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儒
林柏儒

簡報設計師︱總是想東想西

會擔心自己被 AI 取代嗎?從 AI 繪圖服務談我面對新科技的看法

隨著 MidJourney 這個 AI 算圖服務問世,設計同溫層也掀起了一股擔心自己被 AI 取代的焦慮,並激起不少討論。

畢竟,只要演算法夠好,是否連交易員、律師與醫師的核心職能都會被取代,這些專業人士則淪為 AI 操作員?要是有這麼一天到來,只怕某些之前自傲喊著「XX 不是服務業」的專業人士,在企業主眼中和他們看不起的服務業基本上並無差異。

如今,曾被評估為很難被 AI 取代的藝術領域似乎也淪陷了,或者出現淪陷的初步徵兆。對於這樣的未來,我會怎麼看待 AI 科技的發展呢?以下從個人與社會兩種層面來說。


在被 AI 取代之前,先學會駕馭 AI

就個人層面而言,我會擔心自己被 AI 或機器人取代嗎?這我倒是有明確看法,而不是只能轉行而已。

當新科技出現時,我要當那個駕馭新科技的人,而不是被取代的人。這麼一來,新科技就會成為我的朋友而非敵人。

由於科技的擴散需要時間,所以當新科技剛出現時,第一批衝進去研究的人會獲得知識優勢與時間差,讓你有足夠的認知與時間去調整自己。這有個前提,我不認為自己的工作是恆常不變的,而是可以透過學習來改變自己的角色。當工作中加入新科技時,我也可以接受我的角色轉變。

就像當年攝影術出現時,一定也對以擬真為目標的繪畫界造成衝擊。然而畫家們走出了自己的路,在印象派後轉向表達內心情感,進而演變成抽象繪畫。而攝影也逐漸獨立成一個領域,如今明明多數人拿起手機就可以拍照了,也知道攝影師拍的就是不一樣。

如同 Logo 產生器並沒有消滅設計師,最近很紅的 MidJourney AI 繪圖也不會消滅繪師與插畫家。事實上,目前 AI 繪圖玩得最好的人通常都有藝術背景,因為他們比一般人擁有更多知識、品味與實作能力,讓他們更容易駕馭 AI 繪圖。要是 AI 畫出來的圖不如預期,也可以自行修改調整,而一般人多半只能接受 AI 畫的成果。

所以我總覺得,要是 AI 進攻了某個領域,那反而是技術強者的福音。只要他們願意學習新科技,他們會成為率先駕馭 AI 的人,以此遠遠甩開後進者。


科技並非價值中立

看起來我似乎抱持科技樂觀的立場,其實不完全是。如果跳脫個人視角,從社會整體視角來看科技的影響,就會看見截然不同的風景。

科技取代部分勞工的工作,歷史上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在工業革命之後,機械科技的發展造成勞力工作者的去技術化(deskilling)現象,能自行生產產品的手作工匠逐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生產線上負責組裝單一零件的工人。如今, AI 科技的發展讓當代專業工作者也面臨類似的威脅。

對社會而言,技術高度集中也意味著財富集中與貧富不均程度加劇,這無疑是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聽起來好像很邪惡,但科技打從一開始就是邪惡的嗎?顯然並不是。

就科技發展的源頭來看,許多發現與發明都是無意之舉,就像第一位播下種子的人也不會想到農業會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甚至被喻為一切不平等的開端。但這不代表科技發展都是無意的,反而當今最主流的研究團隊都有企業、學術機構或政府支持。

在商場上,科技巨頭願意花大筆經費投入研發,一方面為了實現企業的未來願景,另一方面自然也意在強化競爭力與獲利。而在戰場上,國家投資軍武科技,就算不侵略他國,也意在嚇阻他國別來侵略自己。在上述這些領域中,科技發展顯然不是價值中立的,至於是善是惡,端看是對哪一群人而定。


科技的非預期後果

科技發展的初衷並不邪惡,但科技帶來的也不只有幸福。研發的起心動念經常是出於有趣而非善意,但就算初心良善,也經常帶有未知的風險,並造成未預期的後果。

舉我們都會的「做家事」為例,我們直覺認為,在洗衣機等家電問世後,人們的家務負擔想必降低了吧?但這並不是事實。美國的技術史學家柯望(Ruth Schwartz Cowan)回顧美國 1920 年到 1970 年家庭主婦的家務工時,發現工時並未減少,某些都市地區的家庭主婦工時甚至還比鄉村地區更高些。

這是為什麼呢?柯望提出了解釋,像是曬衣服等耗時工作並未由機器代勞。更重要的是,有了家電的幫助,本來通常交由女傭執行的家務工作轉而交給家庭主婦,並且期待與要求變得更高。有了熨斗,衣服就該被燙得筆直,而皺紋是懶惰的象徵,是家庭主婦之恥。

就其結果來說,家電取代了部分女傭的工作,而其他女傭的工作則落到了家庭主婦身上,並推升了所有人對家事的完成標準。我相信家電發明者的初衷是為了減少人們做家事的負擔,但後來發展成這樣的局面,可能就是始料未及了。


作為公民,我們有義務以社會力量平衡科技衝擊

科技發展無疑會為社會帶來衝擊,而且好處與壞處經常由不同人承受,並非如使用者付費般由享有福祉的人承擔。從社會的角度來說,這無疑是不公正的。就算再怎麼科技樂觀,也有必要運用政治與社會力量來平衡這些影響,而非完全鬆手放任。

舉例來說,當臺灣人享有由核能產生的電力時,核電廠的風險與核廢料污染卻高度集中在某些地區。要是我是貢寮居民,我也一定會為「核四重啟」一案居然能交由全民公投而感到荒謬,即便這可能是臺灣電力問題的一條出路。

但所謂的社會力量是什麼意思呢?這帶到最後一個問題:那些被科技取代的人該何去何從?久遠一點的例子是國道收費員。在 ETC 正式實施後,前收費員基本上不脫「接受轉職輔導」與「領取轉職補助金」兩條路,而後執行上的爭議所引起的抗爭運動就是另一個故事。

在這裡,社會能做得更多嗎?單就失業本身而言,我一時也想不到輔導轉職與補助金以外的可行方案。但在其他層面,社會也能用不一樣的方式應對科技的衝擊。

例如我們都熟悉的叫車與外送平台,當他們剛在臺灣落地時,宣稱平台以演算法媒合司機與顧客,是讓有心加入者都能賺錢的零工經濟典範。然而這種演算法與新商業模式的複合體,卻挑戰了法律上「僱傭」與「承攬」的界線。

平台宣稱司機們是自願加入賺錢而應屬承攬,實質上卻要求穿制服與相關工具,和僱傭相近的同時卻不必負擔許多雇主義務。經過法庭中的激辯,臺灣法律傾向認定為僱傭,進而要求平台業者負起相應的雇主義務。對業者而言這可能是社會保守落後的象徵,但這也是社會保護自己、平衡新事物衝擊的方式。


總結

如今,我們已經無法回到東非草原上,過著傳說中平等豐裕的採獵生活。科技帶著我們來到這裡,也不會回頭。面對科技發展,個人能做的並不多。要馬轉行,不然打不贏就加入他,都比乾等焦慮好些。

而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看,科技帶來福祉,但負面後果也常由不同人承擔。對此,我們有義務給予補償,並以社會力量平衡科技帶來的衝擊。至少,等到自己也被取代的那天到來,總是希望在個人與制度層面都有路可走,而不致於陷入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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