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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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多芬:處在革命時代的音樂家(Beethoven: revolutionary times)

-紀念貝多芬誕辰250周年

﹝英國﹞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

白萌 譯、Sheng Kai 校


今天是西元2020年12月16日,路德維希·貝多芬(Ludwig Beethoven)誕辰250周年。貝多芬出生於1770年12月16日或者17日,具體是哪天,沒人能說得清楚,就連貝多芬本人也不知道。在眾多古典作曲家當中,舉世公認貝多芬的音樂最具有革命性。我認為這不是歷史的偶然,因為貝多芬就生活中那樣的時代。

貝多芬出生於“啟蒙運動”時期,那時歐洲人剛從宗教與專制的樊籬中掙脫出來,正高舉自由、科學與民主的大旗,而以“自由貿易與競爭”為基石的經濟新秩序剛剛現出一縷曙光。貝多芬六歲時,亞當·斯密(Adam Smith)出版了劃時代的著作《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美國正在進行獨立戰爭,在法國金融和軍事的雙重支持下,那些在美國的早期英國殖民者脫離英國的統治,致力於建設一個民主投票的共和國,並在這一年舉行了投票。

我認為,貝多芬音樂的一生隨著革命的動盪而起伏,尤其與法國大革命的潮起潮落息息相關。法國大革命終結了專制統治和封建權力,宣揚平等、自由、眾生(男人)友愛。少年的貝多芬同許多歐洲的年輕人一樣,從一開始就大力支持這場革命。

貝多芬的父親是一名樂師,名叫約翰,擁有弗拉芒人(Flemish)的血統,就職于波恩選帝侯宮廷(在現在的德國)。貝多芬七歲時第一次登臺演出,1792年去維也納師從約瑟夫·海頓(Joseph Haydn),這是一位與莫札特(Amadeus Mozart)一起改變了維也納的音樂傳統的人物,可惜的是,莫札特於前一年,也就是1791年去世了。

維也納當時處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專制帝國的統治之下,而貝多芬正沉迷於拿破崙的自由主義思想。他堅定地支持共和黨,經常在書信和談話中談及自由的重要性。他蔑視皇權。他在給他早期的資助人卡爾·利希諾夫斯基(Karl Lichnowsky)親王的信中寫道:“你之所以是親王,靠的是出身,我之所以有成就,靠的是我自己。”據說,奧地利帝國的君主弗朗茨二世(Franz II)拒絕與貝多芬有任何瓜葛的理由是,貝多芬的音樂有某種革命性。這位作曲家與德國偉大的作家兼詩人歌德(Goethe)的友誼在1812年嘎然而止,原因是,他們在公園裏一起散步,迎面遇到奧地利的王后,歌德謙卑的鞠躬,而貝多芬則輕蔑的轉過身去。

這種革命精神在他的音樂作品中體現地更加充分。他把德國文學的詩意與法國的革命歌曲糅合在一起,顛覆了古典音樂的風貌,把古典音樂推向了一個新的時代。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曾說,“貝多芬是法國大革命的支持者,又生活在那個時代。即使在雅各賓派獨裁統治時期,當神經脆弱的人文主義者厭惡革命,更喜歡在舞臺劇裏拿一把紙糊的劍摧毀暴君時,他仍然是法國大革命的支持者。貝多芬,這位平民天才,面對帝王,王子和權貴,高傲地轉過身去。他的自信堅不可摧,他的悲憤充滿力量,他與命運的搏鬥讓人激起憐憫之心,他的意志猶如鋼鐵緊緊扼住命運的喉嚨。這就是我們喜愛的貝多芬。” 他不僅改變了音樂的作曲方式,還改變了人們傾聽音樂的方式。他的音樂不再平靜,而是充滿了震撼和激蕩。

貝多芬是法國大革命的支持者,又生活在那個時代。即使在雅各賓派獨裁統治時期,當神經脆弱的人文主義者厭惡革命,更喜歡在舞臺劇裏拿一把紙糊的劍摧毀暴君時,他仍然是法國大革命的支持者。

我認為貝多芬的音樂作品可分為四個時期,正呼應著他一生中經濟和社會的四次起起落落。他的一生經歷了三次資產階級革命:英國的工業革命,法國的政治革命和德國的哲學革命。他人生的第一個時期是歐洲革命的上升期,他從一個孩童成長為一名青年,這一時期同時還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上升期,1972年雅各賓極端主義政權登上歷史舞臺,標誌著法國大革命達到高潮,這一年貝多芬22歲。

1794年到1815年是貝多芬人生的第二個時期,這一時期法國大革命遭受挫折,雅各賓派被推翻,拿破崙·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這位用軍事捍衛革命政府的英雄上位成為獨裁者。他的軍隊推翻了奧地利帝國、西班牙、義大利和普魯士半封建的集權統治,這也意味著把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和法律傳播到了歐洲。

這一時期貝多芬走向成熟,創作了幾首偉大的作品。他雄渾的第五交響樂處處洋溢著革命的味道。有人這樣描寫被刺殺的法國革命領袖讓-保爾·馬拉(Jean-Paul Marat),“我們發誓,手握利劍,誓死捍衛共和與人權。”在創作過程中,貝多芬曾說,這就是這首交響樂要表達的內容。《費德里奧》(Fidelio)是他寫過唯一一部歌劇,講述了一個女人獨力把她的丈夫,一名政治犯,從西班牙監獄釋放出來的故事。故事背景的設定從法國改為西班牙,是由於政治因素的考量,其中包括他對西班牙政權的痛恨。

革命的精神觸動著第五交響曲的每一個小節。傑出的開頭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扣人心弦的序奏。巧合的是,開頭短短短長的節奏在摩斯密碼中代表字母V,亦即勝利(victory),在二戰時期曾鼓舞法國人民與德國侵略者作戰。音樂指揮家尼古勞斯·哈農庫特(Nikolaus Harnancourt)曾評價說,“第五交響曲不僅僅是音樂,它是政治宣言,它在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並不美好。讓我們改變它!現在就幹!”

