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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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刻不容缓(It’s now or never for action on the climate)

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最核心的部分,即化石燃料使用的控制,那么大幅减少排放的希望就很小。

﹝英国﹞马丁·恩普森(Martin Empson)

嵛偲 译、鲁鹏 校


本文作者马丁·恩普森警告说,尽管新冠封锁给遏制全球变暖和减少环境污染带来了希望,但这还不够。

2020年对环境运动而言应是不同寻常的一年。2019年见证了环境运动的激增。全球气候罢工(Global climate strikes )运动促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激励了新一代人就环境问题展开激进行动。在英国,“抗议灭绝”组织(Extinction Rebellion)围绕其三项要求[1],让上万人参与了抗议活动,并在全国各地创建了广阔的积极分子网络。

有迹象表明,这种趋势将持续到2020年。对于英国的积极分子而言,高潮是2020年11月于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谈(COP26)上的一场大规模动员。按照计划,这次动员包括大型抗议活动以及激进的轮流峰会。有迹象表明,这些活动将涉及到数千人,可能是自本世纪初欧洲社会论坛(European Social Forums )以来围绕此类峰会的最大动员。今年年初发起的“反对气候变化”(Campaign against Climate Change)的“气候峰会”(climate summits)运动,体现了动员活动的潜力。这些活动吸引了成百上千的积极分子参加布里斯托尔、曼彻斯特、谢尔菲德以及格拉斯哥的活动,将气候罢工者、“抗议灭绝”积极分子、工会成员、反种族主义者和现有的环保活动人士联系起来。

然而,就在第四次峰会在伦敦东部召开之前,数百名环境活动者聚集在一起,计划为格拉斯哥的集合动员,英国政府最后决定为对抗新冠病毒而封锁全国。这就直接导致接头气候活动的终止。紧接着,联合国气候会谈被推迟了12个月,但至少在英国,此次活动本质上仍在网络上继续进行着。在封锁初期,有人推测:航班停飞、汽车使用的减少和整体经济的低迷至少能给环境带来一些缓解。城市空气污染确实有所降低。在我住的曼彻斯特,空气质量有了显著改善。

随着汽车的使用量急剧减少,市中心的氮氧化物减少了70%。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环境问题。曼彻斯特有超过150条公路的污染程度超过法律限定值,这导致每年超过1200人的死亡。因此,这次封锁带来的短暂喘息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不只有英国的空气更加干净了。一项研究表明,欧洲仅一个月的空气污染减少,就能使11000人幸免于难。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复杂的。在很多城市,因为空气污染的减少而挽救的生命可能被那些因为经济衰退而丢掉工作的人的死亡追平。

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经济体制下的现实。随着封锁的放松,空气污染立马又迅速回到了“正常”水平。即使是我们短暂经历的微小改善都应该谨慎看待。在中国,即使在高度封锁下,最小颗粒物即PM2.5的浓度仍然比世卫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的标准水平高出四倍。这些颗粒物来自废气、篝火和工业生产过程,有证据表明,即使最低水平的颗粒物都有可能引发疾病和死亡。但是事实是,人们认为被封锁的城市的空气更清新,道路更加安静,更容易听到鸟叫声,这确实引人深思。或许封锁有一定的好处。遗憾的是,现实却没有那么乐观。就拿温室气体的排放来说。

这些和导致城乡空气污染的污染物不同。因此,我们在封锁初期呼吸到的新鲜空气并不是因为碳排放量的减少。但至少从根本上来讲,排放量的降低让人激动。英国《卫报》以“骤减”为标题,报道了一项研究,该研究显示,2020年4月全球日排放量减少了17%。即便如此,也有人指出,每年的变化幅度会小得多:如果新冠病毒的限制在六月份被取消,那应该在4%左右。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到了六月份,《卫报》对排放量的“急速”回弹感到担忧。到了八月,他们报道称新冠封锁对气候危机的影响无足轻重。这样糟糕的头条是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Nature Climate Change)上的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研究了封锁导致排放减少的方式。参与《卫报》八月份糟糕报告研究的科学家们利用人们手机里的流动数据来衡量与封锁有关的旅游急剧减少。他们认为这是排放量最初降低的原因(今年四月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一点),但是这不足以抵消其他经济领域二氧化硫减少所产生的变暖效应。二氧化硫实际上能使地球变冷,因为它能将太阳光反射回太空。正是这样,它对抗了当前的全球变暖。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减少意味着地球的温度没法降低到我们的预期值。简而言之,封锁对排放量的效应并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大。

