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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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第二国际的决议(1889-1912)》书评 │ Book Review: Resolution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其大多数领导人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背叛了国际主义,这导致了一种无知的事后观点,认为第二国际是一个机会主义组织。

﹝阿根廷﹞丹尼尔·盖多(Daniel Gaido)

Mila 翻译


《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第二国际的决议(1889-1912)》

迈克·泰伯(Mike Taber)(编)在社会主义旗帜下:第二国际的决议(1889-1912)》(Under the Socialist Banner: Resolution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2, Haymarket, Chicago, 2021. 229 pp., $18.95 pb, ISBN 9781642594676)


迈克·泰伯(Mike Taber)首次编辑了 1889 年至 1912 年间由社会主义国际(也称为第二国际)举办的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这一学术版本涉及大量的翻译工作:大会的正式会议记录以德文(全部九次)和法文(其中六次)出版,只有一次大会的会议记录以英文出版(1896 年的伦敦大会)。

除了按时间顺序提供所有决议的英文版本外,编辑还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批判性文件。泰伯的导言概述了第二国际的一般特征和发展趋势,其成就和优势以及其弱点和矛盾,最后是其遗产和当代意义。批判性文件还包括对九次代表大会中每一次代表大会的简短介绍,阐述每次代表大会中的关键辩论,以及关于 1914 年第二国际会议倾覆的后记和几项未经批准的决议的附录。

从今天以“先锋党”自命不凡的名义成长起来的左翼教派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第二国际是什么,即工人阶级的大众社会主义政党:国际社会主义局秘书卡米尔·胡斯曼斯(Camille Huysmans)估计,在 1914 年之前的几年里,第二国际在其国家支部的成员中有 1000到 1200 万,有超过 5000 万的同情者和选民(页5,下同)。

其大多数领导人在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背叛了国际主义,这导致了一种无知的事后观点,认为第二国际是一个机会主义组织,这种观点忽略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大量参与1889 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的事实。此外,恩格斯认为 1891 年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辉煌的成功”,并补充说“在原则和策略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一直都是胜利的”(29)。他还在 1893 年苏黎世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闭幕词。当列宁(Lenin)在 1918 年写下他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75)时,他的意思正是如此;也就是说,考茨基不仅背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计划中所作的革命承诺,而且背离了在第二国际组织决议中作出的革命承诺,其中一些决议是列宁亲自起草的。

诚然,“尽管第二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扩展到了许多国家,但它仍然主要是一场欧洲和北美的运动”(5)。然而,当时绝大多数的工薪阶层都集中在欧美,所以这种地域集中的弱点反映了将工人阶级等同于产业工人。

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提出了新组织的革命目标,确认“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通过对资产阶级的征用和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来夺取政治权力的国际行动,就不可能实现劳动和人类的解放”(22)。

在1889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最令人难忘的也许是关于五一劳动节的决议。1888 年12月,美国劳工联合会 (AFL) 投票决定在 1890 年 5 月 1 日组织全美8小时工作日活动,以纪念在 1886 年发生的芝加哥干草市场大屠杀事件。创始大会批准了 AFL 的倡议,并因此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国际示威活动,以使所有国家和所有城市的工人在固定的一天同时向公共权力机构提出要求,即将工作日的时间定为8小时'(25)。

1889年的巴黎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废除常备军,代之以全民武装(民兵)。虽然这一要求被纳入了属于社会主义国际的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中,但它已被当代左翼组织放弃,这些组织似乎很满足于让“专业”(即雇佣军)军队垄断使用武器的知识,只要他们的中产阶级选民不受征兵的困扰。

1910年社会民主党中左翼分裂后,以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为首的左翼党派取代了“常备军”的语言,取而代之的是“武装人民”的语言。这样一个口号与考茨基关于裁军和国际仲裁法庭的提议相悖,不仅因为永久公民民兵将是维护和平的更有效的工具,而且因为它可以成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用的工具。

社会主义国际将“政治和经济行动”作为其成员组织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既反对在自己的政党中组织工人阶级、反对参加选举和保护工人立法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排除了那些拒绝组织工会的组织(41- 43)。虽然那时反对工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已经很少见,但无政府主义者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试图扰乱第二国际的前四次代表大会。

1907 年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参加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的组织不仅仅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政党(“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工人的国际联合和行动;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党派组织起来征服公共权力”),而且还包括接受“阶级斗争原则”并承认“政治行动(立法和议会)的必要性”但不“直接参与政治运动”的工会(99)。

