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是国际主义？罗莎·卢森堡能教我们什么

Why Socialism Must Be Internationalist…and what Rosa Luxemburg can teach us about it

〔法〕米歇尔·罗伊（Michael Löwy）

郝鹏飞 译

白萌 校

很少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像罗莎·卢森堡那样献身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运动。她是犹太人、生于波兰人、后来加入德国国籍。但她唯一的“祖国”是社会主义国际（又称“第二国际”）。然而，这种激进的国际主义使她在国家问题上采取了令人质疑的立场。例如，对于她的祖国波兰，她不仅反对毕苏斯基领导的的波兰社会党（PPS）“社会爱国者”呼吁的波兰民族独立，甚至反对布尔什维克支持波兰的自决权（包括与俄罗斯分离的权利）。直到1914年，她还是站在“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波兰已经融入俄罗斯经济，因此波兰独立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式需求。只有反动贵族或小资产阶级阶层才有这种想法。她还将国家在本质上视为“文化”现象，提出将“文化自治”作为民族自决需求的解决方案。在她的方法中缺少的正是列宁关于该主题的著作中所强调的民族问题的政治维度：自决的民主权利。

然而，至少在《1905年对<波兰问题和社会主义运动文集>的介绍》一文中，她以一种更加开放和辩证的方式陈述了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她仔细区分了每个民族独立的合法权利——“这直接源于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与她所反对的波兰独立的愿景之间的区别。她还坚称，民族压迫是“最不能容忍的野蛮压迫”，只能挑起“愤怒的、狂热的叛乱”。然而几年后，在她的1918年关于俄国革命的笔记中——其中包含对布尔什维克剥夺民主和自由的极有价值的批评——她再次拒绝将任何关于民族自决权的说法称为“空洞且小资产阶级的措辞”。

一提到罗莎·卢森堡的国际主义，大多数讨论主要关注，有时甚至只关注她关于民族权利的论点(她的论点确实存在争议)，却很少从积极方面对她进行探讨：她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概念的杰出贡献，以及她坚决拒绝向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意识形态屈服。

“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一章中指出，从整体的角度辩证地看待事物是革命原则的科学支柱。他认为罗莎·卢森堡的著作，尤其是她的《资本积累论》（1913），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辩证法。不过，用这句话评价她参与的国际主义活动也恰如其分：她从整体的角度，即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利益的角度来判断、分析和讨论所有社会和政治问题。

这种辩证的整体不是抽象的，不是空洞的普遍主义，也不是无差别存在的集合体：她很清楚，国际无产阶级是由具有自己文化、语言和历史的人组成的多元化集合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大相径庭。在《资本积累论》中，对南非的矿山和种植园中的强迫劳动进行了很长的描述——但在德国工厂中找不到相似的情况。但这种多样性不应被理解为共同行动的障碍：换句话说，国际主义对于她与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都意味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各国无产者团结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在她到达德国并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行列后不久，她拒绝对军国主义、军事信贷及海军远征做出任何让步。虽然社会民主党右翼（沃尔夫冈·海涅和马克斯·施佩尔等人）愿意就这些问题与德意志帝国政府谈判达成协议，她却公开谴责了这种投降协议，理由是需要创造就业机会。彼得·内特尔（Peter Nettl）却错误地认为这是一种干巴巴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他相信失业是阶级斗争的必要刺激。彼得·内特尔是一名传记作者，他写过一本罗莎·卢森堡的传记，尽管受到自身学术方法的限制，却很有参考价值。

团结无国界

与她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社会主义者不同，卢森堡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仅限于欧洲国家。她从早期就积极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毫不掩饰对殖民地人民斗争的同情。这自然包括德国在非洲的殖民战争，例如1904年在德属西南非洲对赫雷罗人起义的残酷镇压。在1911年6月举行的公开演讲中，她解释说：“赫雷罗人是黑人。已经在他们的祖国生活几个世纪......。他们的“罪行”是没有向白人奴隶司机屈服......并保卫他们的土地免受外国入侵者的侵害。……在这场战争中，德军的武器也被华丽地覆盖着——荣耀。......男人被枪杀，妇女和儿童......被推入燃烧的沙漠。”[1]

虽然她谴责德国帝国主义在北非的企图（针对法国）——即1911年所谓的“摩洛哥事件”，当时德国将战船派往阿加迪尔——但她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主义描述为企图粗暴地把资产阶级私有财产权强加给共产的阿拉伯原始部落。1907年至1908年，她在社会民主党党校举办政治经济学讲座，她强调了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现代共产主义同“殖民地国家殊死反抗逐利的“帝国霸权”的古老的共产生存方式”之间的联系。[2]在她最重要的经济著作《资本积累论》中，她认为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不仅是一个早期阶段，而且是一个永久的暴力剥夺过程：资本的积累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一开始就把武力当作武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从涉及的原始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除了反对和战斗到最后，别无他法……因此，军队对殖民地的永久占领、本土起义和惩罚性远征是任何殖民政权的日常事务。”

