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外交政策杂志《中国在衰落，而这才是问题》及一篇反驳

上周摸鱼的时候看到了反华媒体上转了一条微博，上面居然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仅仅与中国竞争是不够的。中共的迅速军事扩张可能会在2035年入侵美国，所以解体中国是必需的。”

这一听就觉得太扯淡了，应该是断章取义的结果。于是决定亲自去《外交政策》杂志的官网上找找有没有可供断章取义的素材。结果找到了一篇《China Is a Declining Power—and That’s the Problem》，但是有付费墙。在找全文的过程中，又找到了一篇反驳文章，于是一并翻译了出来。

这篇文章，作者自认为是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纠正，我倒觉得可以看作是补充发展。我对修昔底德陷阱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一些公众号（比如FT中文网和很久以前已经被销号的“腾讯思享会”），以及 CRAZY262 的视频《【262思货】大国角斗 从修昔底德陷阱开始》。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先后崛起的两个强权之间，在后发国家即将或刚刚超越老牌帝国，两者国力靠近的时候，双方很容易爆发战争，若后发国家获胜，则霸权易手。但是这种解释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老牌帝国知道对方要超过自己，那么战争越早越好，最好是自己的势力还远胜于对方之时；后发国家认为“时间在我们这边”，那么战争越晚越好，直到自己远远甩开对方——两个不等式没有交集。传统的解释，往往无法离开偶然事件，政治家的错误判断，以及统治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不协调。

这篇文章则认为，战争发生不仅需要前文所说“后发国家即将或刚刚超越老牌帝国，两者国力靠近”（数学上的函数值），还需要满足"赶超国的国力发展速度（数学上的导数）明显下降，且老牌国家开始发力应对威胁"这一条件。这不仅导致两者国力相近的时间会被严重拉长，而且随者后发国家的速度下降程度和先进国的发力效果，会出现后发国家的优势反而会不断减少的时段。此时若后发国家判断已有的优势若不彻底利用则可能无法超越，则后发国会主动诉诸一战。

反驳文章给出的理由很多，但思路很一致，并不反对这套解释，但是不认为中国的发展速度会下降到统治者认为必要一战的地步。具体的内容可以看译文。

后来确认了一下，原微博所指实际是另一篇文章《A Dangerous Decade of Chinese Power Is Here》，略读一下，依然没有看到肢解之类的说法。

好家伙，读后感放到了译文前面不说，篇幅也接近一篇独立文章了。以下是译文：

外交政策杂志《中国在衰落，而这才是问题》

Pay wall on original page, translation based on: https://www.politics-dz.com/en/china-is-a-declining-power-and-thats-the-problem/

Hal Brands 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务杰出教授。 他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和彭博观点专栏作家。

Michael Beckley 是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珍妮·柯克帕特里克访问学者，著有《无与伦比：为什么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书。

为什么大国要打大仗？ 传统的答案是一个挑战者崛起和霸权衰落的故事。 一个对现有秩序规则感到不满的崛起的大国，在一个既定的大国——制定这些规则的国家——的基础上取得了发展。 紧张局势倍增； 实力考验接踵而至。 结果是恐惧和敌意的螺旋上升，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 古代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道：“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这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慌，使战争不可避免，”现在在解释美中竞争时，这句老生常谈，常到听吐了。

由哈佛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推广的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 的想法认为，随着崛起的中国赶上萧条的美国，战争的危险将猛增。 就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赞同华盛顿必须为北京腾出空间的概念。 随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认为摩擦的根本原因是迫在眉睫的“权力转移”——一个霸权被另一个霸权取代——的信念已经成为经典。

修昔底德陷阱并没有真正解释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 它没有捕捉到经常推动后发大国——无论是 1914 年的德国还是 1941 年的日本——引发一些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冲突的动力。 并且它没有解释为什么今天美中关系中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它从根本上错误地判断了中国在发展轨迹所处的位置——相对实力达到顶峰并将很快开始消退。

确实有一个致命的陷阱可以让美国和中国陷入困境。 但这不是修昔底德式的陈词滥调所说的权力转移的产物。 最好将其视为“峰值功率陷阱”。 如果历史有任何指导意义，那么中国——而不是美国——迫在眉睫的衰落可能会导致它突然爆发。

