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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崩溃?(Global economy Neoliberal Meltdown)

發布於

﹝英国﹞罗伯·霍夫曼(Rob Hoveman)

白萌 译、Shizuku 校

政治社会危机无休无止,市场屡次崩溃,银行业频频遭遇灾难,最终导致利润率下滑、难以回升,面对这些困扰,新自由主义是否已经穷途末路?让我们看看本文作者罗伯•霍夫曼(Rob Hoveman)的回答。


2016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辖的经济学研究部门发表了一篇报告,题为《被滥用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 oversold)。文中“新自由主义”一词相当醒目,在此之前,也只有批评新自由主义的人士才会使用,它的支持者是绝不会使用这个词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是它在国际上的主要支持机构。更重要的是,这篇报告严厉控诉新自由主义政策,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年来一直向愈加疲软的全球经济推广和强制施行这些政策。

报告还指出,这些政策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等,导致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一再爆发,经济增长更加迟缓。四年之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简称贸发会议)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报告,但着重于研究新冠疫情以来经济危机的规模。报告指出,疫情导致世界经济产能史无前例地倒退,数亿人失业,沦为赤贫,这时候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经济不会出现任何明显的复苏迹象。

那么,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它又如何成为主导的经济政策呢?

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定义五花八门,却有一些主要的共同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信市场是配置稀缺资源的最佳方式。政府垄断,或者任何其它垄断组织,都会使资源配置不当,导致资源低效或无效使用。因此,政府需要退出资源配置,国有企业应当私有化,工会应当取缔,即使不解散工会,也应当削弱工会的权力,以达到“彻底放开”劳动力市场的目的。政府退出资源配置还意味着取消贸易壁垒,减少甚至取消对产业的“保护”补贴,完全放开金融市场,让资本以逐利为目的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上世纪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占据主导地位,取代了以往的共识,即为防止出现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国家应当实行管控政策。这种正统经济学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在五十年代,因英国财政大臣巴特勒(Rab Butler)及其前任工党政府财政大臣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施行,故以两人姓氏缩写命名为巴茨克尔主义(Butskellism)。拉博•巴特勒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主义以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姓氏命名,他认为,市场不可能依赖自身保持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或是工薪阶层因薪水低而减少个人消费,或是富人因投资利润低从而依据动物本能,改变投资策略,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经济下行时,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扩大支出以应对需求不足。

同许多当代华盛顿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批评人士一样,这篇贸发会议报告的作者也简单地认为,八十年代从凯恩斯主义政策转变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是不幸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七十年代经济增长放缓、通货高胀,这场危机之后,在越来越多有钱有势的人眼里,旧的凯恩斯主义已经没什么可信度了。在这样的大环境中,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当选首相。她信奉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荒谬的货币主义政策,即简单地把通胀归咎于中央银行发行过多的货币,货币发行最终应由央行实行严格的目标规制,同时应当独立运行,不受政客操控,因为这些政客在大选时总会想方设法增发货币贿赂选民,引发通胀的后果。除此之外,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智囊还称赞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主张。哈耶克是一位反共狂热分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但他迎合时代潮流,乘上了当权派的东风。特别是,他认为只有个体才会知道什么对个体有利。

因此,靠政府统筹分配资源,来满足几乎各个行业群体的需求,是不可能的事。正是受哈耶克的影响,撒切尔夫人才在采访中说出她那著名的金句“世上根本没有社会一说”(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八十年代担任里根总统的外交部长)之流剽窃了哈耶克的思想,为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独裁政权作辩护,只要它奉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政权是何种形式无关紧要。这一举动让人想起1973年发生在智利的军事政变,以及撒切尔夫人的好友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据称,这场政变符合更高级的民主利益,即符合“自由市场“的经济民主利益,而不是阿连德政府适度再分配政策的极权主义利益。新自由主义另外还强调,在政府大肆开支的同时,不能排挤掉”财富的创造者“。这真是颠倒黑白。

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从事生产和劳动的工人。新自由主义所指的“财富创造者”是那些通过剥削窃取财富的富人。这场新自由主义的游戏名义上要恢复私营部门的高额利润,实际上增加了剥削。因此,新自由主义极力想削弱工会,进而削减工资,降低公司税,放开金融市场以便于大量资金在任何可以逐利的领域流动。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存在这样一个逻辑:造成七十年代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是利润率的下降,只有资本主义下的高利润才能使经济恢复到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期”。国家资本主义国度——苏联的解体也似乎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的正确性。[1]

诚然,苏联解体并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转变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前景可观。似乎世上根本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法以替代——让我们错误引用一下撒切尔夫人的名言——即将主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那种经济学。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异军突起,推翻了这个观点,则是后话。英国要巩固达成的新自由主义共识需要走以下两步。第一步,对抗乃至削弱工会的权力。采用撒切尔夫人的战术大师尼古拉斯·雷德勒(Nicholas Ridley)发明的切香肠战术,挨个收买有影响力的工会和工人团体,防止工人们团结起来。

