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大選結果對基進左翼的意義(What does Portugal's election result mean for the radical left?)

﹝英國﹞凱文·歐文登（Kevin Ovenden）

日土兀　譯

葡國2022年1月30日舉行大選，結果受挑戰、中間偏左的社會黨（Partido Socialista）得票增加，在國會230席中取得117席的絕對多數。

民調——當中部份可信性存疑——卻預期在比例代表制下，社會黨與中間偏右的「社會民主」黨（Partido Social Democrata）之間競爭會更為激烈。

「社會民主」黨得票只是溫和增加，席次更減少了。當地右翼同時出現激進化和碎片化，極右法西斯的「夠了」（Chega）黨以及極端自由市場政黨自由倡議（Iniciativa Liberal）大躍進，前者更成為國會第三大黨。

很不幸基進左翼在這次選舉中慘敗。1999年在反對企業全球化運動中興起，由反資本主義組織和活躍分子組成的左翼集團（Bloco de Esquerda），得到減半至4.5%，議席由19席減至5席。與其相似的是，與綠黨結盟的葡國共產黨丟失了6席，得票跌至4.4%。

是什麼導致了這結果？

葡國是西歐最貧窮的國家，與其他在1970年代脫離獨裁統治的南歐國家一樣，階級矛盾尖銳。葡國與希臘一樣，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遭受歐盟強加的緊縮政策重創，引起反彈。在一系列大型社會運動驅動下，中間偏右政府在2015年被趕下台，由社會黨組成少數政府。

社會黨在國會內得到自反緊縮運動爭取選票大幅增長的葡共和左翼集團（Bloco de Esquerda）的支持。兩黨未有加入政府，但在政府外透過被稱為geringonça（糙陋之物）的政治協議提供支持。

2019年選舉的結果也差不多。仍然未達多數的社會黨這次沒有制訂正式的政治安排，而是依靠基進左翼或右翼的支持或棄權去推動政策過關。很多中間偏左的評論家稱之是其他地方的社會民主黨或工黨式的政黨應該仿傚的模式。

現實是，2015年緊縮打擊高峰過後，歐盟—國基會的控制稍微放寬，加上近期的疫情，迫使暫停削減預算，政府得到一些空間——「財政淨空」——為勞動人民做些溫和的改善工作。

但這有點像在飛速下墮的電梯中走幾步一樣。緊縮時期最壞日子的巨大衝擊未有逆轉過來。基進左翼要求推翻緊縮時期削減工人權利的要求並未實現。可是六年來左翼多少支持著這個政府，直到去年十月葡共與左翼集團聯同右翼反對黨否決了2022年度的預算案，觸發這次大選。

同時過去兩年，右翼同時出現激進化和碎片化。「夠了」（Chega）黨成立至今還不到三年。即使其經濟政策完全與大商家相容，其種族主義的煽動並把自己裝扮成反對派，使其能以同心圓形態成長：首先，正如在西班牙的對應政黨「聲音」（Vox），來自老右派的死硬分子。它有效地吸收了基督教民主黨的選票；第二是不投票的人。這次大選投票率增加了9%，但仍只得58%。在葡國人們對形式上的議會政治有深深的疏離感。第三，她希望吸引讓貧窮的勞動階級和失業者。在葡國青年失業率達25%，不計算人口移出數字將會更高。有兩萬多名護士離開葡國到德國、法國、英國等地工作。葡國的衛生系統正在崩解。

直到上一個十年的中期，基進左翼曾推進並連繫了一些非常大型的社會抗爭，但正如一些積極分子抱怨的那樣，自此越來越以議會和與少數中間偏左政府無休止協商策略為取向。

基進左翼沒有正式加入聯合政府，但對很多選民而言，她就像是這樣。其主要政治論述越來越變成是把自己說成是能夠透過議會策略把大得多的執政黨推向左翼的工具。

但這意味著選舉來臨時，民眾普遍會有一種情緒，希望結束不確定以及議會內的僵局。偏向自由派的中間以至中間偏右的選民，不相信官方的反對黨，不會與崛起中的極右派或戴卓爾主義狂熱分子合作。部分人選擇中間偏左政黨。