有一整套被称为“权力转移理论”的文献认为，大国战争通常发生在一个霸权崛起和另一个霸权衰落的交叉点。 这是支撑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主体，不可否认，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 新势力的崛起总是会破坏稳定。 在公元前 5 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如果没有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并成为海军超级大国，雅典对斯巴达来说似乎不会如此具有威胁性。 如果中国仍然贫穷和弱小，华盛顿和北京就不会陷入竞争。 新兴大国确实以威胁统治大国的方式扩大其影响力。

但引发战争的演算——尤其是推动后发大国，试图动摇现有体系地猪突猛进，的演算——更为复杂。 一个相对财富和权力正在增长的国家肯定会变得更加自信和雄心勃勃。 在一切平等的情况下，它将寻求更大的全球影响力和威望。 但如果它的地位稳步提升，它应该推迟与霸主的致命摊牌，直到它变得更加强大。 这样的国家应该遵循冷战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为崛起的中国定下的格言：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现在想象一个不同的场景。 一个不满的国家一直在建立自己的权力并扩大其地缘政治视野。 但后来这个国家达到顶峰，也许是因为它的经济放缓，也许是因为它自己的自信激起了一个坚定的竞争对手的联盟，或者也许是因为这两件事同时发生。 未来开始寻找竞标； 迫在眉睫的危险感开始取代无限可能的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大国可能会大胆甚至激进地采取行动，在为时已晚之前夺取其所能。 世界政治中最危险的轨迹是长期上升，然后是急剧下降的前景。

正如我们在即将出版的《危险地带：与中国即将发生的冲突》一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这种情况比您想象的要普遍。 例如，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表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几年里，雅典开始表现得更加好战，因为它担心海军力量平衡的不利变化——换句话说，因为它正处于在和斯巴达针锋相对的对峙中失去影响力的边缘。 我们在最近的案例中也看到了同样的事情。

那些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世界平均水平，然后遭受严重、长期放缓的大国通常不会悄然消失。 相反，他们变得傲慢和咄咄逼人。

在过去的 150 年里，达到顶峰的大国——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大国，然后经历了严重、长期的放缓——通常不会悄悄消失。 相反，他们变得傲慢和咄咄逼人。 他们在国内压制异议，并试图通过在国外建立专属势力范围来重新获得经济动力。 他们向军队投入大量资金，并使用武力扩大影响。 这种行为通常会引发巨大的权力紧张局势。 在某些情况下，它涉及灾难性的战争。

这应该不足为奇。 快速增长的时代增强了一个国家的雄心壮志，提高了人民的期望，并使竞争对手感到紧张。 在持续的经济繁荣时期，企业的利润不断增长，而公民也习惯了过大日子。 该国成为全球舞台上更大的参与者。 然后停滞来袭。

增长放缓使领导者更难让公众满意。 经济表现不佳削弱了该国与竞争对手的对抗。 由于害怕动乱，领导人镇压异议人士。 他们拼命地纵横捭阖以阻止地缘政治敌人。 扩张似乎是一种解决方案——一种攫取经济资源和市场、让民族主义成为受伤政权的拐杖并击退外国威胁的方式。

很多国家都走上了这条路，当美国内战后长期的经济高潮结束时，华盛顿猛烈镇压国内的罢工和动乱，建立了强大的蓝水海军，并在战争期间进行了一次交战和帝国扩张（译注：指美西战争）。 1890 年代。 20世纪之交，迅速崛起的俄罗斯帝国陷入严重衰退，沙皇政府在严打镇压的同时，还扩充军队，在东亚谋求殖民利益，并派遣约17万名士兵占领满洲。 这些举措适得其反：它们激怒了日本，日本在 20 世纪的第一次大国战争中击败了俄罗斯（译注：指日俄战争）。

一个世纪后，俄罗斯在类似情况下变得咄咄逼人。 面对 2008 年后严重的经济放缓，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入侵了两个邻国，寻求建立一个新的欧亚经济集团，将莫斯科对资源丰富的北极的主张押注，并将俄罗斯引向更深入的独裁统治。 在 1970 年代战后经济扩张结束后，即使是民主的法国也急于扩张。 它试图重建其在非洲的旧势力范围，在其前殖民地部署了 14,000 名士兵，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进行了十几次军事干预。

