯率领韩魏两家一起攻打赵襄子。襄子逃往晋阳坚守,智氏掘开晋阳旁边的晋水,水淹城墙,还向身旁的魏桓子和韓康子炫耀自己水淹的谋略。这一句话就提醒了两人,因为魏的安邑旁边有汾水,韩的平阳旁边有絳水。于是就在晋阳即将沦陷之际,赵魏韩三家结盟,反过来水淹智氏,夷灭了智氏一族。《通鉴》里还记了一句话,小孩子要把眼睛捂上:“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

豫让此时在《资治通鉴》中登场,司马光着墨不多,更详尽的故事在《战国策·卷十八·晉畢陽之孫豫讓》,我们那门课中有引用。他本是晋国大夫中行氏的家臣,中行氏给他的待遇不好,于是跳槽到了智伯家,深受智伯宠信。智伯败亡之后,豫让逃入深山,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发誓要报仇。他先是身藏匕首化装躲在赵襄子家的厕所,襄子如厕时心惊肉跳,于是派人搜索,抓出了豫让。赵襄子感叹豫让的义气,将其释放。但是豫让没有死心,他在身上涂漆易容,还吞下炭块把嗓子弄哑,连自己的妻子都认不出来,化装成乞丐寻找接近赵襄子的机会。终于有一次赵襄子出行要经过一座桥,豫让埋伏在了桥下。可惜赵襄子的马“提前受惊”,豫让再次被捕。豫让不想再成全赵襄子宽宏大量的美名,主动要求伏诛。襄子感怀其忠义,脱下自己的外袍,命人举着袍子,豫让再三跃起,以匕首刺袍,然后伏剑而死。

虽然豫让漆身吞炭之后连妻子都认不出来,但是还是有朋友认出来了,朋友不解,若是智伯投降赵氏,得到了赵襄子的器重与信任,到时行刺岂不更容易成功,又哪用得着受这些苦呢?豫让则认为不行,那样做是“懷二心以事君”,如果赵襄子真的信任了自己,那么复仇就变成了为了旧的知己而杀害新的知己,而且违背了君臣之义。他自己做这么困难的事,就是想让那些怀有二心的臣子感到羞愧。


以上就是《豫让论》评论的对象。那么他是怎么评论的呢?文章开门见山,立场先行: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也就是说面对堪称知己的主君,臣子应该做的是全力发挥自己的智谋,将祸患消弭于无形,让自己和主公都能保全,将生前身后的荣耀留在史书上,那才叫爽。没能在祸乱发生之前平息掉,却在失败已成定局之后才捐躯殒命,豫让的做法是沽名钓誉,吸引世俗的眼球,为君子所不取。后文结合着我们前面讲到的故事,分条缕析地论证了一番。当然结尾还是给豫让留了一点面子——虽然豫让称不上是一名国士,但是比起早上起来还是仇敌,下午就变成别人臣子的人来说,还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读完文章,一声长叹。

朱元璋的嫡长子朱标早亡,于是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分封朱标的几个兄弟为王,有互相牵制,拱卫京师之意。然而就在朱元璋的晚年,除了燕王朱棣之外的几个年长藩王先后去世,再也无人能制衡燕王。朱允炆登基之后,任用齐泰和黄子澄,未有深谋,激进削藩,不久,燕王朱棣举兵“靖难”。

方孝孺也并非无所作为。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削藩之时,他曾建议“以德化道之”,实际上就是委婉地提出了反对意见。燕王进兵至大名府时,他曾建议一方面派遣使者传信稳住朱棣,另一方面派遣关外将领入关进攻燕王后方。自己在北方的门生口中得知朱棣和他的世子朱高炽不睦,又修书劝降朱高炽,离间朱棣父子。直到朱棣兵临南京城下,他仍坚持固守待援。

可惜这些努力没有回报。年轻的建文帝意气风发,哪里听得进徐图缓进的建议?朱棣发现后方有难,居然修书和建文帝叙说起人情信义,而建文帝居然因之几欲罢兵,朱棣趁此机会偷袭南方粮道,大挫南军士气。朱高炽对离间计的处理也滴水不漏,将书信和信使原封不动押送前线。至于南京城破之时,守城的功臣二代李景隆开门而降,诸位藩王则早已开始和燕王互道辛苦……

故事的结局让人不忍卒读,小孩子更是必须回避。因为打算发在微信等平台,审核人员辛苦,还是直接上原文吧:

及师次金川门,大内火,建文帝逊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孝孺衰经号恸阙下,为镇抚伍云等执以献。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系之狱,使其徒廖镛、廖铭说之。叱曰:「小子从予几年所矣,犹不知义之是非!」成祖欲草即位诏,皆举孝孺,乃召出狱,斩衰入见,悲恸彻殿陛。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左右援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孝孺不一顾,乃尽杀之,然后出孝孺,磔之聚宝门外。孝孺慷慨就戮,为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时年四十六。复诏收其妻郑氏,妻与诸子皆先经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辄以示孝孺,孝孺执不从,乃及母族林彦清等、妻族郑原吉等。九族既戮,亦皆不从,乃及朋友门生廖镛、林嘉猷等为一族,并坐,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徼死者不可胜计。孝孺季弟方孝友就戮时,孝孺目之,泪下。孝友口占一诗曰:「阿兄何必泪澘澘,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士论壮之,以为不愧孝孺之弟。孝孺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过淮,相与连袂桥水死。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八·壬午殉难》

议论方孝孺议论豫让的文章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倒不是因为国人讨论问题经常“诉诸身份”,而是这种套娃式的议论实在是容易流于“哀之而不鉴之”的浅薄,以及有给自己立 flag 的危险。

不过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豫让论》中多次出现的关键词是“忠”,比如“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而在《资治通鉴》和《战国策》中,“忠”字只出现了一次,赵襄子所赞美的,是豫让的“义”。在豫让的年代,主公与谋臣的关系,更接近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主公向谋臣支付自己的信任,承担失败身死的风险,享受采邑臣民的利权;谋臣支付自己的智谋,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豫让的所作所为,是在践行自己的个人意志,而非履行被动的义务。

只是这种分工之“义”,在一代又一代“博学鸿儒”的改造之下,逐渐成了臣子单方面的“忠”。在豫让之时,劝谏一个刚愎自用的君主尚且困难无比,在一个以忠为纲的帝国,皇帝就成了国家机器上最大的单点故障隐患,民怨积累而沸腾,便有了一次又一次的王朝循环。

跳出历史的弹道来看,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道德除了具有人们普遍承认的模糊性之外,在百年以至于千年的时间尺度上,还是一个时变函数。赵襄子尚且将座车收入府库,三日不食,纪念豫让;到了方孝孺的时代,豫让就变成了“钓名沽誉,眩世炫俗”,正确的做法是再三劝谏,“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再后来,“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帝王将相在权力斗争的战场上,开发自己的政策工具箱的时候,想到过自己的小小发明可能会塑造百十代人的道德观念吗?不能不慎之又慎啊。

不过应该是我多虑了,像我这样的蝼蚁,时代的车轮碾过之时,外骨骼碎裂的声音和引擎的轰鸣相比,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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