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stAbaddon

文章即魂器

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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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熟悉而陌生的夜晚,我巡礼一般地走完了这段曾经走过无数遍的路。

看着那些熟悉的店面变得面目全非,看着那家我认为在北京最好吃的烤鸭店紧闭的大门,看着已经走过零点30度的时针,我又买了一份烧烤,可惜不是望京小腰,带着一罐啤酒,回到了曾经住了两年多的住处。

晚上大家喝的果汁,这让那罐啤酒看着格外诱人。

谁曾想,距离上次见面,居然已经过了一年又一个月。

这次离开北京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回来了。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进小学前。

爸妈执拗地认为,在入学之前很有必要带还是小小孩子的我来祖国的首都看看。

我们去了故宫,进了军博,在天安门前留念,也体验了一把不到长城非好汉。

很多年后,当我看着《士兵突击》里嚎啕大哭的史今,一句台词都没有的张译的无声痛哭据说感染了很多人,但我却只在想:为什么要哭?

人总是要走过一段路程,接着,踏上另一段路程的。

我总是这么认为。

所以,后来无论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都显得很平静。

我看着同学们一个个搬离寝室,一个个握手拥抱,一个个长醉干嚎,一个个说着以后一定要年年碰头聚会,然后送走了他们一个个。

我和死党小龙留到了最后。

看着所有人都走掉的寝室楼,看着那些纪念了青涩梦想的横幅,看着曾经通宵斗地主的阳台,看着忙着补考的学弟调戏勤工俭学中的学妹,我和他相互看了一眼,也离开了学校。

他的光头好几个月后才重新郁郁葱葱起来,而那闪耀的反光应该也照进了同学们的记忆深处。

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但新的旅程不会因为怀念与追忆而迟缓了踏来的脚步。

从我离开上海到北京创业后,尽力维持每年一次的同学聚会,也解离成了魔兽世界群的内部吃喝。

真正地在北京长期逗留,是10年的夏天。

7月我和已经硕士毕业的同学们一起来到北京。他们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实习,我则去清华和中科院听讲座,三男两女启航新同居时代,一起住在高教给他们准备的员工宿舍里。我蹭着他们的房子,给他们买冷饮西瓜和熟菜。

他们做饭,我点外卖。

我们一起看电影,玩植物大战僵尸,或者从欧陆经典步行到鸟巢。

他们去准备第二天的实习工作,我窝在自己的房间里算 Pseudo-Finsler 时空中的场论——那个体元的真正可行的定义,直到最近才被我想出来,虽然中间可能早就有人想到了,但我也早就已经离开了学术圈。

白天他们去不远的高教社实习,我搭五号线去清华或中科院,听完讲座后和导师在他位于中科院的一间办公室里讨论。师兄讲述他最近的工作,我也说我的进展。

导师总是开玩笑说,这个理论用到了K理论和/或F理论,肯定是扯淡。

我深以为然。

那个夏天很充实。

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暑期学校,清华居然还给我们补贴,以至于我两个月的收入居然是五个人里最高。

临走的时候,我想,我一定会回来的。

当时我也想,我会继续研究物理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然后我就离开了学术圈。

回头想来,那个夏天给我的最大感触,便是理论已经超前实验太多了,而物理作为自然科学,毕竟是建立在实验上的。我虽然喜欢理论,但我不喜欢空对空的理论。超出实验太多的理论,其坚实性到底有多强,这不是几个物理大牛的哲学式口炮能定论的。

但至少我当时离开时的想法实现了一半,六年后我果然还是回到了北京,而且,距离当年住的欧陆经典小区不过几条街。

16年2月底,我生日前四天,我从上海来到了北京,开始和我的女朋友也是现在的妻子进行远距离恋爱。

简书时的同事兼朋友无恙和久闻大名的狮凶在一起创业,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一向喜欢东鼓捣西折腾的我一听便动了心思,毅然离开了当年还很让人期待的简书,来到了阔别6年的北京。

刚从地铁上下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似乎到了一个村上——不得不说,位于高速一旁的这个地铁站望出去的景致,真的是很辽阔,辽阔得让我怀疑是不是不在市区。但当我穿过芍药居来到熟悉的大学后门时——不得不感叹,每个学校的后门真的都是一致地热闹——我才相信我没跑错,这里真的是北京。

