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香港問題的一些思考 2: 宣傳與“文明”

上一篇文章評論問了一個問題：什麼是政治？政治學理論中有諸多對於政治的定義，比如說政治是一種衝突和矛盾（Schmitt：敵友之分），政治是一種群體的協商（Democracy），又或者說政治是一種對資源的分配。但是如果放在我們今天討論的現實環境中，我認為，政治就是在大陸那些“不可被言說之物”，或者說不能被光明正大的討論的東西，那些我稱之為政治。換句話說，在大陸內無法被討論的一些基本自由和權利，以及政府有型或者無形中為政治討論設下邊界的禁忌，其實都是政治的體現。政治在一個極權主義的體制內逐漸成為了被邊緣化的事物：虛假的政治，或者說技術化的統治和治理登上了政治的舞台，而真正的政治則只能在隱匿之處躲藏。比如，你在大陸聽到有人說要“講政治”，其實是表達了對與整套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效忠；又比如你聽到茶餘飯後的街頭巷議，高層內鬥權術秘聞，其實僅僅是統治者的軼聞。香港其實也是位於政權的邊界。她可以有一部分與現代國家相似的政治制度，但是卻缺失了現代國家權力產生的基礎。因此，這次香港的抗爭，其實也是“政治”在邊緣處的抗爭；對於統治者而言，想要維繫表面的極權統治，必須要熄滅這最後一點可供借鑑的種子；而對於極權國家中的被統治者而言，可以借用《國際歌》裡面的一句話來形容：“這是最後的鬥爭！” 

當然，這次運動並非是Endgame，而僅僅是Endgame的開始。城市是民主和希望最好的躲藏之處，也是在現代社會無處不在的控制下，可以進行游擊戰的戰場。七八月份在百貨商場裡面的大型演唱會，其實類似於現代文明的教堂，人們可以聚集在一起唱《願榮光歸香港》作為新的聖歌；而如今在街頭巷尾的路障，其實是一種新的政治場所：極權國家下的暴力機構能夠在某一時段佔領這一段街道，但是他們不可能永遠控制這一段街道，更不可能永遠控制人心。因此，新階段的鬥爭其實才剛剛拉開序幕，誰也不知道這場運動會走向何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肯定是一種城市抗爭的全新形勢。

其實今天想說的是關於大陸和香港的“宣傳對比”。今天推特出現了一批名為“孫笑川258”的帳號，用一些只有所謂的粉絲才懂的黑話，試圖佔領輿論的陣地。如果對大陸文化有所了解，便能夠知道這其實是一系列粗鄙之極的文化符號——本來是大陸“廢青”的自嘲，沒想到最後成了文化輸出的象徵。這又讓我聯想到在澳洲，加拿大等地高喊“CNMB”的留學生，乃至新聞聯播主播，和外交部發言人的諸多“戰狼”式言論。從邏輯上，這些言論其實是毫無疑義的；而從某種文化的水平上，這種粗鄙庸俗的話語體系，恰好是大陸這一政權所反映出來的特色。每個民族的語言都有其文學性的一部分，但是如今大陸的整個體制卻主動放棄了這一人類文化和心智中高貴的部分，轉而不斷突破言語的下限。極權主義國家的文化中很明顯的呈現出三個特徵：一個是言論的粗鄙和低俗，另一個則是語言的蒼白和詞彙的枯燥（這一部分可見政治報告中的“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還有就是集體審美的迅速退化（參考大型運動會的開幕式、標誌；文宣的色彩搭配，構圖）。讓所有人在心靈層面放棄了對人性高貴之處的嚮往，便能夠在政治上也剝奪一個人應有的權利和人格。這是極權主義的危險之處，如今這些表象在激烈的政治鬥爭面前不斷溢出，成為了一個國家“文化自信”的來源，甚是可悲。

從某種程度上，這種極權主義的統治也改變了很多人的思考路徑。我一直認為人的心靈結構是非常複雜的，人有諸多不同層次的需求，人的意識也絕非僅僅是由簡單的因果要素堆砌而成。但是很明顯，觀察大陸很多人的思考過程，你會發現他們的思維日益簡單化，這使得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謠言在他們眼中成為了確鑿的事實：比如，“境外勢力論”，還有“抗議者日薪2000論”。在他們的腦中，人行為的動機不外乎三個：錢，名利和色。正是因為他們本身的行為決策在極權主義下逐漸變得簡單，人們日常無時無刻不在為這三樣東西而開張你死我活的鬥爭， 因此他們逐漸被從複雜的人性中剝離出來，在他們眼中，世界就是如此簡單的。這也讓他們不能理解，為什麼有人要為了他們從未接觸和擁有過的一些權利而走向街頭？極權主義的體制下，新聞媒體，社交媒體成為了一場大型的文化製造機器，他們不斷生產符合這些簡單大腦的文化素材，這些大腦也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加固自己簡單化的思考路徑，成為了某種快感驅動型的機器。人們樂於看到主播罵街，也樂於看到港人上街有錢拿的軼事，也樂於看到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的陰謀與權術。這都是一個現代國家和社會，或者一個現代文明中最低下的文化產物，卻成為了極權體制下過剩的養料，這也難怪為何總感覺兩地的人存在著一種隔閡。

我不知道這種差別是如何產生的，這肯定是一個在歷史中形成的過程。這非常值得我們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