所有这些案件都很复杂，但模式很明确。 如果快速崛起让各国有办法大胆行动，那么对衰落的恐惧就会成为更迅速、更紧迫的扩张的强大动力。 当快速崛起的大国导致敌对联盟对其进行遏制时，经常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事实上，历史上一些最可怕的战争发生在后发大国认为他们通往荣耀的道路即将被阻挡的时候。

德国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与英国的竞争通常被认为是美中竞争的类比：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专制的挑战者威胁到一个自由主义的霸权。 但更发人深省的相似之处在于：当一个被逼入绝境的德国意识到不打不行之时，战争就来了。

1871年德国统一后飙升数十年。 它的工厂生产钢铁，抹去了英国的经济领先地位。 柏林建造了欧洲最优秀的军队和战列舰，威胁着英国的海上霸权。 到 1900 年代初，德国是欧洲的重量级人物，正在欧洲大陆寻求巨大的势力范围——德语中的“Mitteleuropa” 或中欧。 在当时的德皇威廉二世的领导下，它还在推行旨在保护殖民地和全球权力的“世界政策”。

但在战争的前奏期间，德皇和他的助手们并不自信。 德国的鲁莽行为导致了敌对势力的包围。 伦敦、巴黎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结成“三国协约”以阻止德国扩张。 到 1914 年，时间已经不多了。 德国正在经济上输给快速发展的俄罗斯； 伦敦和法国通过阻止其获得石油和铁矿石来寻求经济遏制。 柏林的主要盟友奥匈帝国正因种族紧张局势而四分五裂。 在国内，德国的专制政治体制陷入困境。

最不祥的是，军事平衡正在发生变化。 法国正在扩充军队； 俄罗斯正在为其军队增加 470,000 人，并削减其为战争动员所需的时间。 英国宣布将为柏林建造的每一艘战列舰建造两艘。 目前，德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军事强国。 但到了 1916 年和 1917 年，它将无可救药地被超越。 结果是一种现在或永不的心态：德国应该“在我们仍有获胜机会的情况下击败敌人”，参谋长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宣称，即使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挑起战争”。

这就是 1914 年 6 月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奥地利王储后发生的事情。 德皇政府敦促奥匈帝国粉碎塞尔维亚，尽管这意味着与俄罗斯和法国开战。 然后它入侵了中立的比利时——这是其施里芬计划进行两条战线战争的关键——尽管有可能激怒英国。 “这场战争将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英国也将介入其中，”莫尔特克承认。 德国的崛起赋予了它为伟大而赌博的力量。 它迫在眉睫的衰落推动了使世界陷入战争的决定。

日本帝国遵循了类似的轨迹。 1868 年明治维新后的半个世纪里，日本稳步崛起。 现代经济的建设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让东京赢得了两次大战，并在中国、台湾和朝鲜半岛积累了殖民特权。 然而，日本并不是一个好战的掠夺者：在 1920 年代，它与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一个合作安全框架。

然而，在那十年间，事情分崩离析。 增长率从 1904 年至 1919 年间的年均 6.1% 下降到 1920 年代的年均 1.8%； 大萧条随后关闭了日本的海外市场。 失业率飙升，破产的农民卖掉了他们的女儿。 与此同时，在中国，日本的影响力正受到苏联和当时中国领导人蒋介石领导下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挑战。 东京的答案是国内法西斯主义和国外侵略。

从 1920 年代后期开始，军方发动了一场慢动作政变，并利用国家资源进行“全面战争”。 日本发动大规模军事集结，以暴力方式建立了广阔的势力范围，1931年占领满洲，1937年入侵中国，并计划征服亚太地区资源丰富的殖民地和战略岛屿。 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帝国； 结果在东京的脖子上画了一个战略套索。

日本进军中国最终导致了与苏联的惩罚性战争。 日本在东南亚的设计让英国感到震惊。 它对地区主导地位的推动也使其成为美国的敌人——东京几乎所有石油都从美国进口，其经济规模远大于日本。 东京对抗压倒性的敌人联盟。 然后它冒着一切风险，而不是接受屈辱和衰落。

再一次，促发原因是一个关闭的机会之窗。 到 1941 年，美国正在建设一支无与伦比的军队。 7 月，当时的美国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施了石油禁运，威胁要阻止日本的扩张。 但由于早期重整军备，日本在太平洋仍然拥有暂时的军事优势。 因此，它在闪电袭击中利用了这一优势——夺取了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以及从新加坡到威克岛的其他领土，并轰炸了美国珍珠港的舰队——这保证了它自己的毁灭。

