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反对紧缩的群众运动(Costa Rica, Guatemala, and the mass movement against austerity)

﹝法国﹞斯坦·米勒（Stan Miller）

李明　译、Peng Yu　校

1.哥斯达黎加

斯坦·米勒: 你能告诉我们哥斯达黎加最近发生大罢工的原因吗？

鲍伯·莱昂斯: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重要的是要明白，引发群众运动的基本环境是中美洲群众持续性贫困化中的构成部分。帝国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寡头的全面统治，以及美国和加拿大资本在中美洲的巨大分量，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结构性原因。这种持续性贫困在2008/2009年危机后“开始提速”。尽管不是受到同等的影响，但所有国家都受到波及。

具体而言，以哥斯达黎加为例，COVID-19大流行病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失业率之高让人不由得想起了大萧条。官方的数据说目前的失业率为25%，这一数据是滞后的，而且略去了一部分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活跃人口，他们目前占劳动力的60%。对于妇女来说，这个数字甚至更高。现在每三个妇女中就有一个失业，40岁以上的妇女失业率达到50%。家庭经营的小商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破产。

政府为了应对国家预算的财政压力，提议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作为贷款条件，他们提出把一系列税收直接落在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身上。这些税收条款激怒了全国人民，在这种情绪下，一位前总统候选人成立了一个名为“拯救哥斯达黎加”的全国性组织。两周后，对于当前社交温度，他们有信心在全国范围内呼吁开展大规模的抗命行动。

这些行动包括从政府大楼的地方性示威到涉及工会运动的更大规模的游行。但最显著的行动是在国内许多主要高速公路上设置路障，这使得交通基本瘫痪了三个星期。这些路障成为那些没有联系官方或正规组织的人的集结点，也给了所有反货币基金组织征税条款的声援者一个群众运动的集合点。

斯坦·米勒: 政府和政党的反应如何?

鲍伯·莱昂斯：起初，政府试图忽视这场运动并贬低其重要性。但随着路障规模的扩大，群众运动也波及得越来越广，执政党——公民行动党（西班牙文为PAC）试图采取萝卜和大棒双管齐下的方式来分裂运动。政府的“萝卜”是让天主教会进行调解的承诺。 不幸的是，对政府来说，没有人吃这一套，反而谴责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姿态——一种旨在让群众运动离开街头的政治手段。

“棍棒”的办法也同样无法奏效。1948年内战中，社会民主党人动员了最深受剥削其害的无产阶级和深受种族歧视之害的民众，打败了人民阵线政府的军队——它由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党改名为人民先锋队。内战后，哥斯达黎加的军队武装被废除——这确实是一件既革命又反革命的举措。它被一支全国性的警察部队所取代。这支警察部队既有传统的国家镇压武装的成分，又有半民众的、基于社区的警察职能。这支镇压力量被编成一支特殊的策略单位，专门针对参与地方罢工或设路障的民众。但由于路障活动的规模之大，路障上的交战之多，使得运用这支策略部队仅仅是有效的暴力手段的象征。

说点题外话，让我举些例子向你说明设路障者的行动能够对局势施加冲突性压力。在当地的警察部队被叫来拆除路障时，活动分子以不同的“招待”方式应对。例如，他们用自卸卡车装载石块，以保护用来堵塞道路的土堆和碎石。如果警察试图清除路障，激进分子就用石块砸向警察的头部，警察被迫后退，有时甚至会使他们和大部队隔开。然后，这些孤立的警察人员要么遭到殴打然后被剥掉制服，要么被押回路障区之外——这取决于他们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我个人见过的最喜欢的招数是，市政化粪池清洗服务的工人用水泵将卡车上的东西喷向那些试图攻击路障的警察。一些驻扎在当地的警察发表声明说，他们同意抗议活动，不会破坏罢工。这种程度的群众运动与警察之间的对抗，以几年前的尼加拉瓜叛乱为榜样，具备半起义性的特点。

群众运动的力量和战斗力迫使政府在各条战线上退缩。政府被迫让步，承认对谈判桌上的拟议，国民对话将拥有决策权。更重要的是，在该运动的压力下，国民议会拒绝通过前面提到的计划，政府被迫回绝了IMF的贷款条件。虽然只是个暂时的胜利，但也是一个胜利。

斯坦·米勒: 镇压的的程度严重么?

