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钉

只是一枚小搬运工

马克思主义者与选举


作者:Paul D'Amato 译者:王勉

原文链接:https://isreview.org/issue/13/marxists-and-elections


马克思主义者对选举和代议制政府采取什么态度?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对这个问题发展出或者说并存着两种主要的、根本上非常不同的、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改良主义,认为现代代议制政府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个通过选举社会主义多数派上台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机会。这种观点强调和平地、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并认为围绕选举的竞选活动以及社会主义者当选官员的工作是社会主义活动的最重要方面。另一种趋势,首先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概述,然后由罗莎·卢森堡和列宁阐述,主张以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为基础,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政府,并由新的工人权力机关取代之。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改良主义思潮在德国蓬勃发展,其中由恩格斯的一位前合作者爱德华·伯恩斯坦表达得最为充分,他在其作品——改良主义的重磅炸弹——《进化的社会主义》[1]中写道:

社会民主的任务是把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把他们发展成民主的;是为政府的一切形式的改良而斗争,这些改良是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使国家朝着民主的方向转变。

但是,即使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理论领袖,同时也是伯恩斯坦观点的批评者卡尔·考茨基,也把“掌握政治权力”的本质视为对议会的控制。例如,他在1912年写道:

我们政治斗争的目标仍然是迄今为止一直以来的目标:通过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并把议会提升到国家的领导地位的方式来控制国家政权。而绝对不是破坏国家政权。考茨基认为群众行动——街头抗议和罢工——是不正常的斗争方法,他谴责并强调街头抗议和罢工的做法是 “片面的”,表现了“群众行动的白痴主义”。

在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传统中,这两种倾向往往被模糊了,因为改良派和革命派都用工人阶级 “掌握政治权力”这个术语来描述其实是非常不同的两套目标。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国家、议会和选举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们始终认为,工人阶级--无论其规模和发展状况—都必须作为一个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最终形成一个政党”,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样。

仅仅几个月后,在席卷欧洲的1848年革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共产主义者联盟中的一个小团体社会主义者的领导成员,作为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极左翼参加了德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联盟在欧洲只有几百个成员,根本不足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来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在革命过程中,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中产阶级激进分子的懦弱和踌躇不决,工人阶级有必要独立地组织起来,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在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马克思建议,在未来的革命进程中,工人党“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但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巩固自身地位的一切行动”。

除了武装自己和组织集中的和独立的团体之外,工人党还应该在德国因革命动乱而成立国民议会的情况下提出候选人参加选举。

即使在没有任何当选可能的情况下,工人也必须推选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计入自己的力量,并在公众面前呈现自己革命的态度和党的立场。在这方面,决不允许自己被民主派的论调所诱惑,比如,这样做就是在分裂民主党派,使反动派有可能获胜。所有这类说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欺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这种独立行动所必然会取得的进步,比代表机构中存在少数反动派可能带来的缺点要重要得多。

在美国,以左翼或社会主义候选人不能获胜反而是帮助右翼上台为由,投票反对左翼或社会主义候选人,是年久陈腐的反对两党制的论点。恩格斯在1893年写给一位美国同事的信中指出,在美国,工人政党的形成受到了阻碍,因为“宪法……使得每一张没有投给两大执政党所推举的候选人的选票看起来都像是浪费了。”

在革命高潮退却后,马克思三月份的通函被搁置了。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前看到了德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形成,该政党能够利用德国议会——帝国议会——来推动其事业。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1875年由两个不同的政党合并而成的,一个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党,另一个是基于“通过与普鲁士国家的妥协来赢得改革胜利”思想的政党。

早在187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给党的领导人写了一封通函,他们在信中问该党是否“感染了议会病,认为有了民众投票,圣灵就会浇灌在当选者身上。”这封通函还攻击了爱德华·伯恩斯坦等人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赞扬了由“所有充满人类真爱的人”领导社会主义运动的想法,并抨击了那些把运动“轻描淡写”地变成“产业工人为促进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的人;该文章呼吁党要“冷静、清醒和深思熟虑”,以免“举起红色的幽灵,把资产阶级吓坏了”;它还呼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帝国议会中代表该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些作者进行了抨击,认为他们如果打算“利用自己的官职来削弱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就应该离开党。对于伯恩斯坦和其他人来说:

该计划不是要放弃,而只是推迟——到某个不确定的时期。他们接受它——不是在他们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是在他们死后,在他们的孩子和他们孩子的孩子之间代代相传。与此同时,他们把“全部力量和精力”投入到各种琐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进行修补,以便至少看起来做了些什么,同时又不至于惊动资产阶级……