日本的胜利前景暗淡，当时的日本将军东条英机承认，但别无选择，只能“闭上眼睛信仰一跃”。 后发的日本看到时间不多了，变得非常暴力。

这才是当今美国应该为中国担心的真正陷阱——一个有抱负的超级大国登峰造极，然后拒绝承担下降的痛苦后果的陷阱。

中国的崛起并非海市蜃楼：数十年的增长赋予北京全球力量的经济力量。 对关键技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重大投资在争夺地缘经济影响力的斗争中取得了强势地位； 中国正在利用跨大洲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其他国家带入其轨道。 最令人担忧的是，智库评估和美国 国防部的报告显示，中国日益强大的军队现在确实有机会在西太平洋与美国开战。

因此，中国也发展出超级大国的野心也就不足为奇了：习近平或多或少地宣布，北京希望对台湾、南海和其他有争议的地区主张主权，成为亚洲的强国并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然而，如果中国的地缘政治机会之窗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它的未来已经开始变得相当严峻，因为它正在迅速失去推动其快速增长的优势。

从 1970 年代到 2000 年代，中国在食物、水和能源资源方面几乎自给自足。 它享受了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红利，每 65 岁或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有 10 个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 （对于大多数主要经济体而言，每个老年人平均有接近 5 个适龄成年人。）中国拥有安全的地缘政治环境，可以轻松进入外国市场和技术，这一切都得益于与美国的友好关系。 中国政府巧妙地利用了这些优势，进行了经济改革和开放，同时将政权从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领导下的扼杀极权主义转变为继任者领导下的更聪明——虽说仍然是深度镇压——的威权主义形式。 从 1970 年代到 2010 年代初，中国拥有一切——只是繁荣所需的禀赋、环境、人员和政策的组合。

然而，自 200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崛起的驱动力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完全扭转。 例如，中国正在耗尽资源：水变得稀缺，该国正在进口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能源和食品，破坏了自己的自然资源。 因此，经济增长的成本越来越高：根据星展银行的数据，今天产生一个单位增长所需的投入是 2000 年代初的三倍。

中国也正在接近人口悬崖：从 2020 年到 2050 年，中国将失去惊人的 2 亿劳动适龄成年人——人口数量相当于尼日利亚——并增加 2 亿老年人。 财政和经济后果将是毁灭性的：目前的预测表明，到 2050 年，中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重必须增加两倍，从 10% 增加到 30%，以防止数百万老年人因贫困和忽视而死亡。

更糟糕的是，中国正在放弃促进快速增长的一揽子政策。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北京已经滑回到极权主义。 习近平自任“一切主席”，破除集体统治的任何表象，把坚持“习近平思想”作为日益僵化政权的意识形态核心。 他以牺牲经济繁荣为代价，不懈地追求权力的集中。

国有僵尸企业得到支持，而私营企业却缺乏资金。 客观的经济分析正在被政府宣传所取代。 在意识形态一致的闷闷不乐的气氛中，创新变得越来越困难。 与此同时，习近平残酷的反腐运动阻碍了创业，一波政治驱动的监管浪潮从中国领先科技公司的市值中抹去了超过 1 万亿美元。 习近平并没有简单地停止推动中国发展的经济自由化进程：他已经将其严重逆转。

这些趋势造成的经济损害开始累积——随着快速增长的经济逐渐成熟，无论如何都会出现放缓。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失去动力：该国的官方增长率从 2007 年的 14% 下降到 2019 年的 6%，严格的研究表明，现在的真实增长率接近 2%。更糟糕的是，大部分增长来自政府刺激支出。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数据，2008 年至 2019 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每年下降 1.3%，这意味着中国每年都在增加支出以减少生产。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巨额债务：中国的债务总额在 2008 年至 2019 年期间飙升了八倍，超过了 COVID-19 之前 GDP 的 300%。任何以接近中国目前的速度积累债务或失去生产力的国家随后都至少遭受了近乎零经济增长的“失去的十年”。