很多基進左翼選民似乎認為，如果一切是為了支持一個中間偏左的政府，他們也可以投中間偏左的政府一票（類似的事情去年在德國也發生過）。左翼集團和共產黨艱困地傳遞不同的訊息。左翼集團在諸如女性和性小眾等社會權利的巨大差別，並沒有產生效果，政府可以輕易把這些成績歸功於自己，又不會花國家預算一分一毫。

大選很大程度是對總理安東尼奧‧科斯達（António Costa）的公投。他在疫情期間的支持度反覆不定。近月來，由於其政府和各地政府一樣，以廣泛接種疫苗（葡國的接種率相當高）以掩飾過去的錯誤，他的支持度再度上升。旅遊業佔葡國經濟收入的兩成，這一點尤其與希臘相似。讓葡國在今年夏重新成為富裕國家的有錢人，消耗在封鎖期間積存的家庭存款的熱門旅遊地，對選民非常有吸引力。因此，對一個被認為做得不很差，人民又期望可以平穩過渡疫情、歐盟投入適量復甦資金的總理而言，雖然未必熱衷於舉行大選，但這也是實際的選擇。這些資金也是有巨大的代價的。到底他們要求這些國家回到減債減虧的道路上，確定不會動用國帑挑戰企業資本主義，或在權力的天秤上偏向勞動階級。

科斯達決定孤注一擲、重新大選，但他有總統、大量媒體和建制的支持。他的目標是清晰的。過去六年他透過使基進左翼一次又一次支持妥協案，吸取其力量，他看到在選舉中確認政治中間路線的機會。他成功怪責左翼在冬季炮製一場人民不想要的選舉，並從中取得選票。他在議會內有多數票。政治上他與中間偏右沒有大分別，沒有基進左翼的包袱，他會繼續這樣執政。過去被歐洲左翼高舉為模式的葡國協議變成了漫長的閹割過程，最終導致大敗。

從選舉結果得出勞動階級已經放棄一切具反對性和衝擊性目標的解讀是錯誤的。我們會看到社會和工會抗爭如何展開。更可能的是解釋是，在選舉中，如果只有執政選擇，很多原來基進左翼支持者會轉投其他政黨，以確保中間偏左政府可以佔多數，因為無論是哪一種方案，可以選擇的就只有社會黨政府。

這對於歐洲的基進反資本左翼擺下了大問題。未來對於如何前進和重新組織將會有很多辯論。葡國基進左翼的失敗德國左翼黨的失敗、英國科爾賓主義不同但更大的挫敗，作為希臘反對性狙派力量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的崩解以及老中左派以KiNAL的新名字復甦，以及西班牙一度基進的「我們能黨」（Podemos）如今處於次要角色等等的例子，都有相似的地方。

十年前在歐洲左翼中有一場大辯論：焦點應該放在社會抗爭以及與制度決裂的左翼政治，還是「左翼政府主義」（left governmentalism），無論是透過直接參與或者成為對社民黨施以影響的集團。大部份人認同走執政之路。一些人甚至嘲諷不同意的反資本主義者。

十年過去了。辯論又回來了，而且不是在最好的條件下。在反對我們正面臨的多重危機的共同鬥爭的過程中，認真坦誠地討論這個議題會是重要的。

我們要比過去六年做得更好。

2022年1月31日

凱文·歐文登（Kevin Ovenden）是一位進步記者，有25年採訪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經驗。他在巴勒斯坦人民抗爭中是一名活躍分子，五次帶領救援船突破針對加沙的封鎖。2010年5月10日以色列突擊隊員登上藍色馬爾馬拉號殺害十人的時候他也在船上。他是《在迷宮裡的希臘基進左翼聯盟》（Syriza: Inside the Labyrinth）一書的作者。

原文鏈接：https://www.counterfire.org/articles/opinion/22934-what-does-portugal-s-election-result-mean-for-the-radical-le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