所以,整个八十年代,英国政府与工会之间有过多次重大冲突。首先与之发生的重大冲突是钢铁工人工会,其次是矿工工会,再者是印刷工人工会,最后是轮渡工人工会。尤其是矿工工会——我们现在明白过来——它本来有能力打败撒切尔政府,但却被以工党领导人尼尔·金诺克(Neil Kinnock)和工会大会秘书长诺尔曼·威利斯(Norman Willis)为代表的其它有影响力的工会领导人所挫败。在同时期的美国,里根总统轻而易举地挑起了与航空管制员协会(PATOC)的争端,最终以总统获胜,协会惨败而告终。第二步,分化工党的领导阶层。随着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当选工党领袖然后当选首相,这一步已经实现。

可以这么说,布莱尔才是撒切尔夫人最重要的政绩。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兰银行决定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关键目标——直到1998年才在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领导下才最终得以实施。戈登·布朗还领导了包括民间主动融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在内的其它新自由主义举措。正是在首相布莱尔执政期间,自由市场引入公共教育领域,公立学校转变为专科学校。而此时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为民主党巩固新自由主义共识方面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尽管民主党是一个亲大企业的政党,只需要少许说服即可。即便新自由主义被接纳为正统之后,这项政策却同之前一样,断断续续地施行。

八十年代货币主义盛行,导致1980年英镑大幅反弹,仅此一点就成为英国制造业衰败、超过300万人失业的主要因素。而货币主义本身也因为没有一条货币供给政策与实际通胀率紧密相关而饱受诟病。货币主义已被放弃多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央行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发行大量的货币来阻止金融系统的崩溃,尽管你仍能听到货币学派警告说,通货膨胀的灾难后果迟早会再次降临。新自由主义一直在不断地催促控制公共支出和政府债务的规模。

这正是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criteria )的言外之意。此条约规定:政府年度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年产值的3%,政府总债务不能超过年产值的60%。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自由主义政策下,民营部门的债务大大增加了。实际上,它既是八十年代里根执政时期经济繁荣的发动机,也是世界经济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缓慢复苏的推进剂。进一步说,尽管国有行业受各种私有化形式的制约,但是实际上政府支出在经济总支出的比例却没有大幅下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出现新自由主义之后的四十多年里,政府支出是持续增加的,这部分抵消了多次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造成的不良影响。

欧盟对内也越来越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浪潮下,通过欧洲中央银行控制欧元,在全欧盟境内实行十分严格的经济紧缩政策。借助于所谓的“三驾马车“,让本已破产的希腊经济走向灾难的深渊。尽管如此,欧盟还采用以往的各种限制措施来保护自身的利益,不仅要把移民排斥在外,还通过关税措施保护欧洲的经济而罔顾其它经济体的损失。

当然,这一关键问题目前在反复争论的脱欧谈判中非常棘手。英国政府以前向他国强制施加关税,现在面临“以己之道,还施己身“的后果。利润率在许多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它本意是降低工资,增加剥削程度,清除效率低、利润低的公司,大幅度减少各行业国有比重。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经过40余年的发展,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尚未恢复到能使经济体系平稳运行的高水平。与之相反,越来越多的货币涌入到金融投机领域而不是进行直接投资,导致富者愈富,形成不平等的鸿沟。

过多的货币涌入到金融投机领域本身还还导致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最惨痛的例子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摧毁了整个金融体系还把世界经济拖下了水。之后采取的紧急措施或许阻止了世界经济走向崩溃,但是在2019年后期至2020年初期,世界经济却出现了萧条的趋势,随后因为疫情而采取的大范围封锁导致全球经济大规模衰退。政府强制施行的新自由主义共识也因此而削弱,其中包括近十年对经济造成损害的经济紧缩政策,这一点,我们当然应该欢迎。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篇报告所提出的办法本身就是凯恩斯主义旧调重弹,它基于这样一种假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定存在某种提高经济需求的方法,从而通过增加工资和政府支出的方法刺激经济增长,这跟贸发会议最近发表的报告提出的建议相同。增加工资会减少利润。增加政府支出,便不得不贷款,它迟早会面临来自金融市场的压力。毫无疑问,现在迫切需要制定一项应急方案紧急措施来增加就业,振兴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以及解决全球气候危机。然而,这项方案不得不面对的挑战不仅有新自由主义,还有“利润第一,牺牲民众“的资本主义逻辑体系。

[1] 校订者按:作者把苏联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与托洛茨基的论断相左。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为首的官僚层篡权后的苏联称为“堕落的工人国家”、“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是一种不稳固的、“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个矛盾的社会”,或者是工人阶级采取政治革命推翻官僚层,向社会主义前进,或者是官僚层复辟资本主义。


原载英国《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 )月刊,2020年11月号

原文链接:http://socialistreview.org.uk/462/global-economy-neoliberal-mel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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