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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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情绪稳定吗?

胡适,1916在纽约

陈平原先生劝人读书的文章《借“研究学术”来解决“思想苦闷”》以及他十七年前劝人静心抗疫的旧作颇引起了一些讨论。对于他的见解,我本不想置喙,正如我这几天经常劝告人,只看有效的信息,有价值的资讯,无效的信息、谋财害命的信息、劝人稳定情绪的信息就没有必要搭理。

但是陈平原先生的文章提到了胡适,他以胡适为榜样劝告大家稳定情绪,这就让我有些按捺不住了。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激进的(radical)胡适派,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陈平原先生是在误用滥用胡适,所以我不得不写这么一篇文章,隔空与他讨论一个问题:胡适的情绪稳定吗?

在进入正题之前,要对陈平原的观点稍作分析。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胡适赞扬歌德在拿破仑大军压境之时研究无关时事的学问,用意是提醒自己的朋友“想静心不妨搞点学术”,而陈平原的意思是要大家“搞点学术静静心”,此中有微妙的差别,陈平原有些不明就里。但这是一个误读,而且低估了陈文的问题的严重性。

陈平原先生当然知道这个差别,这并非他的问题所在。真正关键的是他认定普通人现在没什么可做的,而他作为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他以自己为例子,说自己已经上了折子(“应国务院参事室内刊《国是咨询》的邀请,撰写了《官员为何不担当》”),参加了书法义卖了,言下之意,“还有什么可干?”。浑然不见眼前还有的是事情可做,比如争取freedom of speech,比如抗议粗暴的运动式治理模式毫无底线地侵占最基本的公民权利,这些既是普通人可以做的,更是最高学府最著名的学者能够做的

理清了陈平原的真实意思,我再来说他对胡适事迹的误用,《借“研究学术”来解决“思想苦闷”》一文(下称“陈文”)中提到胡适的上下文是这样的(原文较长,已经读过陈文的可跳过):

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05/2010)第三章“学术与政治”中,我谈及胡适借“研究学术”来“解决思想苦闷”的思路。留学期间,胡适偶然读了《歌德年谱》,深为“歌德之镇静工夫”所慑服,以后多次引述此例说服急于用世的友人:“德国文豪歌德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动心目,则黾勉致力于一种绝不关系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故当拿破仑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物。”(《胡适留学日记》第48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胡适用这个例子来说服女友韦莲司以及德国鲁温斯坦亲王等,据说效果很好。可中国国情不同,同一番话却没能让中国学生大受感动并改弦易辙。
1925年8月,胡适在天津写了《爱国运动与求学》,照样引述歌德的例子,告诫学生“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而必须“立定脚根,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
在日益高涨的学潮中,胡适的劝告毫无作用,徒然提供了批判的靶子。真正接近歌德这种在政治上不愉快的情形下,选择远离现实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者,不是别人,正是胡适自己。比如,在兵荒马乱中撰写一篇篇研究《水经注》疑案的文章,除了佩服胡适的学问癖之外,还得承认这种研究对其稳定情绪起了很大作用,其心理调整功能不下于学术价值。

让我由后往前逐条反驳。

胡适晚年大搞“《水经注》疑案”的确是他考据癖发作的典型事例,他投入其中的精力也的确惊人,故而常有后人诟病他在天下大乱之时埋头故纸堆。可奇怪的是,这样的“后人”却无视了胡适在大搞考据的同时写下了二十世纪最为杰出的一批时论,都在同一时期发表在胡适主持的《独立时论》,其中最为重要的篇目后来收入了《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比如《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眼前世界⽂化的趋向》、《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向》、《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的一封信》、《自由主义是什么?》,至于《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封公开信〉》和发表在著名的Foreign Affairs上的英文冷战雄文“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到现在都还是禁文,那篇《跋》的正标题甚至还是敏感内容。这些时论有没有影响?至少我们知道,当年的青年陈之藩和余英时就深受胡适的影响,后者甚至彻底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胡适情绪稳定吗?我看只是他的“状态“稳定:他有“两支笔”,一手写考据文章,一手写时评政论。他的“镇静功夫”也许的确得益于他的学术研究,但他更有价值的成就是以修养而来的“镇静”,投入到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写作,而不是超然物外,老僧不闻不问。知识人的公共言论即是行动,就此而言,胡适始终都是一个行动派(activist)。

再谈陈平原引用的“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这句胡适名言。这句话胡适一生说了无数次,劝过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大学生,劝过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学生,劝过海外的“白华”留学生,最后再来劝白色恐怖之下的台湾大学生。可是,要注意,他都是劝说“学生”。为什么?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人生阶段论”,他始终坚信,学生的阶段就应该把自己“锻造成器”,这样才能在漫长的人生中做出真正有益于社会的贡献。这是最粗浅易得的理解。更深入一层,其实他从来不反对青年参与政治,尤其不反对青年对政治发表言论,更不可能反对青年有政治情绪

1921年10月11日,北京大学开学,蔡元培先生要胡适上台发言,胡适在日记里记录了发言大意,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今年事变无穷,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运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胡适日记全集》,第五册,第374-75页)

“下课干革命,铃响回来上课”,这样的话,如今有哪个老师敢说?对北大校史素有精深研究的陈平原先生难道不知道胡适这个一贯的态度吗?