近40年来,我们一直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革命的巨大杠杆;因此,我们不可能与那些试图在运动中消除阶级斗争的人合作。在第一国际成立时,我们明确提出了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自己来实现。因此,我们不能与那些公开说工人没有受过教育,无法自我解放,必须首先由中上层和中下层的慈善家由上而下解放的人合作。

恩格斯活得足够久以见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票数不断增加。1884年,即马克思去世后的第二年,该党获得了50多万张选票。到1890年,他们的选票翻了一番,1898年又翻了一番,到1912年又翻了一番,超过了400万票。1878年至1891年间生效的旨在遏制社会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镇压法》,实际上提高了社民党作为反对党的声誉。恩格斯对该党的成功赞不绝口,认为议会选举是该党扩大其政治影响和成员的一个绝妙手段。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的序言中,总结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国会选举的意义:

如果普选制没有其他好处,只是允许我们每三年统计一次我们的人数;通过定期建立的、出乎意料的速度增加我们的选票,它在同等程度上增加了工人对胜利的把握和对手的气馁,因此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它准确地告诉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所有反对党的力量,从而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一个首屈一指的衡量标准,保障我们不至于不合时宜的怯懦,也不至于不合时宜的愚昧——如果这是我们从选举权中获得的唯一好处,那也是绰绰有余的。但目前为止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在选举宣传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最好的手段,使我们能够在人民群众仍然远离我们的地方与他们接触;迫使所有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为我们对他们的观点和行动的批评而辩护;此外,它为我们在帝国议会的代表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对议会中的对手和外面的群众讲话,其权威和自由程度完全不同于在报纸或会议上。当选举活动和社会主义者在帝国议会的演讲不断地打破《社会主义者镇压法》时,他们的《社会主义者镇压法》对政府和资产阶级又有什么用呢?

但恩格斯也看到,选举的成功正在使党的领导人产生一种倾向,即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长远的目标。选举支持率或多或少地逐年增长,德国经济的扩张,加上多年来阶级斗争处于低潮,这些都倾向于加强党内的改良主义倾向。这在工会领导人、议会代表和党的行政人员等的上层人士中尤为如此,他们在“仓促”行动中看到了国家镇压的可能性,这可能会危及他们苦心建立的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为了支持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对上述恩格尔的“序言”进行了审查,例如,删除了一个段落,在该段落写道用“公开攻击”代替围绕街垒进行街头战斗的老式革命战术。

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批评德国社民党的爱尔福特纲领认为德国帝国议会——毕竟是一个对德皇负责的无权机构——只能是普鲁士专制主义的一块遮羞布。恩格斯告诫道:

机会主义在社会民主党报刊的很大一部分中正在获得其基础。害怕恢复《社会主义者镇压法》,回顾在该法实施期间所作的各种过火的声明,他们现在想让党在德国现有法律秩序中找到足以和平解决所有党派要求的途径。这些行为都是试图让自己和党相信“当今社会正在向社会主义发展”,但他们却没有问问自己,是否因此会必然淘汰旧的社会秩序,是否将不得不用武力打破这个旧壳,就像螃蟹破壳那般……

这种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忘记伟大的、主要的考量,这种为了一时的成功而不顾将来的后果的挣扎和努力,这种为了运动的眼下利益而牺牲运动的长久目标,它可能是“诚实的”,但它是而且仍然是机会主义,而“诚实的”机会主义可能是最危险的!

这两种立场——一种是旧社会的外壳必须用武力打破;另一种是现有的国家可以通过获得对资产阶级代表机构的控制来和平地接管——反映了对资本主义体制下国家的不同看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所做的唯一修改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当时巴黎的武装工人短暂地夺取了城市控制,并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直接民主机构。公社使马克思认识到,工人阶级不能“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为自己的目的运行它。”也就是说,工人不能简单地接管一个旨在执行最强大的经济实力的阶级意志的统治国家,并将其用于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撰写的序言中说:

从一开始,公社就不得不承认,工人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继续用旧的国家机器来管理国家;为了不再次失去它刚刚获得的主权地位,工人阶级必须一方面废除以前用来对付自己的所有旧的镇压机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要防范自己不受其代表和官员的影响,宣布这些人可以在任何时候被撤换。

在恩格斯著名作品《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中,他认为,由于国家是最强大的、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国家,所以选举权并不能成为使工人掌权的工具,而只能成为衡量社会主义在工人阶级内部影响的依据。

“现代代议制国家,”恩格斯认为,“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一种工具。”

