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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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捷克左派反对派活动家彼得·乌尔(Petr Uhl , 1941-2021)

彼得不是(与许多其它成员不同,如哈维尔)反共的“异见者”,相反,他认为为实现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民主斗争是必不可少的。

﹝法国﹞卡特琳娜·莎玛莉(Catherine Samary)、﹝法国﹞休伯特·克里维尼(Hubert Krivine)

竹海夜雪 译、季耶 校


彼得·乌尔直到他生命的终点时是所有被遗忘者的勇敢的捍卫者。

当我们得知,2021年12月1日彼得·乌尔长时间的患病之后,终于在80岁高龄去世,这令我们感到悲伤。就像20世纪60年代中期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家雅切克·库隆 (Jacek Kuroń)和卡罗尔·莫泽列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一样,在我们眼中,捷克的彼得·乌尔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也以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名义生动代表了对一党制政权的尖锐批判。

彼得说法语以及在多次旅行中学习了第四国际的思想主张以及在巴黎的会晤中与阿兰·克里文(Alain Krivine)建立了联系,他们是1957年在莫斯科的国际青年节上认识的,阿兰·克里文以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此次活动,彼得也在巴黎发现了法国共产党学生联盟(Union des Étudiants Communistes)中的克里文派左翼以及第四国际的活动。他与之共享了很深的反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信念,特别是对东欧国家兴起的反抗运动和起义的希望。这些运动的目的在于,缩小官僚主义现实和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鸿沟。

1988年戈尔巴乔夫时代他撰写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化?〉[1],在那篇文章中他对所谓的“上层改革”提出了批判,对1968年捷克杜布切克的改革和苏联1988 年的改革进行了对比,赞成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先前他在书中提出自己的《被禁锢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imprisoned)理念的看法,这本书1980年由 La Brèche出版社出版。[2]他还通过秘密的跨境活动分子建立联系,特别是波兰的反对派,如亚切克-库隆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联系,以及在传播被禁的文献──特别是第四国际的当代文献──来捍卫自下而上的民主化。

他曾经是旧共产党政权下的政治犯,在恶劣的监禁中几乎度过了他人生中的十年,最初是因为1968年的“托洛茨基主义阴谋”有关。[3]他丝毫不掩饰他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好感同情,但是他那时并不是第四国际的成员,我们第四国际的代表在1979年的10月关于他的审判的证词可以证明这一点。[4]事实上,他遭受指责是因为他敢于聚集几十个被布拉格之春鼓舞的年轻人与被他提倡的“下层运动”的形成了联系,此后彼得与其它人积极地活跃在77宪章运动和其它捍卫公民权利的社会团体。[5]他本人不是捷共党员,不过他同情他的岳父(他妻子安娜-萨巴托娃(Anna Šabatová)的父亲)雅罗斯拉夫-萨巴塔(Jaroslav Šabata),他是捷共自我管理派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派别同时对安东宁·诺沃提尼(Antonín Novotný)政权保守派以及技术官僚改革派持反对的态度,支持工人代表大会,这个倾向在苏联干预期间一直发展,直到1969年。

彼得·乌尔1979至1984年再一次被捕入狱,那儿他见到了被判若干年监禁的,后来成了他朋友的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他与哈维尔以及其它许多知识分子成立了77宪章运动,稍晚一些成立保护不公正受迫害者委员会(VONS,Výbor na obranu nespravedlivě stíhaných),彼得不是(与许多其它成员不同,如哈维尔)反共的“异见者”,相反,他认为为实现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民主斗争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一直参与建立尊重人权的组织和联合阵线,以及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与不同的人群联盟,这些人与镇压和审查作斗争,但没有一个真正的共同方案“用于”定义另一个社会。

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出现在1989年,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权在柏林墙倒塌之后通过天鹅绒革命而终结,瓦茨拉夫·哈维尔上台,彼得犹豫了很久,参加新兴的政治多元,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成了“公民论坛”(Civic Forum)的代表,因此他放弃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他依然坚持国际主义直到他生命的重点,并毅然的拒绝了北约组织,那个时候他把欧盟看作是作为平衡美国的积极力量。他对政党政治不是很满意,即使他接近捷克绿党,而专注于两个方面的活动:作为记者(在《权利报》(Právo日报工作)和作为人权活动家。

他特别致力于罗姆人的权利,公开宣布拒绝捷克公民身份:在联邦分裂后,捷克政权修建了一堵墙,阻止来自斯洛伐克的罗姆人进入新的独立国家,他对此表示遗憾。但他也在维护人权方面担任了几个官方职位:从1991年到2001年他曾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专家,1998年到2001年是捷克政府的人权专员,主持民族委员,人权理事会和罗姆人社区事务部门间委员会。

