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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察執法不公有違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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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較為學術且貼近香港時政的哲學入門文章。希望大家打賞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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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防暴警察在遊行示威中制服疑犯後毆打疑犯的行為是否合符規範倫理學的倫理價值?

簡介

由2019年6月開始,香港爆發了反逃犯條的社會運動,對政府修改逃犯條例表達強烈不滿 (The Reporter, 2019)。6月9日,香港人在展示了103萬人的不滿民意後,政府仍然讓《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進行二讀,直接引發了6月12日的立法會警民衝突和導致了一部分示威者變得激進和暴力。其後,由當天起至十二月,激進和暴力示威者與警察發生頻繁的直接衝突,其中更出現了示威者與警察肉搏和警察槍擊示威者的場面 (The Reporter, 2019) (東方日報, 2019)。在這些場面中,新聞傳媒多次捕捉到防暴警察在制服暴力和非暴力示威者時的畫面,多次揭露警察在制服的過程中毆打示威者(明報, 2019)。本文旨在應用規範倫理學中的德行倫理學、義務論和後果論來展述警察在制服過程中毆打示威者為何錯誤。

防暴警察在制服過程中的毆打行為

誠然,防暴警察在制服疑犯過程中,疑犯有機會會為了逃避司法審訊而擺脫警察的控制,繼而逃脫。警察為避免此情況發生,在特定情況下的確需要如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所說,對特定示威者採取有效控制的手段 (香港電台, 2019)。然而,在傳媒的報導中,記者多次拍攝到警察在成功制伏示威者後,對示威者作出不當攻擊。這些攻擊包括四名或以上防暴警察包圍一名疑犯並用腳踢、警棍打擊和胡椒噴霧噴射等形式攻擊疑犯 (New York Times, 2019)。這些不合法理的毆打行為是在示威者被有效控制後和被審訊前實行的,屬於警察在未確認疑犯是否犯人時對疑犯私自施加痛苦和處罰的行為。他們違反了普通法的無罪推定 (律政司, 2018)。他們更涉嫌犯法。參考曾健超案,這些警察涉嫌干犯《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和《普通襲擊》 等刑事罪行 (區域法院, 2017)。此外,防暴警察也違反了使用武力的守則,有濫用武力之嫌。根據前線警員透露 (香港01, 2017),警員只應在示威者頑強對抗時,及可能引致任何人受傷的情況下才能使用強硬武力,否則警方應該採取克制方法應對各種情況。再者,立法會文件披露,警察只可以在遭遇示威者衝擊防線時才可動用胡椒噴霧 (LegCo — Panel on Security, 2017)。所以警員在成功制伏疑犯後襲擊疑犯是違反無罪推定原則、警隊指引和紀律的錯誤行為,更有可能需要負上法律責任。警察的錯誤行為在規範倫理學的批判下更無法開脫。

規範倫理學 (Normative Ethics) — 義務論 (Duty Theories)

在義務論的衡量下,防暴警員在面對價值和情感衝突下,放棄了堅守最根本價值。羅斯(W.D. Ross) (2002) 指出道德的價值取決於行為的本身,而非行為的結果。換言之,判定行為是否道德,行為的結果不重要,行為的過程才是決定性的。羅斯(W.D. Ross) (2002) (2019) 認為有七個道德價值可以作為判定道德行為的基礎,這些價值被稱為初始義務,分別是忠誠(Fidelity)、補償(Reparation)、感恩(Gratitude)、公平(Justice)、仁慈(Beneficence)、自我完善(Self-improvement)和不傷害(Non maleficence)。羅斯(W.D. Ross) (2019) 認為實際義務是實際情況下所要實行的義務,而實際義務是源於初始義務的,意思即是在現實的具體情形中我們應該做什麼取決於初始義務,若果初始義務在實際情況之間彼此衝突,且互相排斥,則會因應實際情況產生合成義務,而合成的義務便會成為實際義務兼初始義務。經過運用義務論的分析後,警員制服示威者的過程中,違反了不傷害、公平、仁慈和自我完善等原則。警員在未經審訊的情況下,不合理地令示威者經歷苦楚,令示威者受到傷害,違反了不傷害和公平的原則。警隊至今仍未就這些涉嫌犯法的行為改正,未有處罰警員,違反了自我完善的原則。其實,這些初始義務與警務處對警員的要求和警察誓詞的相似度很高。警務處要求警員必須符合八大價值觀,而其中的三個價值觀恰恰對應初始義務。「以公正、無私和體諒的態度去處事和對人 (Fairness, impartiality and compassion in all our dealings)」對應公平和仁慈。「致力提供優質服務達至精益求精 (Dedication to quality service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和「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對應自我完善。而在警察誓詞中,「不畏懼、不徇私」對應公平,「不對他人懷惡意、不敵視他人」對應仁慈和不傷害,「忠誠、努力的態度行使職權」則對應忠誠。由此可見,只要警員執行任務時合乎義務論的初始義務便會合乎警隊的價值觀和誓詞。遺憾地,毆打示威者的警員不但違反初始義務,至今還未受到糾正。