他继续说,

国家的最高形式,即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的现代社会条件下,它越来越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需要,而且是只有在其中才能进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最后的决定性斗争的国家形式。

但是,虽然恩格斯认为,“在(工人阶级)走向自我解放的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政党,投票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资本家的代表。”但他也认为,普选权不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关键。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发生一场无法用投票决定的冲突。

因此,普选权是衡量工人阶级是否成熟的标准。在现代国家,不可能也永远不会比这更多了,但这已经足够了。当普选权这一温度计显示出沸点的那一天,工人们和资本家们都会知道自己的处境。

恩格斯谈美国

但是,有些国家与德国不同,在这些国家中还没有成立工人政党,工人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那么又该怎么办呢?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美国正是这种情况,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全国性的斗争浪潮,在这一浪潮中,美国工人迈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第一步。

恩格斯在给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的建议中强调,他们必须支持和参与工人阶级的任何运动,不论其局限性,都要帮助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1886年,纽约的中央工会成立了纽约及周边地区独立工党,以便参加纽约市的市长竞选。这个新政党选择了倡导单一税种的亨利·乔治作为其候选人。乔治本人并非出身自劳工运动。事实上,他是一个中产阶级民粹主义者。他最近写了一本广受欢迎的书《进步与贫穷》,在这本书中他抨击了贫穷和不平等。他在书中主张对土地财产征收单一税,作为解决社会大部分弊病的灵丹妙药。在一场激烈的竞争中,当地统治阶级使出浑身解数阻止劳工党的胜利,乔治在三方竞争中以31%的选票位居第二。

尽管这次选举有不足之处,恩格斯仍对它持积极态度:

在一个刚刚发生运动的国家,真正关键的首要一步是工人组建一个独立的政党,不管是怎样组建的,只要它能区别于劳工党。而这一步进行地比我们预期的要早得多,这才是最主要的。这个党的第一个纲领仍然是稀里糊涂和极其不充分的,它选择亨利·乔治作为它的领导人,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哪怕说这些只是暂时的弊端。群众必须要有时间和时机来发展;除非他们有自己的运动,否则他们就不会有这种时机——无论其形式如何,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他们从错误和痛苦的经验中学习,并被趋使着向前发展。

恩格斯对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保留了特别的批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纯粹”学说与美国劳工运动的缺点对立起来。他认为,他们应该在劳工骑士团这样的组织内工作——这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群众性劳工组织,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劳工大潮中达到了最广泛的程度——尽管其领导人特伦斯·波德利等人反对罢工。他认为,这场运动“不应该从外部被轻视,而应该从内部被革命化。”恩格斯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者没有简单地在运动中解散自己,那么这是可能的。

我认为,我们所有的实践都表明,在工人阶级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与工人阶级的总运动一同运作,而不放弃或隐藏我们自己的独特立场甚至组织。

卢森堡与列宁

列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党是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本不同的基础上构建的。德国社民党作为一个旨在代表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包容了运动中从改良派到革命派的各种政治派别,而列宁则努力创建一个独立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任何改良主义倾向的政党。列宁认为因为社会主义者在俄国所处的非法性环境,所以俄国和西欧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差异。但在实践中,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不是包含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而只是其最先进的革命分子的组织。因此,列宁与改良主义的孟什维克进行了不懈的论战,孟什维克主张建立一个广泛的、合法的政党(在当时的条件下,合法的政党只能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主张俄国工人不能“吓倒”资产阶级。除此之外,列宁还主张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有自己的、有明确组织的党团,到1912年,应该形成一个将改良派排除在其队伍之外的独立的政党。

在德国,罗莎·卢森堡对德国社民党的机会主义特征——它的僵化、官僚主义和议会“白痴主义”——的批评要远远超过列宁。

我们现在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议会制度,为当前机会主义的幻想提供了土壤,如高估社会改良、阶级和政党合作、希望和平地发展到社会主义等等。

卢森堡清楚地写出革命者正确对待国家和利用议会的方式:

为了取得成效,社会民主党必须在当下的国家中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立场,并四处侵入。然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这些立场使我们有可能从中展开阶级斗争,即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

卢森堡很清楚地表明,即使社会主义者能够在某个国家的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这也不意味着赢得了社会主义。统治阶级在必要时会团结在其最信任的国家机构——警察、军队、国家官僚机构和腐败的政客周围——来反对议会。

在这个社会中,形式上民主的代议机构,在内容上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这具体表现在,一旦民主表现出否定阶级属性的趋势,并转化为维护民众真正利益的工具,资产阶级及其国家代表就会牺牲民主形式。

