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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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坚硬内核

   

祖传家法:口号理政,运动治国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学术界和一般舆论市场上的热门话题。讨论的热潮中有一本论文译文集引起过很大反响,这就是汪晖主编的《文化与公共性》(三联,1998/2005)。这本论文集收录了很多名篇,其中有查尔斯·泰勒的《吁求市民社会》、《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和《承认的政治》这三篇长文。几年前我对照阅读译文和原文,发现《吁求市民社会》删除了两大段颇为关键的内容(第171页),当时我曾补译了出来。我最近常想起这两段话,所以想与各位分享一点感想。这两段话补译如下: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被视为具有市民社会的功用 )在这个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所指的恰好是被列宁主义统治模式所否定的东西。这一统治模式最初出现于苏联,然后在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中得到复制,最终它或多或少地被众多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所模仿,或是彻底移植,或是夸张变形。对提倡这一模式的人来说,其根本优点在于它能够为革命目标提供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动员。核心的手段是一个由革命精英所支配的党。这一体系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要受到党的辐射。商会、俱乐部,甚至教会都必须被渗透并进入党的“传送带”。列宁主义在其高峰时期是现代极权主义的首要来源之一。
这一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衰落过程中——先是在斯大林死后的苏联,随后是在一些以俄罗斯为范本,由本土革命精英统治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古巴。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总体动员的趋势已经处在衰退中,但是这一体系的根本原则却并没有被放弃。未来的人可能会将这个缓慢衰落的时期称为勃列日涅夫时代。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到来,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时总体动员背后的目标本身就受到了质疑。全体一致不再成为一件毫无疑问的好事情。在莫斯科开始出现真正的选举,尽管还比较有限。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治下,目标还是维持全体一致的表象。原则上说不能有任何不同政见,每个人都要参加节日庆典,人们要在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关键场合自发地一致通过决议;但是,与此同时,政权对私人生活的要求却在降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甚至鼓励生活的私人化。只要人们参加五一大游行并在其他时候闭上嘴,那么就由着他们打理各自的花园好了。这是一种松弛的列宁主义。

     这篇文章的原文“Invoking Civil Society”写于1990年,泰勒当然没法预见苏维埃祖国的大厦轰然倒塌。但他的观察我认为是相当准确的。“松弛的列宁主义”出让了一点私人生活的空间,以提供维持政权所必须的弹性和社会活力,释放一定的社会矛盾。为一个伟大目标完成全社会的总动员当然是一件难以持久的事情,这不只是因为“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老道理,更是因为所谓伟大目标,无论是至善的共产主义还是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日常生活之间有着难以弥合的距离,而人作为终有一死的有限存在者,终究无法牺牲掉唯一的一生——除非是在大话和谎言中。而同样是有限存在者的“精英集团”的“堕落”(或者更应该说是“祛魅”,即魔法消除,恢复人的本来面目)对于普通人来说更是真切的体验,毕竟那一个个大腹便便满嘴空言的官员并不那么美观。

     但是,这点让出来的空间却很容易培养出一种幻觉,我想称之为“日常生活的坚硬内核”。去年南方渔村火起,我观察很多人的表态,“日常生活的坚硬内核”其实是他们的根本出发点:有一种纯粹属于自己的,不受干扰自行其是的日常生活 。这一般被称为岁月静好主义者。

     即便神通广大的预言家肯定也料不到,这个似乎滴水不进的日常生活坚硬内核,会以眼下这样的方式被击穿:岁月静好拿着两天出去一次的路条。而我相信,所谓普通人李医生之死产生这么大反响,大到我觉得莫名其妙,还是因为无数人长期抱着这些日常生活内核的幻想——一个普通人凭着再普通不过的好意做了一件毫不出格的普通事情,居然也会被训诫。更刺激人的是这次发生的“欲做普通人而不得”的事情(一件时时在发生的很普通的事)所损害的不只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而是带来了“八人封口,九州闭户”的惨剧,是数以亿计的人的日常生活坚硬内核在几天之内被击碎。李医生体现的是赤裸裸的“蝼蚁性”——日常生活当然默认的是“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幻觉破灭之际,我们的“蝼蚁性”本质赤裸裸地显露在眼前,无可回避,无法自欺。于是很多人在哀悼的同时感到了屈辱、卑微、自责。这种蝼蚁性的本质,对照着那辉煌的伟大目标,更显得刺目、扎眼、惊心。

     所以,有组织、成系统的遗忘必定会到来,为了重建日常生活的坚硬内核,为了卸下道德的重担,为了回归岁月的静好,为了那个伟大目标的实现。我短暂而有限的人生只能告诉我这个结局,我们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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