最后,我要谈谈劝女友韦莲司“稳定情绪”的青年留学生胡适之。不问政治的青年胡适之形象大概已经流毒无穷,必须加以破除。首先就要指出,胡适的情绪一直不稳定,他至多只是修养功夫到家,“状态稳定”,不耽误求学写作罢了。这样的记录在日记里俯拾即是,我选择最有趣味的两则,供各位一笑:

(1911年)二月十八日(星六)
连日报载吾国将与俄国有边衅,辞甚迫切,不知结果如何?
二月十九日(星期)
晨起出门,思买报读之,偶一不慎,扑于冰上者二次,手受伤,去皮流血,幸无大害。写字。作家书。夜读德文。

可以说,恰恰是关心政治太甚,才使得胡适认为要加强修养功夫,不能耽误“将自己锻造成器”的工作。

“不问政治的青年胡适之”形象的另一个重要构成要素就是他在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时写公开信劝说留美学生界“稳定情绪”,不要耽误了学习。对这件事大加奚落的人实在太多了,这也是他和韦莲司谈起歌德的背景,陈平原先生以赞扬的口吻称引胡适这一事迹反而是少见的立场。

可惜,陈平原先生可能用错了情。对胡适这个人,我们既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因为其行就是其言的阐释。我们还要特别注意,胡适不只有政论和学术两支笔,他还有中英文两种“墨水”。

就在他劝说留美学生界“稳定情绪”的同时,他的笔并没有停,但他是以英文直接参与并试图影响美国的舆论。绝不在同胞中说大话,赚取一时的爱国美名,这的确是胡适的一贯做法。但是,他一方面求三年之艾:再造文明;另一方面,发挥所长:执笔报国、为国辩诬,反击为帝制辩护的歪论怪论,连续撰写发表多篇文章,为共和中国鼓吹,驳斥维护帝制复辟的西洋论者。

胡适的这种做法并非因这一时一事而生的。他在康乃尔大学五年之中演讲七十多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为刚建立的“民国”(republic)鼓吹。如今仍旧甚嚣尘上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中国文化适应威权”、“中国人是要管的”之类说法正是他当年用英文加以痛斥的。

我曾整理过胡适留学期间的英文发表情况。我排除了康乃尔大学校内刊物、绮色佳当地报刊、未发表的讲演稿、两篇关于卜朗吟(Browning)的文章等只有地方性影响力的文字;《中国留美学生月报》面向本国留学生,也不计;另有一批为康大哲学系刊物The Philosophical Review撰写的他人论著摘要,亦不计。再去掉纯粹的学术论文,仅列出时评文字,尚有下面这些作品:

  • 1914 The New Republic(一次读者来信),The Outlook(一次读者来信,一次投稿被摘引),Syracuse Post-Standard(一次,转载转录胡适致《新共和》书内容)
  • 1915 “China and Democracy”, The Outlook (系该刊物约稿,简评袁世凯复辟企图)
  • 1916 “The Fetish of the Open Door”, Federal Councill the Christ in America,May 21, 1916.
  • 1916 “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Prize essay, 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 Competition, awarded June 1916.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Special Bulletin, (New York: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1916),
  • 1916 “Analysis of the Monarchical Restoration in China”, Columbia Spectator, January 14, 1916 7.
  • 1917 “Manufacturing the Will of the People”,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no. 3 (1917): 319–328.

The New RepublicThe OutlookSyracuse Post-Standard都是全美知名的杂志,胡适一边劝人稳定情绪,一边大写英文时论,直接影响美国舆论,我们要向他学习的恐怕不只是修养功夫。

他1914年两次投稿The Outlook,第二年袁世凯复辟之时,该刊物编者就主动向他约稿;而1917年的“Manufacturing the Will of the People”一文是为当时出现的新的复辟潮流而作,这一篇也是刊物约稿,这份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正是Foreign Affairs的前身。青年胡适之在离美归国之前,已经开始了他两种语言两支笔的终身志业。说句可悲的话,"Manufacturing the Will of the People"这个标题,用在今日还是太合适不过。

此外,读过《胡适留学日记》的人肯定还记得,他为有色人种在康乃尔大学受歧视公开发声,他为当时的女子选举权运动多次投书地方上的报刊进行鼓吹,这些“言语行动”都是胡适“情绪不稳定”的体现。这篇小文已经拉杂写得太长,就不赘述了。

总之,任何想以胡适为榜样,劝年轻人怎么做人的人都要小心了。如果就公共言论而论,胡适一辈子都是一个行动派(activist),经常是一个激进派(radical)。尤其值得指出。胡适一辈子争取言论自由、捍卫言论自由、使用言论自由,努力不懈、至死方休。选这样的人做青年榜样,能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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