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让我们悄然登基，准备好了吗？

我们悄然登基

嘴里叼着一个抹茶味钟薛高（雪糕），这是老罗抖音直播间里下的单。等着4月4日24点的结束，网站们终于变回了彩色。这些日子的疫情仿佛只存于订阅的外媒推送里。

如果说一个月之前，我满脑子都是抱怨，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对于制度的悲观。一个月以后我开始发觉，我无法去批评现有的一切，因为它在极端条件下显现了自己的优越性。你很难想象一个十几亿国家对于戴口罩一件事情的动员能力，你很难想象一个十几亿的国家对于自我隔离的执著。

你会惊讶这个国家的动员能力，你会觉得集体意志带来的安全感，你会觉得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夜之间我们坐上了世界老大的位置，尽管有些陌生。这是举国体制的又一次胜利，我不禁的想象大家听从戴口罩一样，听从举起右手伸向前方。

权威、口罩与全球化

专家说，媒体说，钟南山说。虽然大部分信息都是权威里夹带点私货，但是在居家、洗手、戴口罩的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全球都在讨论“要不要戴口罩的问题”，只是我们是讨论要不要摘掉，而部分重灾区是开始讨论要不要戴上。

“市民大眾或者要明白一點，醫學有時存在不確定性，而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醫學觀點。如果有極充分證據證明戴口罩能夠減低/增加傳播或感染風險，那就很容易處理，但很多時事情是處於兩者中間。挪威卑爾根大學兩名學者 Kristian Bjørkdahl 和 Benedicte Carlsen 在去年編輯出版「Pandemics, Publics, and Politics」一書，提醒大家疫症不僅是流行病學的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人類當然要依賴流行病學的知識去抗疫防疫，但流行病學有時只能提出可能性，處理醫學不確定性（medical uncertainty），則是人文社科要處理的情感和精神領域。”（端媒体《為什麼西方國家的醫學專家和政策都不鼓勵民眾戴口罩？》）

口罩引出的是生产的问题，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业已经被发达国家转移出去，真正需要短时间生产口罩的时候，国家内部产能就会严重不足。面对全球化，需要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回国内吗？反全球化，甚至疫情以来的“闭关锁国”成为了新的话题。谁能够闭关锁国，自产自销成为了一个先进的标识，要知道在历史书里这些词眼都是贬义词。

無論制度制定的疫情應對措施能夠提供的優勢有多大，當鐵腕領導人選擇拒絕威脅存在或提供不一樣的敘事時，專制的真正危險就顯現出來了。*（《面對疫情，專制比民主更有優勢？》SERGE SCHMEMANN）

媒体、记者与话语权

媒体的主角早已经不是记者，可喜。因为很多束缚和控制不在了。可悲，因为越是记者的东西越不被信任，它仿佛就代表了偏袒、控制。Youtuber、UP主登基媒体主力，很多时候更愿意去相信那些带有些个人情感的话语。

“全中国能看的就只有财新了。”财新的新闻读出了《纽约客》的味道，或者说两者之间有很多的相似，比如《Life on Lockdown in China,Forty-five days of avoiding the coronavirus.》Peter Hessler張偉作为纽约客作者，就描述了自己疫情期间在成都的见闻，笔法极其的生活化、随笔化。跟财新在武汉的侧写很像。所以自媒体也好，媒体也罢，受众有能力读出记者撰文的好坏才是关键。

波斯湾运石油，武汉军运会被埋毒。我们都在内部YY着各式各样的传言，绕过“对自己国家追责”的禁区。然而话语权这事儿，就连一水相隔的台湾、香港都传不过去。然后我们驱逐了记者，开始为不懂英文的大家截取、翻译一部分作品。官员用英文说一套，用中文说另一套。

书店、家庭与距离感

隔离让人们更渴望交流，更渴望有质量的交流。当嘘寒问暖还无法打发完在一起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挑战。“有的聊”变得很重要。

实体店一片惨淡，在成都最有价值的商业街区，很多铺面贴出了“门面转让”。各大书店江湖求救。

疫情期间VPN没断，但是卡顿了不少，翻墙已经是新青年的标配。这堵墙与自由、理性等无关，它本身也成为了鄙视链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