因此,大量的决议旨在实现工人组织自己的政党和参与政治进程所需的民主权利,例如结社权、普选权等。这对于在世界范围内被剥夺了这些权利的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即职业妇女来说尤其如此。在此背景下,1891 年布鲁塞尔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女性平等”的决议,要求“赋予女性与男性相同的政治和公民权利”(34)。

1893年的苏黎世大会进一步支持了1891年的这场大会,该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职业妇女保护立法”的决议,要求采取法律措施,如禁止妇女在分娩前两周和分娩后四周工作,以及在所有雇用妇女的行业和产业中任命女检查员。这些措施的实施是基于“资产阶级妇女权利运动拒绝所有代表职业妇女的特殊立法,认为这是对女性自由和与男性相对的平等权利的攻击”(44)。

在这方面,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通过的最重要的决议是关于妇女选举权的决议,它迎接了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Firs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Women’s Conference)的召开。这是在国会前夕举行的,由克拉拉·泽特金(Clara Zetkin)领导,她成立了社会主义妇女国际组织(Socialist Women’s International),并表示“完全支持”该组织提出的普选妇女的要求(111)。

1910 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主义妇女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后来被称为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大会决议规定,劳动妇女在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下,应在规定的日期在世界范围内组织游行和集会,以实现女权普选。从 1913 年开始,这些示威活动在 3 月 8 日举行,1917 年在俄罗斯举行的庆祝活动催生了俄罗斯的二月革命(1917年3月8至3月12日[旧式俄历2月24日至28日])。

第二国际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是 1907 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的决议。最初的草案由奥古斯特·贝贝尔(August Bebel)起草,并纳入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列宁( V. I. Lenin)和朱利叶斯·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联合提出的一系列修正案。结尾的两段呼吁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尽其所能防止战争的爆发”,同时强调“一旦战争爆发,他们也有义务进行干预,以迅速结束战争,并动用一切力量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唤醒人民群众,从而加速资产阶级统治的垮台”(105)。这些段落后来在 1910 年哥本哈根大会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军国主义”的决议以及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于 1912 年 11 月通过的“关于战争与军国主义的巴塞尔宣言”中被转载,该决议还敦促“各国工人通过国际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力量”(141)。列宁后来将《巴塞尔宣言》作为其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德版本的补充,作为“一座充分暴露第二国际英雄可耻破产和背叛的纪念碑”(1993:11)。

在这本书中,我们无法在这篇评论的框架内深入探讨更多引人入胜的材料,例如德累斯顿-阿姆斯特丹(Dresden-Amsterdam )“关于战术”的决议,该决议是由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的 “部长主义”(ministerialism)(这一政策在斯大林时期被命名为 “人民阵线”)促成的。该决议谴责了“最有力的修正主义企图,其方向是改变我们基于阶级斗争的经过考验的胜利策略,并通过与资产阶级的最高斗争,以对既定秩序的让步政策取代对公共权力的征服”(83)。这种修正主义策略的后果是使国际的国家部分“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党——变成一个满足于资产阶级社会改良的党”(83)。

其他主要辩论也是如此,例如 1907 年斯图加特国会关于殖民和移民政策的辩论。荷兰代表亨德里克·范科尔(Hendrick Van Kol)提出了“社会主义殖民主义”政策,但遭到拒绝,赞成全盘否定殖民主义。美国代表莫里斯·希尔奎特(Morris Hillquit)支持对中国和日本移民的限制,但为了支持所有国籍和种族的无限制移民权利而否决了这些限制。

希望其他学者能从泰伯翻译社会主义国际会议记录的工作中得到启发,就像约翰·里德尔(John Riddell)翻译共产主义国际前四次会议记录一样。同时,这本书及其非常有益的批判性文件将作为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篇章的入门指南。

2022 年 1 月 26 日

参考

Lenin, V.I. 1975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Lenin, V.I. 1993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A Popular Outlin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丹尼尔·盖多(Daniel Gaido)是阿根廷国家研究委员会 (CONICET) 的研究员。他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成时期》(The Formative Period of American Capitalism)(Routledge,2006 年)的作者,并与理查德·戴(Richard Day)合编了《不断革命的见证人》(Witnesses to Permanent Revolution)(Brill,2009 年)、《发现帝国主义》(Discovering Imperialism )(Brill,2009 年)和《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回应》(Responses to Marx’s ‘Capital’)(Brill,2017)。

原文链接:https://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s/19924_under-the-socialist-banner-resolutions-of-the-second-international-1889-1912-by-mike-taber-ed-reviewed-by-daniel-gai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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