我们的公司就位于芍药居煤炭出版社的后面。这个角落之偏僻,让刚到帝都的我发现居然还有外卖和快递小哥找不到的地方。

这栋楼,就和文学馆路上的很多楼一样,都盛产地下室——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北方都盛产地下室。Rock当年在和王勉一起的音乐脱口秀中“唱”到过,他住在地下一楼而不是四楼,因为他喜欢“高层”。我有段时间的一大乐趣,就是跑到我们公司那栋楼的地下三四楼去乱逛。

那里便是夏天也冷馊馊的,空气里分不清是氟利昂还是烂炒面的味道,也可能是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尸身正要站起来。长长的走廊里,三四道仿佛是用来防丧尸的大铁门,生锈的铰手挂在上面,似乎嘲笑着人类丢弃了抵抗丧尸的关键要素。时不时传来吱呀的金属咬合声,也可能是弗兰肯斯坦在剐黑板,让我们产生了空气愈发冷凌的移觉。

啊,原来是某位老先生的呻吟——它真的是老先生么?怎么感觉是套着皮囊上装的骷髅?看向我的眼珠子都不像是转过来的,你说是它摇头时荡过来的我都觉得更贴切。

飞也似地跑到长廊底,用嘎吱声推开大铁门,一溜烟攀上无尽的长梯,融入炒河粉掌管的黑夜的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光明。

这种久违,久到上一次体验还是小时候的我们砸坏了丁字路口那个老奶奶家的窗玻璃后一路狂奔回奶奶家。

我们布置我们的新办公室。

左墙是波普的,右墙略显巴洛克,后墙是便签纸贴成的梵高星空,玻璃门上是印度象神和抽烟的赫本,两者中间是“等风来”,里间的墙上是玻璃贴出的教父。

我们在这里通宵,在这里长聊,在这里开选题会,在这里提交APP。

我和无恙会买一瓶绝对伏特加,打开今晚八零后,一个写策划案一个写代码,说好不干完就通宵,然后三点我倒下,四点他躺倒。第二天看着干涸的伏特加,继续约定今晚不干完就通宵。

公司有一个小房间,我们在里面睡过无数次。有阵子我在这里睡觉的次数比在租的房子里睡觉的次数还要多。

公司里也来过一个自带睡袋的小伙子,第二周就因为在静态函数里写this被我开除了。

我们在等风来的房间里,在赫本与白兰度的凝视下,一根根地抽烟,就为了能提起哪怕只一点点的精神头,好完成手头的工作。

大家叫我“燃烟道人”,因为每次点燃一根烟,深吸一口,来了精神,开始码代码,接着就把那根烟彻底遗忘了。

星空贴墙下的书柜里摆满了我和无恙、狮凶、清泉、星爷、一波等人消灭的酒瓶——当然,主要是我和无恙。有绝对伏特加,也有灰雁伏特加;有琴酒,也有杜松子;有威士忌,也少不了白兰地;有龙舌兰——那是我们所有人再也不想喝第二口的酒,来自合作方送我们的礼。

RIO、拉格、爱尔,旁边是我的癌变Exia和EVA13号机。

还有我去参加未来局活动收获的礼品。

我们终于拿下了全国70%的高铁站和飞机场,我们是这些地方的流量入口,我们看着广告点击量的日益上涨,眼泪都笑了出来,高声欢呼流量不亏是流量,水分就是多。

日后无恙在秒针告诉我,我们造的假放眼全行业来看,真的很良心。

然后投资人资金链崩解,公司举步维艰。

我们在天桥上喝酒,畅谈着各自这几年的各种艰难困苦,那场面和最开始时一起吃涮锅聊着各自在哪里打过野战的场景非常相似。

星爷聊着他当年睡过老大的女人,同时也说着那几年身边只有一百块钱每天如何用白馒头度日。

狮凶回忆在国家地理、在小米阅读、在阿里的光辉事迹,同时也说着刚来北京时的心酸。

清泉说着刚到阿里时的懵懵懂懂,以及现在回望当年时的深觉傻逼。

我只是这两个场景中的旁观者。我很羡慕。

四年后,我们又聚到了一起,这次我也加入了其中,聊着日子有多艰难。

那个夜晚,就如这个夜晚。

然后各自回家。

我初到北京时的家在静安里,老国展的对面,三户人家公用一个单元,大家在一个厕所里方便,在一个厨房里煮面。中介问我是否介意洗澡不方便,而我想的是赶紧定下住的地方要紧,这样才能全情投入工作。

