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妇女罢工到新阶级运动：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From Women’s Strikes to a New Class Movement: The Third Feminist Wave)

﹝意大利﹞钦西亚·阿鲁萨（Cinzia Arruzza）

李明　译、土日兀　校

封面照片说明：“我们罢工是为了改变一切”：西班牙三八节妇女大罢工标语。

（2018年）10月23日，数以千计的英国格拉斯哥清洁工在国际公务公用事业劳联（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公共服务业总工会（Unison）和英国总工会（GMB）组织的、争取同工同酬的示威活动中，以一分钟的默哀拉开序幕，以纪念那些在能够看到她们的工作最终获得与男同事的工作同样的尊严和价值的那一天之前死去的女工。在这一行动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长期以来大大小小的侮辱，认识到了无形的、不被承认的或报酬过低的工作，认识到了无数不公正和小打小闹的事例，也认识到了妇女罢工所面临的挑战的艰巨性。同工同酬：一个合理的、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目标，却如此难以实现，以至于世界经济论坛计算出——根据目前的趋势和数据，至少需要217年才能最终填平全球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假设217年后的世界仍然适合居住...）

在格拉斯哥的罢工一周后，从东京到纽约，数千名谷歌工人离开了他们的办公桌和工作站，走上街头抗议，以回应《纽约时报》披露的、这家高科技巨头多宗管理人员实施性骚扰并顺便掩盖、值得忧虑的案件。谷歌和Facebook等其它数字经济巨头一样，多年来一直戴着进步资本主义的面具：是的，是一个剥削的雇主，但不歧视女性和男性、跨性别和顺性别、同性恋和异性恋，甚至乐于支付冷冻卵子和试管婴儿的费用。然而，抗议活动并不局限于工作中的性骚扰案件，它阐述了一系列诉求，其中要求保护和工会权利的诉求最为突出。正如Moira Donegan在英国《卫报》中写道：“抗议活动令人钦佩地集中于性别和阶级不平等的相互依存关系，并暗示了科技工作者成立工会的可能性。”这两次罢工是一系列以妇女为主角的罢工中最新的一次，从三八国际罢工到美国的旅馆和教育工作者的罢工，使我们面临着一个明显的难题。当我们谈论妇女罢工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阶级斗争还是新的女权主义浪潮？

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

经过两年多的国际动员──两次国际妇女节跨国罢工，以及最近将运动扩大到智利，去年夏天，智利全国各地的学校和大学发生了反对骚扰和性暴力的占领和罢工浪潮；以及在巴西，一些知名女性为回应贾伊尔‧博尔索纳罗的选举上台而发起的#Ele Nao标签引发了女性主义动员进程，导致了一系列群众示威游行──现在显然可以说，我们正处于新的女权主义浪潮之中。这一浪潮内部有不同的政治和地理表述，但作为一个整体，它将性别暴力、工资不平等、生殖权利、妇女的再生产性劳动以及性自由等问题置于受动员影响的每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辩论的中心。不过，要充分把握这一事件的影响，最好还是澄清一下术语。目前的女权主义浪潮不是第四次，甚至不是第五次。它是第三次，是在第二次浪潮结束后40年左右到来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一种倾向是把特别是发生在校园及其周围的思想运动称为“女权主义浪潮”。这些思潮标志着女权主义理论内部的重要转折点；然而，它们并没有植根于可与六七十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相媲美的大规模社会和政治动员过程。因此，如果我们用“浪潮”来表示一种通过群众性起义而发生的社会和政治主体化过程，那么这个词就不适合用来表示思想的潮流或理论辩论中的转折。此外，女权主义思想中被贴上“浪潮”标签的转折主要是指英美女性主义辩论的周期化；如果对它们适用“浪潮”这一类别，我们最终会因此而普遍化一种本应“重新地方化的”地理上的特殊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前些年理论辩论的演变对该运动的反思和口号没有影响。恰恰相反，该运动的跨性别女权主义和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当然要归功于酷儿（queer theory）和跨性别理论（trans theory），其国际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也受到了关于交叉性和资本主义与种族化之间关系的工作的强烈影响。然而，“浪潮”扩散的概念表明，从第二次浪潮到现在，女权主义动员的历史连续性，掩盖了当前女权主义运动作为一个事件的性质，从而掩盖了其政治和社会破坏的潜力。

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以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推动，而当前的女权主义浪潮则诞生于“外围”──阿根廷和波兰，并迅速蔓延到全球一级，在一系列受危机和紧缩及债务控制政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巴西、智利）形成了巨大的规模。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运动的直接跨国性，不仅鼓励协调斗争，而且鼓励文件、思想、口号、分析和信息的流通，鼓励动员的动态扩展。但首先是罢工构成了新浪潮最重要的新颖性。不仅因为罢工把妇女的工作、妇女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商品生产与再生产的关系置于辩论的中心，而且因为罢工成为主体化过程的主要动力，通过罢工，一种新的反资本主义的女权主义主体性（anti-capitalist feminist subjectivity）正在出现，这种主体性强烈地批判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也存在于新浪潮内部。只要想想美国妇女游行的一些自由主义倾向，变成了民主党的进步附属物，或者#metoo运动的癌变。