鲍伯·莱昂斯: 有关警察的角色，民众吸取了一些重要的教训。哥斯达黎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团结主义”，即“我们都在一起”的概念。这是一个相当公开和普遍的概念，而这个建构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尊重和信任。政府试图通过使用警察来镇压运动，对这一原则来说，这种方式是个冲击，于政府身上也产生了惊人的反作用。

例如，群众运动最强烈的一个地区是与尼加拉瓜接壤的北部瓜纳卡斯特省。泛美高速公路贯穿其中，构成这个省的南北交通。自然地，那里的路障导致卡车被堵在边境点，以及附近城镇的大规模交通堵塞。这一带是政府极力想控制的点之一，但他们的操作太过火了。他们在清晨对该地区罢工领导人的住宅发起突袭，逮捕了他们全家男女老少。

不幸的是，这些画面是由国家有线电视网的记者拍摄的，而有线电视网是受税收制度垂青的产业之一，且已成为国家寡头享有特权的一个可恨象征。随后，正在拍摄警方暴力搜捕的记者遭到了警方的袭击。但这一切并没有在电视新闻中播出，而是通过记者的社交媒体账号流出。政府、警察和寡头之间的活动关系可见一斑。

同样地，政府利用密探博取对警察的同情，这一行为也被当场抓获。在政府被迫让步的那一天，群众运动试图转向圣何塞，向总统府游行。首先，政府向公共汽车公司发出警告，任何公司一旦允许他们的公共汽车被用来运送游行积极分子到圣何塞，政府将吊销其运营执照。这样做的效果是减少了来自该国北部和南部地区——即对抗最激烈的地区的参与者数量。尽管如此，向总统官邸的游行仍在继续，但遇到了大批镇压部队。

当双方行进到一起时，电视镜头聚焦在两名示威者试图用棍棒殴打警察的画面上。幸运的是，关于这两名“暴徒”，我们很快就在社交媒体的镜头中看到了另一幕：他们与警察手挽手向不远处的总部行进。这件事一经全国范围内地播出，一个小时内，负责治安的部长便被迫承认，这两名涉案人员其实是警方的特工，以及政府利用卧底来诋毁这场运动的事实。毋庸置疑，这一认罪在民众中掀起了一股愤怒和震惊的浪潮，彻底地动摇了对政府的信任和尊重。

斯坦·米勒: 有抗议者自行组织的工会么?

鲍伯·莱昂斯: 自行组织的工会在不同方面水平不均。范围上其广度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政治复杂程度和缺乏明确目标上，却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对于参与者来说，这些缺点在很早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虽然有人试图围绕一个共同的方案来统一要求，但“拯救哥斯达黎加”组织的领导层在政治上错综复杂，成为了阻碍。一句话，没有人信任前总统候选人科拉莱斯的动机，他的曲折的政治历史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这是一种反政府的民粹主义和杂乱无章的思想的混合体，其唯一的一致性始于 "不征收新税 "的要求，并很快转变为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不，哥斯达黎加并非商品"。

尽管有这种多样性和变异性，但这场运动的纯粹的战斗性与法国的黄背心运动非常相似，这样广泛的运动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寡头及其政治代表的长期愤怒。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它能够在许多不同的层面改变国家的政治态势。这种愤怒的原因并没有消失。虽然没有任何事情得到根本的解决，但目前的阶段正允许群众能够讨论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下一波斗争到来时将是在一个对政治理解具有更高的水平的阶段，这是一个 "何时到来，而不是是否存在 "的问题。这段反思期也适用于左派，他们虽然了解国内积累的整体挫折感，但还是被该运动爆发在政治舞台上的方式所震惊。

斯坦·米勒: 激进左派的角色是什么?

鲍伯·莱昂斯:哥斯达黎加的激进左派数量微小，在该国的大部分领域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很小，除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如争取堕胎权的斗争。我乐观地认为这将会改变，因为有迹象表明，新一代的年轻的、非常激进的活动家中，许多人参与了工会，也是这场群众运动的参与者。他们正在打破以Frente Amplio（广泛阵线）为代表的广泛左翼集团的霸权地位，该集团是一个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人民先锋活动家的联盟。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广泛阵线的无能已经暴露出来，他们无力制定任何连贯的政策来应对国内广大劳动人民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这也揭开了一些导致分裂和重组的潜在裂痕，这个过程现在才刚刚开始显现。

2.危地马拉

斯坦·米勒: 能请你向我们解释一下危地马拉危机的原因么?

鲍伯·莱昂斯: 危地马拉的危机是一直持续的区域性社会经济危机的一部分，不过自然也具有具体的国家特征。重要的是，无论从面积上还是从其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来看，危地马拉都是中美洲最重要的国家，我们要把这场危机放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这种重要性在西班牙殖民时期便是如此，当时危地马拉就是中美洲所有五个省份的行政中心。

由于这种重要性、克里奥洛资产阶级的社会权重以及真正的封建土地占有制，所以自由派资产阶级民主统治形式的试验是短命的，包括中美洲的西蒙-玻利瓦尔弗朗西斯科-莫拉赞-克萨达的共和革命政权时期。

自20世纪初以来，通过联合水果公司，帝国主义的代理者一直在实际上管理危地马拉。历届政府都是一系列通过操纵选举产生的公开的军事独裁政府，这些政府羸弱且腐败，往往很快被军事政变推翻。