于是后来我常住澡堂,不然就是桔子酒店。公司附近的小旅馆我基本都睡过,因为回家后发现洗澡实在太不方便,尤其是当洗澡到一半隔壁邻居的高中女儿要来上厕所的时候。

我在旅馆里住的日子仅次于我在公司睡的夜晚。

租期一到,我立刻换了公司边上的房子。两室一厅,七十多平,一个人住。

每天在书房干活到三四点,然后去卧室睡一觉,第二天继续在书房度过。

离自己的公司近了,但离公司远了。我们和北京地铁领导的公司“合并”了。

那是一场场勾心斗角,一次次生死博弈。

我们为了自己的员工,给别人的员工下拌。

我们看透别人在方案里设下的圈套,然后给另一伙势力设下圈套。

三方会战,我们将原本那家公司的骨干都清洗了出去,接着发现我们也成了资本要清洗的目标。

最终,我们原本的手下被大老板接收,回过头来跟我们作对。

我和狮凶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干什么,在一根根烟雾缭绕中感叹生活不过就是无意义的重复。

于是我们先后离开了北京地铁。

再之后,他们也都离开了。

留下的人,看着很眼熟。

啊,那不就是之前借着我们赶走别人时的那伙人么?

当然,我也可以选择不走。毕竟,作为技术总监,只要不主动搞事情,要呆下去并不是很难。

可,上海的朋友叫我回去创业,于是喜欢东折腾西鼓捣的内心,又蠢动了。

从牡丹园那地铁下属的公司到我住的高原街,也就四公里。每天晚上加班过了十二点,我会走回去,也会骑回去。

如果心情好,就走走。

如果心情不好,就飙飙。

新空降的CTO还要求我们四个技术总监(分管银行系统、地铁系统、清算系统、APP和志愿者系统加商城和信息中心)要注重制定计划而不要自己下场写代码,这让写了这么多年代码的我无所适从。

每天上午开会,下午开会,中间给手下布置任务,晚上接着开会。

我们商讨时间安排,用Visio做燃尽图,然后被要求用Excel做燃尽图,接着CTO用Mac的表格做燃尽图,每天指着燃尽图问我们为什么落后进度,我们回答地铁那边配合的人落了进度,我们管不了他们。

我们会花一天时间开会,商量第二天和地铁领导开会时说什么好。

我们会晚上两点去各地铁站测试闸机程序是否更新。

我们也会突然通知全体程序员和产品带着电脑去朝阳区遥远的站点协助给闸机刷机。

我下午两点离开公司,去彼岸书店喝了杯咖啡看了本书,四点回到公司,结果居然没人发现我离开过。

CTO表扬我终于不再自己下场写代码了。

我们商量架构,一主两备三套全功能系统,总计五百多台服务器,还不算每个地铁站的服务器和每根线路的服务器构成的庞大网络,再加一个异地灾备。我们商量如果阿里被人炸了,我们如何保障进出站不出错。如果阿里华为百度腾讯都被炸了,我们如何保障地铁站进出正常。我们还讨论了如果北京被恐袭,地铁应该如何保障行车安全。我们制定了当时比支付宝更耀眼的双离线进出站方案——我不想说这点子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但,至少当时的核心思想第一个说出来的人的确是我。