正如科学家总结的那样:“我们估计,这次病毒大流行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相比于按照当前国家政策发展到2030年的状况,气温也只会降低约0.01±0.005℃。有趣的是,科学家们把这个坏消息直接与封锁后的经济学问题联系起来。他们的论文接着谈到了“应对新冠病毒的经济复苏要么是受到绿色刺激计划的驱动要么就是受到化石燃料使用增加的驱动”。这值得充分引用他们的结论。我们的工作表明,由于大流行病的短期动态,全球温度信号可能很小。这些结果强调,如果没有潜在的全系统范围的经济脱碳,即使行为上有再大的转变也只能是适度的降低变暖的速度。

然而,到了本世纪中叶,经济复苏的投资选择将会极大的影响全球变暖的轨迹。从新冠病毒疫情后的经济危机中寻求绿色刺激复苏,可以让世界走上正轨,实现《巴黎协议》的长期温度目标。换句话说,没有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最核心的部分,即化石燃料使用的控制,那么大幅减少排放的希望就很小。的确,这份研究对于那些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人来说是进一步的打击。

尽管这次的病毒大流行登上了各大头条,但气候变化并没有就此结束。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注意到的是,一些可怕的迹象表明在2020年,全球气候变暖将会加速。这似乎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但从这一年澳大利亚灾难性的火灾开始。除了南极洲,每一片大陆上都接连发生火灾。根据《全球森林观》(Global Forest Watch),2019年每平方公里有450万次火灾发生,相较于前一年增长了400000次。去年,冰岛的冰盖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融化,每分钟就有100万吨的水流入海洋致使海平面上升。

然而不管2019年有多么不好,2020年很可能更糟糕。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时候。

八月份地表温度上升到最高纪录:54.4℃。高温引发了各式各样的环境灾难,如果不是因为新冠病毒流行,它早就上了头版新闻。非洲部分地区降雨量的增加以及温度的增高为蝗虫的泛滥创造了条件,导致农作物遭到破坏。五月,孟加拉湾的世纪最强“超级龙卷风”阿姆潘,袭击了孟加拉国和印度部分地区,造成80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

孟加拉国当局制定了疏散200万人的计划,这表明此类事件正在变得多么普遍。这些计划成功避免了大规模死亡,但是对农场、企业还有家园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正常”是一场危机,因此,当政客们谈到要恢复到正常时,我们必须要留意记者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四月份所说的那些话,她警示道,回到新冠病毒蔓延之前的状态并不是一个选择。“正常”是一场危机。正常的是澳大利亚发生火灾。正常的是亚马逊发生火灾。正常是大堡礁的第三次大规模浸出。正常就是危机。正常让你不再拥有一个安全的未来。她指出,新冠病毒危机给了最大污染源企业一个千载难逢的生存机会。因为正是在许多活动者注意到了气候科学家所说的话,并表示我们不能回到之前的状态的时候,政客们却在做相反的事情。

为避免经济崩溃而向各经济体注入的大量资金指向了风险最大的企业,而正是这一点引发了气候危机。在美国,至少有5000万美元本打算投入到小企业中,最终落入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炭公司的手中。随着油价暴跌,特朗普允诺要为化石燃料企业提供数亿美元。到了七月份,大约有30亿美元以“病毒援助”资金的名义流入到超过5000个化石燃料企业。2万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中包括610亿美元用于航空公司。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公司并没有拿到他们在一揽子计划中要求的税收减免。这种大型污染公司拿到救援金的情况并不只是存在于美国。

交通环境网站列出整个欧洲有344亿美元被用来援助航空公司。中国在三月份新建了5座燃煤电厂来抵消新冠病毒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中国正在以五年来最快的速度建造新的燃煤电厂。加拿大为油砂公司提供救援金,南韩则是煤炭公司,而欧洲的中央银行为化石燃料公司提供了70亿欧元。这样的例子有一大把。在全球范围内,政府为应对新冠病毒和经济危机的威胁,纷纷向大型污染源公司实施资金援助,并取消对他们的扩张限制,并鼓励进一步开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主要的替代方案是呼吁某种形式的绿色恢复计划。