在1950年代，阿尔本斯政府是一个温和的中间偏左派政权，试图改革税制，使国家的基础设施现代化，也包括将联合水果公司的土地控股权国有化。但它在1954年美国支持的政变中被推翻，这次政变被某位阿根廷医生（译者注：切格瓦拉）所目睹，他后来因宣称 “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不过是个笑话”而成名 。

然而，在过去的10年左右，群众运动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使前军事独裁者里奥斯-蒙特在2011年受到审判并被定罪——他对至少15万原住民和社会活动家的大屠杀负有责任。群众已经具备组织全国性运动的能力，它曾推翻过两个腐败的政府。这包括2015年的“手机革命”。这是一场在首都街头的群众运动，它由两名妇女组织。她们利用自己的手机通讯录传播消息，计划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已退休的佩雷兹-莫利纳将军及其副总统罗克萨娜-巴尔德蒂的淫秽腐败政府。后来，这两个官员因曾发起一个被称为“La Linea”的巨大回扣计划而被指控犯有多项腐败罪。

赶走了一个腐败的政府后，群众运动开始了解到，在危地马拉最近的反腐示威背后，他们所拥有的真正力量，这一反腐示威运动也使人们对选举进程的合法性产生怀疑。

斯坦·米勒: 他们为什么要在10月21日烧毁议会?

鲍伯·莱昂斯: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国会的大火是由国会议员引起的。录像证据表明，警察没有阻止戴面具的闯入者，而是在点火时袖手旁观，这表明有人企图诋毁一个强烈而和平的反腐政治运动。这种手段对危地马拉政治来说并不新鲜，以前曾发生过屠杀土著村民的事件，而他们试图将其归咎于1980年和1990年期间活跃的游击队。

记得1980年，群众抗议危地马拉军队对土著居民的屠杀，并占领了西班牙大使馆。当时军队冲进大楼，几乎杀死了里面的所有人，然后放火焚烧大楼，以消除血腥屠杀的痕迹。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西班牙大使的证实，这位大使通过四处躲藏得以幸存，随后西班牙和危地马拉断交。

斯坦·米勒: 目前的情况如何?

鲍伯·莱昂斯: 危地马拉的广大左派自1982年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UNRG)的政治霸权之下，该组织是当时四支主要游击队合并的产物。1996年，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与危地马拉政府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就像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协议，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它的政治倾向是左派社会民主，其战略方向是积累足以赢得国家总统和国会的选举力量。

然而，与哥斯达黎加的社会状况类似，政府试图强加预算，不仅将危机的成本转嫁到群众身上，而且使寡头的腐败企业同盟者富裕起来，由此产生的运动改变了该国的政治态势，他迫使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的立场，至少在言辞上发生了左转。

我想引用他们11月20日发布的公报，其中一句最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世界历史表明，当政治和制度空间不对社会需求开放渠道时，合法的社会抵抗就会发生，并由此产生后果，正如我国曾经历的动荡和冲突。没有人愿意重蹈这样的覆辙。然而，这些空间已经不对人民开放，留给人民的只有社会抗议的道路和三个国家机关中的领导权——这是纠正和避免危机的可能。”

在这一段话中，涵盖了一个全中美洲广大左翼组织所面临的矛盾和难题：缺乏战略路径和重点的危机。当前政治机构由帝国主义和民族寡头控制，形式上资产阶级民主，它腐朽、腐败、无法改革、摇摇欲坠。广大左派认识到不可能通过这样的体制来实现社会进步，因此要求对这个陈腐的结构施加社会压力，恳求寡头进行自我改革。

然而，这种压力不是为了推翻、摧毁和烧毁这个腐朽的大厦，而是为了扩大左派的抗辩，因为左派既没有自信，也没有在政治上进行足够的分析讨论来把群众运动变成一个由工人、农民、土著和穷人领导的政府。此外，一个基于加强的自行组织结构的政府是已经存在的，尤其是存在于农民和土著居民中，它将在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起义期间形成，这对夺取政权和粉碎寡头及其帝国主义盟友来说是必需的。

这就是斯大林主义阶段论的遗产。像他们之前同床异梦的伴侣孟什维克一样，他们否认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这个词本身就来自于那些斯大林主义传统的学者）发生社会关系的革命性颠覆的可能性，尽管古巴﹝革命﹞的例子摆在他们面前。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西半球有那么一个国家，其国民被过度剥削并长期地遭受身体虐待，他们需要一个群众革命党且这个党的领导层拥有足够的智慧来夺取政权，那么，可能只有海地比危地马拉有着这样更高的历史性需求了。不幸的是，这样的阵容不是在圣尼古拉斯的礼物袋里找到的，而是要通过从墨西哥到哥伦比亚及其它地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力量的区域性强化来形成的，目前帝国主义的全球危机将加速这一进程。其它替代方案是不可想象的。

2020年12月9日

原文链接：https://socialistresurgence.org/2020/12/09/costa-rica-guatemala-and-the-mass-movement-against-auste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