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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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未见应无恨,后世相知自有缘——记余英时致胡适的一封信

      “中研院”近史所胡适纪念馆的“胡适档案检索系统”称得上“无尽藏”,可惜馆外读者能够完整阅览的仅限于该馆自藏的文献,标着“北京档”的档案都只有存目或内容提要。不过翻检1949年之后的胡适档案也是大有意趣的事情,而且常有令人喜出望外的“偶得”。我最喜欢查阅“美国档”,因为回到台湾之后那几年的胡适已经有很多人写过,可谓“巨细靡遗”,反倒是传闻“累累如丧家之犬”的纽约“白华”胡适之的形象还有些粗线条。

      最近我在“美国档”中偶然发现一封仅剩第一页的残信(馆藏号:HS-US01-008-032)。因为是残信,看不到落款,档案整理者没有标明时间和来信人姓名,只根据第一页的内容,做了一个提要:“新亚推荐至哈佛燕京社工作,但政府不肯发给护照。”

      我想任何对余英时先生的生平稍有了解的人,读到这段提要都会心头一惊:除了他,还能是谁?与几位友人讨论之后,我整理出的释文如下(原信为竖排,提到胡适处另起一行或空一格,释文均以空两格表示):

適之先生賜鑒:
    久仰    風采,深以無緣識    荊為恨。晚原籍安徽潛山,家嚴協中先生曩歲嘗與    先生有數面之雅。晚幼習父業,亦治史學,初肄業於燕京大學,及中共席捲大陸,遂南走香港,從錢賓四先生治國史,畢業後復入新亞研究所繼續讀書。在港數年對當世之巨變,情不能已。嘗粗有述作,其主旨蓋在以人人共知之常識駁共黨欺世之邪說,殊不足以謂學術,然於中國問題與人民之前途亦嘗稍有用心焉!往歲中共第一次清算    先生思想時,晚不揣淺陋,曾以艾群筆名撰為《胡適思想的新意義》一文,介紹    先生歷年來所倡導之自由主義。前年在台講學,晚嘗托雷儆寰先生轉贈拙作一冊,未知得達    左右否。晚因服膺民主,歷年文字均針對此義有所發揮,自問用心甚純,初不料其竟為國民黨所深惡痛絕也。去年承新亞推薦於哈佛燕京社,乃得有來美之機會,而政府不肯發給護照,迫不得已最後唯有用香港宣誓紙代之。前事雖微不足道,然亦可見中國民主前途之黯淡矣。

      余先生在信中说“去年”来美,比照《余英时回忆录》 (允晨,2018) 中的叙述,他于1955年10月初抵美,那么写此信的时间应该是1956年。大致可以推断,余先生到美安顿之后就有意结识或拜谒胡适。但是他在许多访谈和最近的回忆录中从未提过曾致信胡适,凡是提及胡适,一般都是表达一番敬仰,追述少年时代阅读《胡适文存》和青年时代读到胡适的《自由主义》《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等1940年代末的时论留下的深刻印象,然后往往自然地说“但我没有见过他”。

少年余英时(取自《余英时回忆录》)

      在发现这封残信之前,我们在胡适留下的档案中只能找到两处余英时的踪迹。一是1954年胡适返台参加国民大会时,余英时将他刚在香港出版的《民主革命论》寄了一本到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然后由雷震 (字儆寰) 转交到胡适手中。后来胡适离美返台之前将一部分藏书捐给他曾供职的普林斯顿葛斯德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这本书即在其中。

题字:適之先生教正 後學余英時敬贈 一九五四,三,廿六

      另一处则是胡适的日记。1958年1月16日,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到纽约访问胡适,胡适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潛山余協中來訪 。他是用Refugee Act來美國居留的 ,現住Cambridge。 他說起他的兒子余英時,說Harvard的朋友都說他了不得的聰明,說他的前途未可限量。 我對協中說:我常常爲我的青年朋友講那個烏龜和兔子賽跑的寓言,我常說:凡在歷史上有學術上大貢獻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烏龜的功力。如朱子,如顧亭林,如戴東原,如錢大昕,皆是這樣的,單靠天才,是不夠的。 (聯經版《胡適日記全集》,第九冊,頁332-333)

      从这两处踪迹可以看出,余英时与胡适确实没有建立直接的交往关系,尽管他的父亲与胡适是故交,尽管他在哈佛的导师杨联陞是胡适最欣赏的学生之一。

      这时候我们再回到刚发现的残信,有理由推断,胡适1956年并没有回信,这不免给青年余英时带来了一定挫败,大概他之后就不再致信,拜谒也无从说起,其父来美访问胡适,他也未同行。而1954年的这本赠书,应该也未经胡适寓目,或者至少未被胡适看重。这本书确实如余先生自己所言,属于面向普通读者传播现代常识的作品。