此外，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因为中国面临着日益敌对的外部环境。 COVID-19、持续侵犯人权和侵略性政策的结合导致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达到自 1989 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以来的最低水平。自那以后，担心中国竞争的国家对其商品设置了数千个新的贸易壁垒。 2008 年，十多个国家退出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而美国则在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国主要科技公司——尤其是华为——发起了一场全球运动，而横跨多个大陆的富裕民主国家对北京的数字影响力设置了障碍。 世界越来越不利于中国的轻松增长，习近平政权越来越面临曾经让德国和日本领导人绝望的那种战略包围。

典型的例子是美国 政策。 在过去五年中，两个美国 总统政府已承诺美国对中国采取“竞争”政策——实际上是新遏制政策。防御战略现在的重点是击败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侵略； 华盛顿正在使用一系列贸易和技术制裁来检查北京的影响力并限制其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景。 一名解放军高级军官警告说：“一旦美国帝国将你视为他们的‘敌人’，你就有大麻烦了。” 事实上，美国还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策划对中国力量的更大抵抗，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北京的威胁做出反应，这项运动开始显现成效。

在亚洲海上，对中国力量的抵抗正在加强。 台湾正在增加军费开支，并计划将自己变成西太平洋的战略豪猪。 日本正在进行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并同意如果中国攻击台湾，将支持美国。 南海周边国家，特别是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正在加强其空中、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力量，以对抗中国的扩张主张。

其他国家也在反击北京的自信。 澳大利亚正在扩大北部基地以容纳美国 舰船和飞机，以及建造远程常规导弹和核动力攻击潜艇。 印度正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集结军队，同时派遣军舰通过南海。 欧盟将北京列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欧洲三大强国——法国、德国和英国——已向南海和印度洋派遣了海军特遣部队。 各种多边反华倡议——四边安全对话； 供应链联盟； 与华盛顿、伦敦和堪培拉的所谓 AUKUS 新联盟； 其他的方面也正在推进。 美国的“多边俱乐部战略”，鹰派和人脉广泛的学者严学通在7月承认，正在“孤立中国”并损害其发展。

毫无疑问，反华合作仍然不完善。 但总体趋势是明确的：一系列行动者正在逐渐联手制衡北京的力量并将其置于战略盒中。 换句话说，中国不是一个永远上升的国家。 它是一个已经强大、雄心勃勃、深陷困境的大国，其机会之窗不会长期敞开。

在某些方面，所有这些对华盛顿来说都是好消息：一个经济放缓并面临越来越大的全球阻力的中国将发现很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先大国——只要美国不撕裂自己分开或以其他方式放弃游戏。 然而，在其他方面，这个消息更令人不安。 历史警告世界应该期待未来十年达到顶峰的中国采取更大胆、甚至更不稳定的行动——在其命运消退之前争取长期寻求的战略价格。

这可能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根据中国目前的做法做出有根据的猜测。

北京已经在加倍努力，通过主导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 5G 电信等关键技术，并利用由此产生的影响力使国家屈服于自己的意愿，从而建立 21 世纪的经济影响范围。 它还将竞相完善“数字威权主义”，既可以在国内保护不稳定的中国共产党统治，同时通过向世界各地的专制盟友出口这种模式来巩固北京的外交地位。

最令人不安的是，未来十年，中国将非常想用武力按照自己的条件解决台湾问题。

在军事方面，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在确保中亚和西南亚、非洲和其他地区的长而脆弱的供应线和保护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变得越来越强硬，解放军中的一些鹰派人士已经渴望扮演这个角色。假设。 面对日本、菲律宾和其他阻碍其对南中国海和东海的主张的国家，北京也可能变得更加自信。

最令人不安的是，未来十年，在华盛顿和台北完成军队重组以提供更强大防御之前，中国将非常想使用武力按照其条款解决台湾问题。 解放军已经在台湾海峡加紧军演力度。 习近平一再宣布北京不能永远等待其“叛逆省份”回归。 当军事平衡在 2020 年代后期暂时进一步向中国倾斜时，随着五角大楼被迫退役老化的船只和飞机，中国可能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夺取台湾并让华盛顿蒙受耻辱的失败了。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可能不会像日本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初那样在整个亚洲进行全面的军事狂暴。 但当它试图锁定关键收益时，它将冒更大的风险并承受更大的紧张局势。 欢迎来到中国达到顶峰时代的地缘政治：一个已经有能力猛烈挑战现有秩序的国家，一个可能会跑得更快、更努力的国家，因为它失去了对时间站在一边的信心。