另一位元音樂指揮家和音樂學家約翰·伊里亞德·加德納(John Elliot Gardener)發現,貝多芬交響樂所有主題都與法國大革命的歌曲有關。法國大革命的戰鬥號角——“馬賽曲”中“前進!前進!”那警世的呐喊聲回蕩在“英雄交響樂”開篇的和絃中。第五號鋼琴協奏曲(又稱皇帝協奏曲)流露出“軍人的力量。”《費德里奧》中的小號段落則與亨德爾的《彌賽亞》(Messiah)的和聲部分“小號將要吹響…我們將要改變”相呼應。

在貝多芬28歲那年,也是他聲名顯赫的時候,有可能是一場腦膜炎影響了他的聽力,他的聽力開始逐漸衰退,這種可怕而頑固的疾病困擾著貝多芬,他這一時期的創作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儘管直到晚年,他也沒有完全喪失聽力,但他意識到自己病情一天天惡化,變得喜怒無常、鬱鬱寡歡,甚至一度有自殺的傾向。

1805年在特拉法爾加(Trafalgar)海戰中,法國海軍被英國海軍擊敗,之後法國開始對歐洲大陸實施封鎖,造成食物短缺,歐洲的經濟也開始惡化。這時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也令貝多芬情緒低落。直到1802年,貝多芬對拿破崙的看法才開始改變。同年,貝多芬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氣憤地寫道,“拿破崙與教皇簽署協定之後,一切又回到了糟糕的原點。”1804年,拿破崙自立為皇帝的消息傳來,貝多芬的敬仰之情最終變成了憎恨,他氣憤地劃掉了新創作的樂譜(即第三號交響曲《英雄》)中對拿破崙的獻詞。這份交響曲手稿保存至今,我們今天仍能看到他劃地那麼用力,以至於紙上戳出了一個洞。然後他把這首樂曲獻給了大革命時期的一位無名英雄:這首樂曲也就是後來的英雄交響曲。

貝多芬人生的第三個時期伴隨著歐洲經濟的大幅下滑和回跌。1815年拿破崙戰敗,被推翻的君主在歐洲復辟,貝多芬陷入了絕望,幾乎擱筆。各地的進步思想陷入衰退。勝利的英國大地上,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雪萊(Shelley)和拜倫(Byron)被流放。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寫出了《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這部對偏執的迷信和種族主義感到失望的小說,這部小說也是在對抗正在崛起的資本主義經濟無序的科學工業主義。這是浪漫主義和革命終結的時代,這是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這類人物的時代。李嘉圖與貝多芬的年紀差不多,他在1817年寫出了《政治經濟學和稅收的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這部著作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奠基之作,是資本主義的讚美詩。

1816年至1819年是歐洲人們困苦的幾年,情況有點類似武漢肺炎肆虐的2020年。歐洲經濟陷入持久的寒冬。1816年因為氣候異常,歐洲的氣溫跌至歷史最低,這一年被稱為“無夏之年”,又稱為“貧窮之年”。糧食欠收,食物短缺。德國的情況最為糟糕。儘管饑餓之年,騷亂司空見慣,1816年和1817年因食物短缺引起的騷亂是法國大革命之後民眾騷亂的最高峰。這是19世紀歐洲大陸最嚴重的饑荒。

維也納保守的氛圍讓貝多芬感到窒息,他看不到任何變好的希望,他寫道:“只要奧地利人有啤酒喝,有一丁點的香腸糊口,他們永遠不會起來反抗。“

不過,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傳播,德國和奧地利開始由農業國家轉變成工業國家,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也就是貝多芬的晚年時期,歐洲經濟開始復蘇。事實上,1825年資本主義出現了第一次經濟危機,之後,平民開始起來鬥爭,最終在1830年推翻了在法國復辟的波旁王朝,1832年在英國通過了改革法案,第一次允許富裕的成年男子擁有投票的權力。

貝多芬1827年去世。在1824年,他發表了最後一個傑作:貝多芬長時間在構思一篇合唱交響樂,並把德國詩人席勒(Schiller)的詩篇《歡樂頌》(Ode to Joy)作為主題。這篇詩作最初發表於1792年,改編自德國共和黨人唱的一首祝酒歌,1792年貝多芬就讀過這篇大作。實際上,席勒最初把這篇詩作命名為《自由頌》(Ode to Freedom),但由於保守派的巨大壓力,把“自由”一詞改為“歡樂”。席勒的《歡樂頌》成為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主題,現在也被歐盟採納為盟歌。

第九交響曲被稱為人類的馬賽曲,它重現了貝多芬的革命主義樂觀精神,是在厄運和失敗面前,拒絕低頭而發出的吼聲。

2020年12月16日

邁克爾·羅伯茨(Michael Roberts)退休前連續三十多年擔任倫敦市的經濟學家。他同時還是《大蕭條:馬克思主義觀點》和《長期蕭條》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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