他的妻子以及孩子以多种方式继承了彼特对普遍权利的承诺,妻子安娜·萨巴托娃(Anna Šabatová)和他一样也是77宪章运动的成员,甚至担任了宪章运动的发言人的职务。从2014年到2020年她曾是共和国的女性监察员,彼得·乌尔对女儿萨萨·乌赫洛夫(Saša Uhlová) 的所取得的成绩尤其感到骄傲自豪。她潜入本国的企业,在一篇题为 〈萨萨-乌赫洛娃,捷克经济奇迹中被遗忘者的声音〉的文章中揭示了非人道的工作条件,并被广泛宣传(甚至刊登在2017年12月8日的法国《世界报》[6])。彼得·乌尔直到他生命的终点时是所有被遗忘者的勇敢的捍卫者。所以在这方面,他仍然完全是我们的同志。

我们谨代表第四国际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表示哀思。

2021年12月2日

译自法文,弗雷德里希·多恩(Friedrich Dorn)为德文译本补充了注释。

中译者按:我的老师对我的翻译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再次表示感谢。

原文链接:https://intersoz.org/petr-uhl-1941‒2021/

注:

[1]为了向他的斗争致敬,我们把彼得-乌尔的这段文字放在网上:〈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化?〉(Réformer d'en haut ou démocratiser d'en bas),发表在1988年的《人类与社会》(L'Homme et la Société)杂志上,第88-89期,该期主题为〈斯大林昨天死了。苏联社会的兴起〉(est mort hier. L'émergence du social en URSS)页161-175。链接:https://www.persee.fr/doc/homso_0018-4306_1988_num_88_2_2348?pageId=T1_162

──作者注。

[2] Petr Uhl《被囚禁的社会主义。正常化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Le socialisme emprisonné. Une alternative socialiste à la normalisation),由Antonín Bašta和Jean-Yves Touvais从捷克语翻译过来,巴黎:Stock and La Brèche,1980。德文版:Petr Uhl, 《挑战。正常化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Die Herausforderung),《东欧政治革命和工人自治的呼声》(Plädoyer für eine politische Revolution und Arbeiterselbstverwaltung in Osteuropa)与Jaroslav Suk的德文版前言,Pierre Frank的前言,Jean-Yves Touvais的介绍,由Willy Boepple在Friedrich Dorn和Winfried Wolf的合作下从法文翻译,Frankfurt a. M.: ISP-Verlag, 1981(绝版)。

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社会自治方案”写于1979年。一个捷克语版本,连同雅罗斯拉夫‧苏克(Jaroslav Suk)的评论,捷克地下流传(Petr Uhl a kolektiv, Program společenské samosprávy, Cologne: Index, 1982)。──德译者注。

[3]彼得在“正常化”后与几十个人组成了Hnutí revoluční mládeže(HRM,革命青年运动)地下组织。1969年12月,该组织被解散,一些成员,包括彼得-乌尔和他当时来自柏林社会民主党的同伴西比勒-普洛格斯特德(Sibylle Plogstedt)(后来有一段时间是第四国际德国分部的成员),在一种表演性的审判中被判刑,彼得-乌尔被判处四年监禁。

HRM的“组织宣言”和捷克斯洛伐克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文件已被翻译成德文,并以“左翼团体对自由化的批评”为题印在署名Max Borin 和Vera Plogen的《捷克的管理和自我管理。官僚主义和抵抗》(Management und Selbstverwaltung in der ČSSR)这本书中。Bürokratie und Widerstand,柏林:Verlag Klaus Wagenbach,1970,(红皮书,第4号)。M. Borin是Richard Sklorz的笔名,V. Plogen是Sibylle Plogstedt的笔名。──德译者注。

[4] 在1979年10月对哈维尔、彼得和《77宪章》其它四名成员的审判中,我们派出了一个联合代表团,成员包括帕特里斯-谢罗(Patrice Chéreau,艺术家协会)、让-皮埃尔-法耶(Jean-Pierre Faye,反对镇压国际委员会)、让-迪厄多内教授(Jean Dieudonné,数学家委员会)以及为乌尔辩护的卡特琳娜·莎玛莉(Catherine Samary,争取自由和社会主义捷克斯洛伐克1月5日委员会,也是本文作者之一)。见1979年10月法国《红色》(Rouge)周刊的报导。──作者注。

此外,第四国际德国分部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声援77号宪章》。“乌尔的自由”,Frankfurt a. M.: ISP-Verlag, o. J. 。[1980],(红皮书,第18期)。──德译者注。

[5] 关于《77宪章》和其它运动的更多英文资料,见1977-2004年出版的期刊《东欧劳工焦点》(Labour Focus on Eastern Europe)网上链接: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labour-focus-eastern-europe/index.htm

──德译者注。

[6] 链接:https://www.lemonde.fr/m-actu/article/2017/12/08/sasa-uhlova-porte-voix-des-oublies-du-miracle-economique-tcheque_5226774_4497186.html──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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