这些计划呼吁为可持续发展企业提供资金支援,保护和创造可再生能源等行业的跳跃,反对为污染企业提供救援金。值得关注的是,并非所有的这些恢复计划都来源于激进分子、环境保护者或活动人士。《碳简报》(The Carbon Brief)网页已经追踪了数十条国际提案,其中有些已经被采纳。

读者有理由对其中一些持怀疑态度。有一条来自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他在5月份告诉我们:“我们有责任让未来的几代人重建的更好”。然而,英国政府花费30亿英镑提高能源效率的计划,与它在航空公司和汽车制造商上投入的巨额资金相比,就显得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主流绿色复苏战略败给了现状,比如说, 为自然资本计划提供资金,这些计划将自然定价作为自然融入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中化石燃料优越性的问题的提出挑战。绿色复苏和援助石油、天然气、煤炭跨国公司是不相容的。支持航空和汽车制造厂换不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经济。当然,社会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必须坚守阵地,否则,我们将得不到工人为一个可持续发展未来而战的支持。但是我们必须支持当下的“公平过渡”(just transition):成百上千失去工作的工人必须被重新部署、再培训,并在减少排放的经济部门获得新工作的支持。正是这一愿景促成反对了气候变化运动的百万气候就业计划。

近些年,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 (GND) )已经取得了一席之地。关于这个,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在美国,你可以将亚历山大·奥卡西欧-柯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的激进版本和琼恩·拜登(Joe Biden)不那么激进的版本进行比较。然而,娜奥米·克莱因在她最近出版的书《着火了》(On Fire)中指出,只有当绿色新政挑战了化石燃料资本这一现实,它才能成功地推动我们走向可持续发展经济。

这意味着,绿色新政需要冲击化石燃料企业,为失业者以及因为在转变到绿色经济过程中有可能丢失工作的人创造就业机会。但是,正如克莱因所说,如果积极分子想要绿色新政成功赢得许多人的支持,其他不公之处也必须提上议程,例如那些由殖民主义和当代帝国主义的遗产,以及种族主义、压迫和贫穷的现实所造成的的不平等。

不幸的是,2019年末,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在英国大选中的失败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美国大选中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失败意味着绿色新政在这些国家里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在面对真正惊人的环境消息时,保护活动不能只是干坐着期待将来我们会选出一个政府在一些决定性领域来实施绿色新政。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以形成应对措施。资本引发环境危机,而它为经济危机所采取的解决措施使情况变得更糟糕。新冠病毒大流行同样也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和疾病的发展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冠状病毒的起源在于农业综合企业系统地为疾病的定期爆发创造条件。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加上大量的动物集中在单一的地区,使得疾病从野生动物的小水库转移到养殖动物身上,甚至可能传染给人类。自从2万年前驯养动物以来,人类就面临着疾病在不同物种之间传播的风险,但工业化后的农业经常导致大流行病。

在农业和其他经济领域中,人们的生活和地球生态系统的需求让步于利润最大化这一核心需求。但是希望仍然存在。在病毒大流行期间,“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和抗议考试降级制度的学生已经表明,他们都有抗争的意愿,而且抗议可以获胜。2019年最受欢迎的一条环境抗议标语是“制度改变而不是气候变化”(System Change Not Climate Change)。我必须要使之成为现实,因为我们要在这个星球上取得一席之地,而这个星球正被逐利的资本主义关于疾病和环境危机的逻辑摧毁。

[1]编按:三大要求为:1.说出真相(Tell the truth):政府必须说出真相,宣布气候和生态的紧急情况,与其它机构合作,传达变革的紧迫性;2.现在就行动(Act Now):政府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在2025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到零;3.超越性政治(Go Beyond Politics):政府必须建立一个关于气候和生态正义的公民大会,并以其决定为主导。参见其官方网站:https://extinctionrebellion.uk/the-truth/demands/


原文英国《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 Review)月刊2020年10月号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review.org.uk/461/it’s-now-or-never-action-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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