      我们都知道,近三四十年来,余英时是将胡适重新迎回近代思想史研究舞台中央的重要推手,他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写的序言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和为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所写的导言〈从《日记》 看胡适的一生〉都已经成为胡适研究中的名篇。而他关于胡适的主要论著汇集而成的《重寻胡适历程》 (联经,2014年增订版) 可以说是所有胡适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必读之书。

      余先生对胡适未曾回信与未曾有缘得见并不介怀,倾力于胡适思想的阐扬,这是他高洁人格的体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也曾在胡适档案中发现某位如今的学界“老前辈”致胡适的信函,颇多阿谀之辞,而他也遭 遇收不到回信的事情 ,比对胡适死后这位“老前辈”丑诋胡适的话,不免让人觉得世态炎凉,入主出奴。当然,就人际而言,余英时与胡适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为一封未回的书信而受多大影响,除了余父的这一层故交和杨联陞与胡适的师生情谊,余英时的岳父,北大出身的陈雪屏也对胡适执弟子礼。后来杨联陞曾将自己与胡适的往来书信复制一份,亲手装订好,送给余英时作生日礼物,并在扉页上题写了“何必家园柳,灼然狮子儿”,而胡适1944年恰好曾戏改杨联陞的一首诗,写出过 “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的诗句。

      再说回这封信,余先生在信中赞扬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个看法是他至今仍坚信不疑的。2019年他还有新文刊出,重申此论,题为〈「五四」的歷史作用〉(《思想37: 「五四」一百週年》),文中肯定胡适以及胡适庇佑下的《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撒下了自由民主的种子,延续了不绝如缕的“五四”之火。

      余英时对胡适政治观点的赞赏早为人知,他曾在很多地方提到过一个著名的“交锋”,最近的一次叙述是这样的:

余英时: 讲到胡适和政治的关系,我想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大概在一九八○年代初,大陆社科院院长胡绳领队到美国开一个学术讨论会。 会后访问了耶鲁大学,由我代表校方接待他们。 在宴席上,胡绳说: “我们对胡适,政治上反对他,但在学术上还是尊敬他的。 ”我忍不住笑着对他说,这和海外的看法恰恰相反。 我们都认为胡适的学术研究早已被后来的人超过了,因为后浪推前浪,这是无可避免的。 但胡适的政治主张因为自“五四”以来在中国根本未曾落实过,因此还是新鲜的,并没有发生“过了时”的问题。 我的原话当然比较委婉,但意思是很清楚的。 胡绳先生很有风度,并未露出半点不快的样子,以下便转变话题了。 我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今天大陆已有不少知识人也接受了当时我所谓“海外的看法”。

      不过也有心明眼亮的读者发现,其实余英时对胡适学术上的评价也有“今更胜昔”的微妙变化,尤其是对胡适西学造诣的判断 (胡文辉:《人物百一录》,页312) 。就这一点,我也想做一点补证。在余英时最新的专著《论天人之际》中,他论及胡适的名篇〈说儒〉,说到:“这是一篇材料丰富而又具有高远想象力的专题研究” (《论天人之际》,中华书局,2014,页133) 。我们知道,余英时的另一位业师钱穆曾对 〈说儒 〉大加挞伐,说了不少不客气的话。

      所以读到《论天人之际》的这段话,我曾与友人说: 余英时由钱入胡的历程恰似他写顾颉刚与胡适的关系时所用到的“庶子春华与家丞秋实”典故。

      不过,如果结合余先生最早的发表作品以及他写给胡适的这封信,我们甚至可以借用他谈顾颉刚时用到的词汇:余英时的一瓣心香,本来就在胡不在钱。

      余先生的另一个著名事迹是他关于陈寅恪晚年诗文与心境的阐幽发微据说曾得到陈寅恪本人的“作者知我”之赞。 对于余和胡的这段因缘,我想不妨径改陈寅恪著名的一联诗(“今生所賸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来刻画:今生未见应无恨,后世相知自有缘。“无恨”是因为本是源自文字与思想的因缘, 不见并不算遗憾,这体现在余先生从容的态度上;“自有缘”是因为余先生恰是胡适“种豆得豆”的又一个绝好例证。

      胡适在国共内战后期谈自由主义,谈眼前世界文化趋向的演讲透过广播和文字,启发了一个青年人,让他在1950年乾坤一线之间选择留在了香港,在近四十年后写出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胡适〉,“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无心插柳,也可成阴;有意栽花,岂能完全不活”,胡适之大概要大笑说:勿谓言之不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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