这不是什么理论上的争论点,而是国际上工人运动的惨痛历史经验。例如,在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改良社会主义政府在1973年的一场流血军事政变中被推翻了。此外,在许多国家,如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和市场与军事、君主制或一党制携手并进。民主——甚至是资产阶级民主——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统治者无法承受的奢侈品。

卢森堡所在的党内的大多数领导人走的是考茨基对待国家和议会的路线。他们想在“当下的国家”中“拿下所有可以拿到的位置”,不是作为一个手段去摧毁国家,反而是把它当作目的本身。没有一个革命的政党,而是一个像德国社民党这样的大杂烩,在议会中采取革命的路线就不可能,也没有被大多数代表所执行——尽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少数革命的代表确实发挥了这种作用。

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一个以真正革命的方式利用选举的党。布尔什维克独立于改良主义者——即孟什维克——组织起来,使他们能够遵循卢森堡概述的路线,利用议会的讲台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

与德国一样,俄国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仍然处于半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革命者被迫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以逃避迫害、逮捕、流放甚至处决。

在1905年革命的人民动乱中,沙皇发表了一份宣言,宣布建立一个议会(杜马),作为对革命运动的一种安慰。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立法机构,而是沙皇的一个咨询委员会,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此外,杜马的选举制度是加权的,以赋予大地主更多的代表权。布尔什维克党主张“积极”抵制第一届杜马。但革命一开始退潮时,列宁就改变了主张,认为社会主义者应该参加杜马。

我们有义务做——而且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以防止组成一个虚假的代表机构。事实就是如此。但是,既然不论我们如何努力,它也已经形成了,我们就要去利用它。

有些党员认为原则上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抵制杜马,列宁不得不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列宁认为,在变化了的、非革命的条件下,抵制是没有意义的:

抵制是一种斗争手段,目的是直接推翻旧政权,或者说,在最坏的情况下,即在攻击力不足以推翻的情况下,削弱它的力量,使它无法建立该机构,使它无法运作。因此,抵制行动要想成功,就必须对旧政权进行直接斗争,对它发起起义,在多数情况下发起群众反抗它。

因此,列宁抨击了“消极”抵制的想法——即简单地放弃选举或议会,即使运动不能摧毁它们,也拒绝“承认”现有机构。他没有美化这项工作,而是说:“既然可恶的反革命把我们逼入了这个可恶的猪圈,我们也要为革命的利益而在猪圈里工作,不要抱怨,但也不要吹嘘。”

即便如此,列宁也清楚地表明,革命者认为参加选举只是他们活动的一小部分,在工作场所和街头的斗争要重要得多。

当第二届杜马召开时(“如果”会召开的话),我们应该参与。我们应该利用这个舞台,但我们不会夸大它的重要性;相反,在历史已经提供的经验指导下,我们将把我们在杜马中发动的斗争完全置于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即罢工、起义等之下。

这项工作包括哪些内容?对于党的工作来说,它意味着利用选举活动在它通常没有或无法接触到的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对于当选为代表的党员来说,这意味着利用杜马作为平台进行宣传,揭露右翼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并协助组织杜马之外的斗争。社会主义代表可以利用他们的议会豁免权进行宣传,而这些宣传在杜马之外通常会被视为非法。他们可以使在党内和党外的报刊上转载的杜马演说获得比其他类型的党内宣传更广泛的受众,他们可以利用杜马讲台,以“插语”的形式,揭露制度对农民和工人的各种虐待行为。在德国社民党中议会代表是党内王权的明星,而不同于德国社民党,在布尔什维克党中,杜马代表服从于党,并将代表视为工人阶级斗争的仆人。

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1920年共产国际对选举和议会所采取的立场的脊梁。

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是在布尔什维克党于1917年在俄国成功夺取政权后,根据其倡议于1919年成立的。它的目标是重建一个新的国际工人政党,其基础是领导工人运动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原则和实践。它的政治基础不仅是布尔什维克成功夺取政权,还有改良主义的社民党领导人对德国革命的背叛,他们帮助组织了1918年谋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反革命力量。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以及其他国家的几位革命者一起成立了共产国际,目的是建立新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些政党将独立于改良派政党,并能够领导那个时期的大规模动乱走向胜利。

1919年的第一次大会强调,社会主义者需要用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取代议会,用工人的权力取代虚假的民主。共产国际强调了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建立工人民主的共产主义政党的重要性。在整个欧洲,革命运动使这些想法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具体的可能。

但是,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中的许多激进的年轻革命者——对革命变革的急躁和渴望——把这解释为革命者应该在原则上拒绝所有参与议会的形式。邓肯·哈拉斯写道:“他们支持工人委员会,反对议会。”

因此,他们必须与任何议会毫无关系。这样做只能使工人们感到困惑。 “所有恢复议会形式的斗争,在政治上和历史上都已经过时了”,抵制派的一个小组稍后写道,“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操纵和妥协的政策。”

从德共几千名成员的角度来看,议会主义当然是过时的,甚至在当时,对于更广泛的工人阶级激进分子,也许有几十万人,也是过时的。但是,从投票给社民党的数百万工人的角度来看,它显然一点也没有过时......