本人(姓名),謹以至誠作出宣言(或,謹向全能之主發誓),本人會竭誠依法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效力為警務人員,遵從、支持及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以不畏懼、不徇私、不對他人懷惡意、不敵視他人及忠誠、努力的態度行使職權,執行職務,並且毫不懷疑地服從上級長官的一切合法命令。(香港警務處, 2018)

規範倫理學 (Normative Ethics) — 德行倫理學 (Virtue Theories)

就德行倫理學來說,毆打犯人的防暴警察違反了作為一個警察應該有的品德。根據香港警務處對警員的道德約束中,警察必須以精益求精的精神保護市民的生命安全 (香港警務署, 2019)。此外,香港警察誓詞的內容要求警察在行使職權時不對他人懷惡意和不敵視他人 (香港警務處, 2018)。德行倫理學強調人的良好品格特徵,強調人應該成為一個怎樣的人(Anscombe, 1958)。作為受過警察學院教育的現職警察來說,這些道德約束和誓詞內容理應已經成為他們品德中的一部分。只要一日作為警察,他們就應該把自己的人格塑造成擁有精益求精和不對他人懷惡意的人格特徵。作為有德性的警察,在拘捕示威者時理應盡可能用溫和手法控制疑犯,並在成功制伏疑犯後停止使用武力,更不應該襲擊疑犯。然而,從傳媒片段中可見,在控制的過程中,他們並沒有展示他們擁有這些品格特徵和相應行為 (New York Times, 2019)。相反,他們的行為反映他們敵視疑犯和不依從警察的紀律和行為準則來行使職權。距離以精益求精地保護市民和不敵視他人相距甚遠。

規範倫理學 (Normative Ethics) — 後果論 (Consequentialism)

後果論則強調結果上的「最大幸福原則」(The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只要能夠讓社會上最大多數人都獲得最大幸福的行為就是道德上正確的,在個體面對各種行為方案中,若某個行為方案的結果能讓社會整體創造出最大效益,則這個行為方案就是在道德上是對的,並且值得去做 (Mill, 2008)。換言之,若香港市民並不覺得社會上某行為能為他們及社會整體帶來幸福,則這個行為是不道德的,便是錯的。當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認為警員在控制疑犯時對疑犯施加一定武力從而達至有效控制這一當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認為警員在控制疑犯時對疑犯施加一定武力從而達至有效控制這一理由不被公眾認為能為社會帶來最大效益時,則這個行為便是道德上是錯的,哪怕鄧處長的說辭經得起推敲。而現實上,市民確實對警察毆打行為不滿。鄧處長的說辭是在2019年11月22日回答傳媒的提問時給出的,而香港民意研究所正好在2019年11月21日至26日訪問了1062位市民,詢問他們對紀律部隊的滿意度,而鄧處長的說辭並沒有為警隊挽回分數,警隊的滿意率淨值達負37.9分 (香港電台, 2019) (香港民意研究所, 2019)。當市民不認為鄧處長的說辭是正確的時候,他們的不滿便會反映在評分上,所以,鄧處長所辯護的警察毆打行為也是市民不滿的源頭。既然市民認為警察的毆打行為使得他們感到不滿,則這一行為沒有為他們帶來幸福,則市民確信毆打行為不能為社會帶來效益,所以,警察的毆打行為便是錯誤和不道德的。

結論

經過運用規範倫理學中德行倫理學、義務論和後果倫理學的理論來分析,本文得出防暴警察在遊行示威中制服疑犯後毆打疑犯這一行為是錯誤的。毆打的警察在過程中有違警察應有的德行,警隊所宣揚的價值觀和警察誓詞,毆打行為更無法為社會帶來最大效益,相反,有破壞法治之嫌。香港警察宜履行「致力提供優質服務達至精益求精」、「承擔責任及接受問責」及「專業精神」的承諾,儘快糾正涉嫌非法毆打的行為,避免「維持市民對警隊的信心」這一目標無法達成 (香港警務署,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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