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

在大陆/大学生/法学/LGBT/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

流水账一篇:口罩 20200525

近期忙于日渐繁重的学业,私人琐事也使我分身乏术,我也只能是偶然会打开Matters看看大家都在关注、讨论些什么。

四月开始,在“饱和式抗疫”(张文宏的说法)策略下,中国大陆的疫情逐步缓解,社会在“防疫常态化”的前提下也逐渐回到了“正轨”——只是,像是“良民证”一般的一个个二维码,面上尚无法放心地摘除的口罩,每一幢建筑物的入口处的体温计,都在提醒我们,生活是回不去以前的样子的了。昨天杭州当地的新闻媒体甚至报道说杭州打算推出“渐变色”二维码,集成记录包括睡眠、运动、疾病等在内各种健康信息和数据——大概这就是赛博朋克的设想在中国的“三次元化”了吧?

我并非不能理解防疫——相反地,我非常支持在当前的情况下施以如social distancing等适当的管控措施,然而这不意味着我们公民需要无限地、永久地让渡包括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在内的各项人权。出于自己所在的专业的原因,我是一个高度提防公权力、高度警惕监控社会(如Stein Ringen口中的Controlocracy)的人——可惜的是,疫情和反恐一样,反倒成了政府扩权的绝佳借口,人们也无可奈何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借口。

除了疫情,五月的大陆“两会”还有那么一项立法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当然不是大陆地区的首部《民法典》,而是香港版的“国安法”(下称“香港国安法”)。香港国安法是中央第一次径行绕过香港立法会而制定超越传统认知上的中央的权责范围(基本即限于国防、外交)的法律,反映了中央对“23条”迟迟未在香港本地立法一事失去耐心(当然也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是某人“亲自部署”的)。上周五,香港股市随即应声大跌;昨天,不少香港市民再一次走上街头,举着雨伞、戴上口罩,反抗他们眼中的恶法。

我本想在微信朋友圈上就此说些什么,当然最后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是憋住了。作为说Cantonese的Cantonese people中的一员,我对香港一直有很深的感情。坦白说,我确实不认同“港独”,但我非常理解和尊重作为个体的他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我也承认,在当前的世界,国家安全仍然可被视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而加以保护,但我们必须在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如《约翰内斯堡关于国家安全、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自由原则》等各人权法相关文件所指导的原则一般。他们和我们,本来都应该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又是什么让我们学会了自我审查、让他们认为必须奋而抗争呢?

南方的夏日已经开始酷热了起来。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摘下口罩——无惧地呼吸空气,免受口罩在这桎梏的季节给我们带来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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