当人们考虑到这一浪潮与前两波浪潮的根本区别时，当前女权主义主体化进程的潜在影响就会最清楚地显现出来。用极其形象的语言来说，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初──发生在工人运动的诞生和巩固过程中：从德国社会民主的发展到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工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形成。在这一大众政治化和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进程中，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通过围绕平等的口号：能力和权利平等，要求充分实现民主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应有的普遍主义承诺。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发生在另一个阶级主体化的过程中，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新左派的兴起以及反殖民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浪潮中。在这一进程中，第二波浪潮借用黑人民族主义的“差异”（difference）这一口号，谴责社会和运动中的性别歧视，并使一种常常被压制的特殊性得到声音和可见度。

第三波女权主义浪潮的背景完全不同，因为新的女权主义运动不是在更广泛的主体化进程中表达一种特殊主义。当然，在女权主义运动爆发之前，还有其它动员，即2011-2013年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斗争季（特别是美国“占领”运动、西班牙“愤怒者运动”和土耳其塔克西姆广场），它与这些运动呈现出一些连续性的元素。与之前的这些运动一样，女权主义运动诞生于传统左派的所有政党和组织之外，并独立于此（或其剩余部分）。而与2011-2013年一样，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具体和局部的诉求──谴责杀戮女性和攻击堕胎权──迅速转化为对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国家机构）的全面谴责。然而，2011-2013年动员的反制度性质，既没有组织沉淀的能力，也没有辨识与分析和愿望的激进性相对应的斗争实践和战略的能力。从这一点来看，女权主义运动是在上一季社会运动的灰烬中诞生的。它继承了它的一些特征，但同时又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国际性协调的运用和重塑罢工作为其主要斗争形式和政治特征。女权主义运动远不是在更广泛的主体化进程中表达一种特殊主义、一种局部的观点，而是通过妇女罢工，日益将自己置于这一阶段的国际阶级形成进程中。

阶级的奥秘

马克思主义传统被一个悖论所困扰。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阶级斗争的概念是解释资本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基本启发式工具，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性视野。另一方面，阶级究竟是什么，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而且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也许是最有争议和最模糊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有时指定了一个形而上的实体或历史哲学中导致否定之否定的时刻。在另一些时候，它则根据客观的社会学和经济学标准来表明和界定工业工人阶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有著名的“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和“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的区分，但这种区分只是暗示，远未明确。最后，在一系列政治著作中，如果一个社会群体在政治上不作为一个阶级而与另一个阶级处于对立关系，似乎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阶级。

这些模糊性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辩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衍生了不同的理论。从模式上看，可以区分出三种主要方法：客观主义或社会学的方法、形而上学的方法（其中“阶级”是一个抽象的范畴，表明历史的进步哲学的主体）和政治学的方法。为了理解为什么新女性运动应被理解为一个阶级主体化的过程，有必要参考后一种方法。

因此，必须从对个人和集体具体行为的实证观察开始阐明这个范畴，这些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阶级的特征，并创造出阶级机构（工会、政党、协会等）。[1]这意味着，阶级的概念是动态的，指的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表达一个静态实体的本质。

换句话说，把阶级概念理解为一个历史范畴，就不能把它归纳为社会学范畴内基于类别和数量标准分类的社会团体。例如，把工人阶级定义为所有工资劳动者的集合，或者定义为所有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力之外没有其它资源的人的集合，无论是否受雇。虽然这些定义本身并不是错误的，但它们是模糊的、抽象的和不完整的。简而言之，这些定义包含着真理的因素，但如果把它们当作完整的定义，就会导致分析上的误解和政治上的错误，并产生相关的后果。[2]相反，对汤普森来说，阶级是一个形成过程的到达点而不是起点。看似矛盾的是，阶级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不是其前提。

丹尼尔‧本赛德（Daniel Bensaïd）在《我们时代的马克思》（Marx for Our Times）一书中阐述了与汤普森类似的立场：

实证主义社会学宣称要“把社会事实当作事物”，而马克思却总是把社会事实当作关系。他并不是一劳永逸地用标准或属性来界定他的对象，他追求的是其复式定义的逻辑。他不 “定义”一个阶级，他抓取的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关系。他不是描绘一幅被标注为“阶级”的社会事实的静态图像，他关注的是阶级关系的冲突动力。一个孤立的阶级不是一个理论对象，而是一个无稽之谈。[3]

如果说阶级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动态的产物，那么有待澄清的是这种通过斗争形成的过程与社会群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占据的确定地位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通过将个人置于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所说的“阶级处境”（class situations）中来构造社会，而阶级处境的性质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4]