然后我就安心去负责三端、志愿者前后端、信息中心和商城了。

上线那天,市长来了,记者来了。摄像,采访,开始进闸。

然后系统崩了。

全员被通报批评,好在我被调去负责志愿者了。

我开始干私活,写小说,接约稿,翻译科普书。

我剃了光头,想起了当年的小龙。

我每晚绕着小区跑两圈六公里,每周跑去离家二十分钟的金鸡百花电影院看电影。

我参加了未来局的科幻春晚,一口气写了三篇稿子,结果编辑并没采用我最喜欢的那篇,而只选了闹腾的一篇。

我去未来局组织的作者交流会,会上表示了对韩松小说的不屑一顾,对拿奖流科幻小说的嗤之以鼻。

我给未来局做嘉宾,科普前沿物理,讲膜宇宙,讲黑洞,讲各种怪异的时空。

未来局让我想如果拿星球做台球来打,应该怎么打,结果还让大刘给点赞了。

公司里,我们招标,我们验标,我们根据内定的要求定标。

然后我们去青岛投标,去苏州投标,结果发现原来大家玩的流程都一样。

我们和上海地铁交流手机过闸方案,然后嘲笑上海的方案真是脱裤子放屁。我们尽全力动关系阻止支付宝和微信入场,然后被他们嘲笑我们脱裤子放屁。

我们在小关地铁公司的实验室里,五十人排队测试手机过闸,力争每次扫码识别验证开闸时间不超过0.3秒,一大堆人如衔尾蛇一般一圈圈地轮,然后苹果公司直接砸钱下来,实验室给他们封闭测试一个月。

我们在地铁运营公司看到未来五到十年的地铁线路规划,商量着这些未来要开通的线路旁边的房价肯定会大涨,然后发现人家早就该买的买好了。

我们自己的公司被彻底清理了,只在清泉位于芍药居的租房里留了一张办公桌。

我们从地铁回来,就到他那坐坐,相互吐槽,相互鼓励,相互畅想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再把廉贞开出来。

我们怀念赫本,怀念象神,怀念马龙白兰度,怀念那幅梵高的星空——我们花了一个月才贴好的墙。

我们怀念在会议室开PS3打格斗,怀念星空下的那一排排酒瓶。

我们去三里屯朋友的酒吧喝酒,抽烟,相互吹牛逼。

去星爷朋友开的牛啤堂喝酒,抽烟,相互吹牛逼。

去护国寺的随便一个酒吧喝酒,抽烟,相互吹牛逼。

去一家张艺谋常去的毫不起眼的涮羊肉店里喝酒,抽烟,相互吹牛逼。

然后,我们离开了北京。

我告别了我的三书架书,告别了我的哑铃,告别了我的环岛式书房,告别了我的EVA和高达,告别了我最喜欢的新安洲,告别了只在睡觉时会去的大床,也告别了我的自行车。

我曾在北京下雪的冬天,骑着它回三环内的第一个租处睡觉,两只手冻成了酱肘子。

我又一次开始创业,结果公司还没成立,另两个同伴就跑了——他们显然更喜欢投机,比如比特币港股和美股,而我更喜欢搞技术,比如区块链底层技术。

新公司定在了五角场复旦大学的墙边。

我开始做销售,做产品,做研发,有时也做UI。

但我想念我在北京的房子。

我回北京谈生意,也回北京参加未来局的活动,或给爱奇艺写策划案。

然后在北京的所有项目最后都告吹。

直到今天,我又回到了北京,距离上次来已经过去了一年又三个月。

无恙终于打算搬走了,毕竟这间房一个人住太大了。

我回来,了结房子的最后一些事。

我们俩的书打包了17箱,运费过千,还只是从高原街搬到安贞门。

我不敢想把这些书运回上海会花多少钱。

主要是不敢想我的新家塞进这么多书后会显得多拥挤。

我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上一次还是在我的婚礼上。

然后我走回了家——这段路,以前从地铁那家公司走回我家的时候走过无数次。

每一步似乎都能想到一些过去的事。

应该是这次离开后不知道下次会什么时候再回到北京,所以反而激发了不舍的情愫。

我常和无恙清泉狮凶复盘当年廉贞的一生,畅想着如果当年不这样而是那样,结局会不会不同。

狮凶回了阿里,无恙去了益普索,清泉也找到了新工作,我则被创的业所造的孽不断蹂躏着。

所以我又走回了以前公司的所在地。

那里的铁门把我拦在大街上。

对面的超市已经换了好几家,当年熟识的营业员早就不知了去向。

印尼炒饭做得很好吃的妈妈味小饭馆也早就变成了洗脚店。

酒管家成了足疗店。

药房还在那,依然有年轻人在那急切地购买着避孕套。

地下的超市趴在地面上的入口透着白光,仿佛张开着的光盆大口。

我想起了那个地下三楼的长廊。

仿佛又听到了弗兰肯斯坦和德库拉的脚步声。

吱吱呀呀。

我穿过几个酒鬼的嬉笑,路过一堆情侣的缠绵,在呕吐着的路人的迷目注视下,回到了高原街。

我,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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