当时很少有社会主义者不仅谴责殖民远征，而且还为被殖民人民的反抗和斗争辩护。即使她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欧洲，这种态度也表明她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她所倡导的国际主义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主义。

一贯反战

罗莎·卢森堡清楚地看到欧洲战争升级的危险，并且从未停止过谴责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备战。1913年9月13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小镇博肯海姆，她发表了一次演讲。演讲最后发表了一份庄严的国际主义声明：“如果他们认为我们将举起对我们的法国和其他同胞进行谋杀的武器，那么我们将大喊:我们永远不会这样做！”检察官立即指控她“呼吁公众不服从法律”。审判于1914年2月进行，罗莎·卢森堡发表了无畏的演讲来抨击军国主义和战争政策，并引用了1868年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如果发生战争，工人应该发动总罢工。这篇演讲刊登在社会主义报刊上，成为反战文学的经典之作。她因此被判入狱一年，但直到战争爆发后，即1915年，帝国政府当局才敢逮捕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许多欧洲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以“保卫祖国”的名义支持自己的政府，她却立即组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最初的关键几个月，她的著作不仅对咄咄逼人的官方“爱国”意识形态毫不让步，还对社民党领导层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卑鄙行径猛烈抨击。为了解释卢森堡为何对社民党政策“日益仇恨”，内特尔炮制了一个理由，那就是“强烈的个人因素”：“像罗莎·卢森堡这样的移民，永远对呆板而‘官方’的德国人表现出一幅病态压抑的急躁和沮丧情绪。”然而，内特尔不得不承认，反对战争的不是只有外国“移民”，还有真正的德国人，例如卡尔·李卜克内西、弗朗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因此，罗莎·卢森堡对1914年8月“社会爱国者”投降的愤怒不是出于“移民的急躁情绪”，而是出于对国际主义的终生信仰。

她因宣传反军国主义和反民族主义而多次入狱，她在1916年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她的原则性立场，题为《非此即彼：“无产阶级的祖国是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对它的保卫必须高于一切。”》。第二国际在她所谓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冲击下崩溃了。“各国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被“各国无产者，自相残杀！”所取代。为此，卢森堡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在写下她对这个未来国际有那些基本原则方面的建议时，她强调：“没有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社会主义。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阶级斗争和国际团结，否则就是自绝于人”。

这当然是对卡尔·考茨基虚伪论点的驳斥，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国际是和平时期的工具，但是不适用于战时。这一新论调为他（卡尔·考茨基）在1914年支持德国“国防”提供了借口。《非此即彼》中还有一份个人陈述，吐露了卢森堡最珍视的道德观和政治观，读来令人动容：“在这个世界上，工人的国际友爱对我来说是最高的、最神圣的东西，它是我的指路明灯，是我的理想，是我的祖国；我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愿背弃这个理想！”

警告民族主义的出现

罗莎·卢森堡预言了后来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警告人们警惕它们的邪恶。先知不是奇迹般地预言未来的人，而是像阿摩司和以赛亚一样，警告人们即将到来的灾难——除非人民采取集体行动来阻止它。她警告说，只要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就会有新的战争：“世界和平不能通过诸如由资本主义外交官组成的国际仲裁法庭、关于‘裁军’的外交协议……“欧洲联邦”、“中欧关税同盟”、“国家缓冲国”等乌托邦式或基本上是反动的计划来保障。只要资产阶级继续名正言顺地统治，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战争既不会被废除，也不会被诅咒。”

她警告说，民族主义是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死敌，是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温床。“社会主义的当务之急”，她在1916年写道，“应该是把无产阶级的思想上从资产阶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种统治体现在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上。”

在《战争、民族问题与革命的分裂》（1918年）一文中，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她担心民族主义运动会突然兴起：“在民族主义的布罗肯山上，今晚是魔鬼狂欢的瓦尔普吉斯之夜（At the nationalist Blockberg it is today the Walpurgis night）”（指德国神话中女巫的安息日）。这些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千差万别，有些是较不发达的资产阶级的表现（例如在巴尔干半岛），而另一些，例如意大利民族主义，则纯粹是帝国殖民主义。这场“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大爆发”包含了各种的特殊利益，但又因1917年10月“反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威胁的斗争”造成的特殊历史形势所产生的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

她所说的“民族主义”当然不是民族文化或不同民族的民族认同，而是将“民族”转化为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最高政治价值的意识形态（“德国胜过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

她的警告是有预见性的。因为20世纪的一些最严重的罪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奥斯威辛、广岛）等——都是以民族主义、国家霸权、“国防”“国家重要空间”等名义犯下的。斯大林主义本身就是苏联国家民族主义堕落的产物，正如“举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口号所体现的那样。

人们可以批评她在国家要求方面的一些立场，但她清楚地看到了民族-国家政治的危险（领土冲突、“种族清洗”、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但是，她无法预测种族灭绝。