因此，就工人阶级处境而言，我们必须提到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征用和分离（无产阶级化），通过工资劳动敲诈剩余价值，以及历史上特定的劳动过程、分工等。然而，置身于“阶级处境”中，并不自然意味着属于某个阶级。事实上，阶级关系从来不会立即呈现在生活经验中。例如，伍德写道，工厂工作并没有把工人集合成一个阶级，而是把他们集合在一个特定的生产单位内：工人直接体验到的是他们自己在特定工作场所内的剥削，而不是一般的阶级关系。显然，它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客观搭配为聚集在一个生产单位中的工人体会到更高的团结创造了可能的条件，例如与同一地区、同一国家或世界范围内的其它生产单位的工人的团结，但这种高级团结并不是通过生产关系对社会进行构造和分工的忠实形象。相反，它是一个偶然的、可变的历史过程的产物，伍德称之为“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被置于“阶级处境”中的个人要想构建自己的阶级，就必须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斗争，即必须经历与其它阶级的对立。综上，阶级不是一个事物，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的集合体，它是通过偶然的、具体的历史过程构成的。

这种理论方法的政治后果是巨大的。事实上，如果阶级是通过斗争来进行自我建构的历史过程之动态的、可变的、偶然的结果，那么，可能犯下的最严重的政治错误之一就是在关于阶级斗争的定义方面，把现成的抽象模式强加给历史。事实上，仍有继续沉浸在对过去的形式和经验（或对那些只是我们想象的形式和经验）的怀念中的风险，而不是认识到阶级主体化进程正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

新阶级：女性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国际主义者

正如利斯‧沃格尔（Lise Vogel）所指出的那样，“平行运动”（ parallel movements）的逻辑是工人运动史上绝大多数理论和政治策略的特点：一方面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妇女运动、环境主义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性解放等等[5]。在这个框架内，人们最多想知道如何把这些运动联合起来；最坏的情况是，各种“局部”运动被指责为分裂阶级团结，表现自由主义倾向，或者转移人们对真正核心问题──剥削的注意力。新的女权主义浪潮为克服这种方法的僵局提供了机会，因为它甚至比以前的浪潮更模糊了阶级斗争和女权运动之间的界限（真实的和想象的）。回到格拉斯哥和谷歌的例子，回答最初的问题的困难之处──是阶级斗争还是女权主义斗争？──就在于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这些罢工以及三八跨国罢工，尤其是阿根廷和西班牙的罢工，都是女权主义的阶级斗争（feminist class struggle）。女权主义运动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特定特征的阶级主体性的形成过程：立即反自由主义、国际主义、反种族主义，明显的女权主义和倾向性的反资本主义，与左派的传统体制及其实践处于过度和紧张状态。当然，这个过程在每个国家都不一样，在一些国家肯定比其它国家更先进。然而，如果我们视这场运动为一个整体，正是这个方面代表了它最大的新意，体现了最有趣的潜力。

当我们谈论潜力时，我们还必须谈论失败的风险、必要的条件、需要做的工作以及为实现这些潜力而采取的战略。要实现新女权主义浪潮所创造的潜力，首先需要该运动有自我反思能力，从而在实践中进行战略性定位，使其与自身定位水平保持一致：即在全球层面上的反体制运动。诸如巩固共同的斗争实践──首先是罢工──在国家和跨国一级的组织沉淀，以及通过将女性运动扩大到整个社会并通过其为整个社会说话的能力把女权主义运动普遍化──或者用韦罗尼卡-加戈（Verónica Gago）的话说，“横向性”──-等问题，是女权主义运动在下一阶段必须讨论和面对的中心问题。

2018年12月3日

注：

[1] E.P. Thompson,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Society: Class Struggle Without Class?” Social History 3, no. 2 (1978): 133–165.

[2] David McNally, “The Dialectic of Uni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Wage-Labour: On Internal Relations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Capital & Class 39, no. 1 (2015): 131–146.  See also: David Camfield, “Re-Orienting Class Analysis: Working Classes as Historical Formations,” Science & Society 68, no. 4 (2004–2005): 421–446.

[3] Daniel Bensaïd, Marx for Our Time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of a Critique (London: Verso, 2002), 111.

[4]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Politics of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Class: E.P. Thompson and his Critics,”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9, no. 1 (1982): 45–75.

[5] Lise Vogel, 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3), 139.

钦西亚·阿鲁萨（Cinzia Arruzza）是《观点》（Viewpoint Magazine）杂志编辑部成员、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哲学副教授、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家。她是《危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婚姻与离婚》（Dangerous Liaisons: The Marriages and Divorces of Marxism and Feminism）的作者。

原文链接：https://viewpointmag.com/2018/12/03/from-womens-strikes-to-a-new-class-movement-the-third-feminist-wave/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