那么，美国在2020年代与中国打交道将面临的不是一项而是两项任务。 它必须继续为长期竞争动员起来，同时还要迅速采取行动以阻止侵略并削弱北京可能采取的一些更具侵略性的近期举措。 换句话说，系好安全带，美国一直在鼓动自己应对崛起的中国。 即将发现，衰落的中国可能更加危险。

反驳

https://wgi.world/china-is-a-declining-power-and-that-s-the-problem-a-rebuttal/

作者：Andrew K.P. 梁（国际独立中国策略师。Andrew 梁国际顾问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虽然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调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迅速崛起，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两位杰出学者哈尔布兰兹和迈克尔贝克利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在外交政策中发表的一篇挑衅性文章认为，中国可能很快就会达到它的巅峰潜力，就像德意志帝国和日本一样，可能会变得咄咄逼人，以在为时已晚之前抓住其逐渐减少的主导地位的机会。

他们关于中国即将“衰落”的论点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即将未富先老”，人口结构不断恶化，水和粮食不安全，生产力下降，债务增加，种族动荡，全球形象骤降，以及美国全方位的反击，包括脱钩。

但是，该论点存在一定程度的否定主义或盲点：

(a) 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只要达到美国人均生产力的四分之一就可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总部位于英国的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 (CEBR) 表示，随着经济从大流行中恢复得更早，中国最早可能在 2028 年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为什么中国现在或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后，要变得更加激进？

(b) 上述所有障碍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并非不可逾越。一系列新举措已经出台，包括“共同富裕”、到 2035 年将 8 亿消费者中产阶级翻一番、降低退休年龄、数字化、机器人技术、创新以及连接所有城镇的全国现代铁路系统，然而偏远地区，20 万人及以上。这包括在未来 15 年内将世界上最广泛的高速铁路系统翻一番，达到 70,000 公里，以连接所有人口超过 50 万的城市。中国承诺到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它还要求党委书记负责生态。

(c) 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梦明显有活力。它不包括世界霸权。为什么中国要在实现中国梦之前或之后变得更加激进？

(d) 两位作者认为，中国可能发动侵略的可能导火索是台湾。该岛与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紧密相连。大约有100万台湾人在大陆生活和工作。许多台湾人在维护各自独立身份的同时，对摇摆不定，更别提沉船了。除非台湾正式宣布独立，否则时间在北京一边。北京为什么要同时发动一场后果不明的战争，从而危及实现中国梦的机会？

关于与中国脱钩的影响，凯投宏观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由著名经济学家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 (Julian Evans-Pritchard) 和马克·威廉姆斯 (Mark Williams) 撰写的报告表明，如果世界逐渐分为“美国集团”和“中国集团”，供应链重新安排而不是完全切断，中国的处境将比美国糟糕得多。报告显示，在包括台湾在内的217个全球经济体中，美国共有114个经济体，而中国只有90个。

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许多方面的调查结果相矛盾，即与美国相比，更多的国家将中国作为最大的贸易伙伴。

正如印度《经济时报》2021 年 9 月 3 日报道的那样，“根据洛伊研究所的数据，在 2000 年之前，美国主导着全球贸易，80% 以上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量超过与中国的贸易量。然而，到 2018 年，这一数字急剧下降至仅 30%，因为中国已成为 190 个国家中 128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根据商务部主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局2021年3月24日发布的数据，中国已成为美国、欧盟、日本、美国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尽管采取了强有力的脱钩措施。 此外，关于世界贸易体系可以被人为地分为两个独立集团的论点充其量是可疑的。它忽略了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巨大复杂性，而中国已成为其中的中心枢纽。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有七个在中国，包括香港。点击这里。

根据乔治城大学杰出学者亨利·法雷尔和亚伯拉罕·纽曼 2020 年 6 月 3 日在《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与中国脱钩的愚蠢行为：这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的话，作为最近启动的区域和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中心枢纽，中国可能会更加锁定全球和区域供应和价值链。RCEP 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由所有东盟成员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组成，占世界人口和 GDP 的三分之一。

因此，脱钩的“分叉集团”理论似乎充其量只是理论上的，如果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