全球化左派的指南针

那么，今天罗莎·卢森堡的国际主义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21世纪初的历史条件与她撰写了大部分著作的20世纪初的历史条件有很大不同。然而，在某些决定性的方面，她的国际主义观点在今天仍然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在21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平等现象严重加剧，导致了灾难性的环境后果。根据2017年乐施会报告，8位亿万富翁和跨国企业所有者的财富相当于半数全球最贫穷人口（38亿人）的财富。通过其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七国集团（G7）的运作——资本已经巩固成了一个放任新自由主义泛滥和放松管制的资产阶级联合集团。当然，各种帝国主义利益之间存在矛盾，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议程：消除工人运动的所有成果、取消公共服务、将利润私有化、将损失社会化，从而加剧剥削。这一进程被寄生性的金融资本所支配，逐渐全球化，通过“金融市场”的盲目和物化机制强加给所有国家的人民。

区域和民族的抵抗是必不可少的，但还远远不够：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抗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全球系统。换句话说，反资本主义的抵抗必须全球化。罗莎·卢森堡时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几乎不以这种形式存在。存在一些区域组织，例如欧洲左翼党或拉丁美洲圣保罗会议，但没有类似的国际机构。虽然1938年由列昂·托洛茨基创立的第四国际仍然活跃在四大洲，但影响力有限。

仍然要保持希望的主要原因是出现了新的全球正义国际运动，因为它正在播下新的国际主义文化的种子。这种全球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形式是“运动之运动”。这是一个松散的社会运动联盟，其主要表现是2001年成立的世界社会论坛。工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工人、农民、土著社区、青年网络以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团体共同反对企业——即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当然，它主要是一个交流经验和采取零散的共同倡议的空间，缺乏制定共同战略或计划的雄心。

罗莎·卢森堡的遗产在许多方面都对这场运动很重要。她明确指出，敌人不是“全球化”或仅仅是“新自由主义”，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身。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替代方案不是“国家主权”，即保卫国家对抗全球，而是全球化，即国际化的抵抗。帝国的替代品不是一种“规范化”、“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世界文明。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必须应对罗莎·卢森堡所不知道的新挑战：生态灾难和全球变暖。它们源于资本家对扩张和增长无限渴望的破坏性动力。并且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面对这些新挑战。换句话说，生态危机是卢森堡国际主义精神仍很重要的新论据。

罗莎·卢森堡对民族主义毒药的警告从未如此重要。在当今世界——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以各种“爱国”、反动、法西斯或半法西斯为幌子的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和种族主义正在抬头，对民主和自由构成了致命的危险。伊斯兰恐惧症、反犹太主义和反罗姆人种族主义猖獗，得到政府公开或分散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新法西斯政党和/或独裁政府不管他人死活的仇外心理助长了民众对移民（逃离迫害、战争和饥荒的绝望人群）的仇视。欧尔班、萨尔维尼和特朗普就是厚颜无耻、令人作呕的代表，他们将移民——无论是穆斯林、非洲人还是墨西哥人——当作替罪羊，指责这些移民对国家、种族或宗教身份构成威胁。由于欧洲边界的密封关闭，成千上万的移民在地中海水域被判处死刑。这是罗莎·卢森堡严厉谴责的新的野蛮殖民主义行为。

在这场仇外情绪中，她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仍然是无价的道德和政治指南针。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者并不是唯一顽强地反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的人：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被人文主义、宗教或道德价值观所感动，正在声援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其他社会运动正忙于组织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剥削和压迫。

反动仇外心理是当今世界唯一的民族主义形式吗？不能否认，仍然存在合法要求自决的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如我们所知，罗莎·卢森堡并不赞同这一概念。巴勒斯坦人和库尔德人是两个明显的例子。然而有趣的是，库尔德左翼民族主义的主要力量PKK（库尔德工人党）决定放弃呼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他们批评民族国家主义是一种压迫形式，并采用了受穆雷·布克钦（Murray Bookchin）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新视角：“民主联邦主义”。

罗莎·卢森堡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葛兰西、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杜波依斯、弗朗茨·法农和许多其他人的国际主义思想都是理解和改变我们现实的法宝，是我们这个时代进行斗争必须的和不可或缺的武器。然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方法，还在不断地发展。它必须培养新的思想和观念，才能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2020年1月23日

[1] Rosa Luxemburg, “Unser Kampf um die Macht”, Gesammelte Werke, Berlin: Dietz Verlag, [1911] 1972, p. 537. The German war of annihilation against the Herero people is now widely considered the first genoci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 Rosa Luxemburg,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 Writings I, edited by Peter Hudis, London: Verso, 2014, p. 163.

米歇尔·罗伊（Michael Löwy）是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名誉学者和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EHESS)的讲师。他主要关注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最初发布在LuXemburg。

原文链接：https://www.rosalux.de/en/publication/id/41530/why-socialism-must-be-internationali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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