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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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在这里尝到自由的滋味

奔向自由,如水之就下。

    一九四九年年末,剛剛在燕京大學就讀一個學期的余英時打算到香港探望自己的父母。他並沒有把此行當作奔向自由之旅。這是因為,一方面,他已經在理智上接受了中共當時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綱領,甚至已經完成了加入“青年團”的申請和審查手續,寒假歸來即將成為“團員”,他甚至坦承已經感染了一點政治狂熱症和“左傾幼稚病”;另一方面,香港乃是英國的殖民地,抱有樸素愛國情感的余英時覺得這裡不是久留之地,他也始終覺得一個中國人的人生與事業終究要在自己的祖國大陸去實現。已經立志成為一名學者的余英時,認為即使在新時代,埋頭向學不問世事的總還是一條可以走的道路。

    一九五〇年元旦這一天一早,余英時來到了羅湖口岸,就在過關的一瞬間,他發生了一次奇妙的精神體驗,六十年多年後,他在回憶錄中這樣追述:

當時我確實充滿著重見父母的興奮,卻並無重獲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過羅湖橋那一剎那,一個極為奇異的經驗發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這一精神變異極為短促,恐怕還不到一秒鐘,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則為平生之最,以後再也沒有過類似的經驗了。

    這種“頭上一松”的“逍遙自在”狀態從何而來?余英時說當時自己並沒有像普通人那樣將香港視為“自由”的象征,理智上他也做好了寒假結束即返校的準備,因而這種精神變異必定是潛意識中的。在《余英時回憶錄》中,我們可以讀到他對這一瞬間的“自由”體驗所作的自我分析:

原來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我早已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五四」新文化的許多價值,特別是「科學」和「民主」,因為《胡適文存》曾是我早年最愛的讀物之一。抗戰勝利後,當時一些流行的刊物也對我很有吸引力,如《觀察》、《新路》 等。胡適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期間在《獨立時論》上發表的一些文章,如〈眼前「兩個世界」的明朗化〉、〈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和〈自由主義是什麼?〉都是我很愛讀的。大致說來,我當時的思想是傾向於個人自由和民主社會主義(英國和北歐式)……中共當時的攻擊重點便放在「民主個人主義」這一觀念上面。從中共對「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種種描述來看,我感到自己似乎正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這是我當時在理智層面所決不願承認的。 因此我相信,在潛意識中我一定極力壓抑著原有的種種價值和觀念,不讓它們有任何拋頭露面的機會。這一潛意識的自我控制和壓抑積了好幾個月之久,一旦回到一個不受拘束的社會,心理上的壓力突然消失,精神變異便發生了。

    這樣看來,其實余英時在羅湖過關那一瞬間的體驗並不奇異,只是從一個需要壓抑自己思想并迎合某一固定意識形態體系的環境,來到了一個解除思想禁錮和高壓的地方——這是思想自由帶來的“逍遙自在”。

1952年,余英時(前排右四)完成了在新亞的學業,成為首屆畢業生

    一九五二年七年的壹天,張愛玲來到了羅湖口岸。據她後來對王禎和的回憶,她的過關證件上寫的是一個筆名,那就只能是“梁京”。大陸變色之後,她以這個筆名,在《亦報》上連載了《十八春》和《小艾》兩部小說,引起不小的轟動。奇妙的是,關口檢查證件的民兵居然問她:“妳就是寫作的張愛玲?”她很緊張地答:“是”。那民兵還是就讓她出境了,沒有為難。

    《亦報》是在華東地區文藝界領導人夏衍授意下,由壹批鴛鴦蝴蝶派上海“舊文人”辦的壹份“小報”,嘗試新題材,延續舊趣味。張愛玲以“梁京”為筆名,在《亦報》上連載了《十八春》,使得這份小報銷量飛速上漲,最高時曾到每期兩萬八千份。

    饒是如此,在遙遠的南國邊境上,一個檢查證件的民兵居然能知道“梁京”就是“張愛玲”,這還是太過匪夷所思。這位民兵也許還保有著布爾喬亞的生活趣味,這才註意到山河巨變之下勉強留有一點舊日風情的《亦報》。

    從羅湖過關的這個場景,張愛玲似乎沒有特意寫過,除了前述她對王禎和的回憶,最具傳記價值的當屬一篇帶有自傳色彩的短篇小說《浮花浪蕊》。小說主人公洛貞過關的瞬間是這樣的:

橋堍有一群挑夫守候著,過了橋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腳夫顯然認為還不夠安全,忽然撒腳飛奔起來,倒嚇了她一大跳,以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著跑,緊追不舍。
是個小老頭子,竟一手提著兩只箱子,一手攜著扁擔,狂奔穿過壹大片野地,半禿的綠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紅土來,一直跑到小坡上兩棵大樹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腳,笑道:”好了,這不要緊了。”

    定了定神之後,洛貞“在樹蔭下休息,眺望著來路微笑,滿耳蟬聲,十分興奮喜悅”。

    查證件和過關飛奔是絕大部分張愛玲傳記的必備橋段。學者論者也做了無數解讀和分析。她為什麼要逃離大陸?如果不走,等待她的將是怎樣的命運?離開祖國和母語環境,對她是幸還是不幸?

    然而,所有猜測和解讀其實都不及張愛玲本人的隻言片語,這句話還是出自王禎和的回憶:

丘(彦明):還談了些什麼小說的事?
王(禎和):由丁玲談起,後來說到大陸的小說。她說在大陸,都是按一種「Formula」來寫作,不會有好東西的。

  「公式化」寫作能有什麼好東西?一個作家沒有創作的自由,簡直可以宣判作家生涯的死亡。張愛玲要走,即便只是為了這一點創作自由——或者,更直接點,趣味的自由——也是再充分不過的理由。

張愛玲出大陸的派司照(passport photo)

    一九五七年七月,倪匡剛剛來到香港。從接近東北的內蒙古保安沼開始,走走停停,四千多公里,露宿、借宿、偷渡,倪匡終於在九龍一處碼頭抵達了香港。熟悉倪匡的人應該都對他口中七毫子一碗的叉燒飯印象深刻,紅彤彤的叉燒,白白的米飯,叉燒要全肥!

    第二天,倪匡來到了維多利亞公園,他在許多文章和訪談中回憶過這個場景,記述最為詳盡的是1991年由香港藝文圖書公司推出名爲《倪匡傳奇》的“錄音書”,在原聲錄音中,他這樣說道:

第一次體驗到自由生活的可愛,就是我來到第二天,就去到公園那裡。那時維多利亞公園剛剛填海出來,草地都是新的。六點鐘,太陽將下山未下山的時候,攤手攤腳,躺在那裡。一直躺到半夜11點50分,都完全沒有人來理你。那時候維多利亞公園,大家可能不知道了,半夜12點要關門的。11點50分,就有人哇啦啦叫,關門了,好走了。我自己站起來,慢慢走出去。我就覺得這個地方好住。這個地方給我住十年,我已經好滿足了。那麼自由都可以。

    這是什麼自由?倪匡在大陸變色後兩年多時間里,參加了政治學習;參與了土地改革鬥地主,為許多的地主寫判處死刑的佈告,判刑的理由是“地主”或“其他”,也眼見了槍斃地主的慘烈和血腥;在內蒙古的農場,他得罪了書記,書記一心他置他于死地,於是他只能逃,逃得越遠越好,一直逃到南國之南的香港。

    我想,這種自由不過是“免於恐懼的自由”,甚至都不需要什麼理論的論證,乃是一種出自本能的渴望——活在不需要擔驚受怕的土地上。

剛剛抵達香港不久的倪匡在長洲游泳

    但是通向自由的口袋在收緊。1950年的余英時還可以憑真實姓名,以探親的名義正式入境香港;到了1952年,張愛玲就要瞞過所有熟人,只向身在杭州的姑姑一人道别并相约不再通讯联络,她以化名蒙混過關;再到1957年,倪匡就得先從上海到澳門,再由蛇頭偷渡到香港,據說這還是拜那一年百花陽謀造成的天下大亂之賜。

    在如今這個大數據的時代,攝像頭人臉識別的時代,社交網絡追蹤審查的時代,手機定位的時代,新一代的余英時、張愛玲、倪匡,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奔向自由了。

    抄了許多書,最後抄一小段歌詞,改一個詞,送給所有香港人。

自由只剩一杯沙漏
眼睜睜看著一幕幕甜蜜
不會再有,原本平凡無奇的擁有
到現在竟像是無助的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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