在1920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不得不继续与德国和其他地方的这些 “极左派”进行斗争。列宁认为,承认议会在历史上已经过时是一回事,但有足够的力量在实践中战胜议会又是另一回事。

议会制已经“在历史上过时了”。就宣传而言,这一点没错。但谁都知道,离实际战胜议会还有一段距离。在几十年前资本主义就可以就宣布为“历史上已经过时”,并且是这一宣称是非常正确的,但这根本不能消除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进行非常长期和非常持久的斗争的必要性……

参加议会选举和在议会层面的斗争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义务……只要你不能解散资产阶级议会和其他各种反动机构,你就必须在它们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你还能找到被教士和沉闷农村生活麻木的工人;不然的话,你就有可能成为纯粹的胡言乱语的人。

在共产国际关于议会的辩论中,列宁的主要对手是意大利代表博尔迪加,博尔迪加认为,“俄国革命的战术经验不能被运用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经运作多年的国家”,任何参与议会的行为都有“两层危险”,过于重视选举以及浪费本可用于群众工作的宝贵党员时间。实际上,博尔迪加认为,战前社会主义政党的议会白痴主义是社会主义者在选举舞台上唯一可能拥有的经验,甚至是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言。

“你说议会是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的工具,”列宁回答博尔迪加,

但这一论点应该会对你不利,而它确实对你的论点不利。你如何向被资产阶级欺骗的真正落后的群众揭示议会的真实特征?如果你不在议会,如果处在议会之外,你如何揭露议会的各种花招或各政党的立场?

如果你说:“工人朋友们,我们如此软弱,以至于我们无法组建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使它的议员服从于该党。”工人们就会抛弃你,因为他们会问自己:“跟着这样的弱者,我们怎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英国规模较小且仍分裂的革命运动,列宁提出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论点。从工会获得支持的工党,和德国的社民党一样是彻底的改良主义者,事实上列宁称其为“资产阶级工人党”。他鼓励英国的各革命团体联合形成一个单一的共产党,但他也敦促他们加入工党,并且根据哈拉斯所说,“在工党的队伍中继续为革命政治而斗争。”列宁认为,为了超越工党的改良主义,工人们必须经历工党的执政。因此,革命者需要与大多数将工党视为“他们的”党的工人站在一起,在选举中给予工党重要的支持,并以这种方式为共产主义政治阵营赢得工人的支持 (列宁赶紧补充说,共产党人只有在拥有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并拥有自己的出版物的充分自由的情况下,才能在工党内部工作)。

大不列颠的大多数工人仍然追随英国克伦斯基或谢德曼的领导,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体会过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政府……这无疑表明,英国共产党人应该参加议会行动,他们应该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看到亨德森和斯诺登政府的实际结果,他们应该帮助亨德森和斯诺登打败劳埃德·乔治和丘吉尔的组合。如果不这样做,就意味着在革命的道路上设置困难;因为如果不改变工人阶级大多数人的观点,就不可能有革命,而这种改变是由群众的政治经验带来的,决不是单靠宣传。

托洛茨基起草的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和议会》,总结了俄国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几十年的经验,概述了革命者对议会和选举问题普遍采取的方法:

共产主义不认为议会主义是未来社会的一种形式……不可能接管议会并使之永存下去;共产主义的目标是摧毁议会主义。因此,只能说是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来摧毁这些国家机构。这个问题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提出。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重要的斗争方法,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就是群众行动。

议会中的活动主要包括在议会讲台上进行革命鼓动,揭开反对者的面纱,在思想上统一群众,群众——尤其是落后地区的群众——仍然相信民主幻想,寄希望于议会讲台。议会工作必须完全服从于议会之外的群众斗争的目标和任务。

美国的革命者和选举

罗莎·卢森堡在她与伯恩斯坦的著名辩论中指出:

那些宣称自己赞成用立法改良的方法来代替并区别于用政治权力和社会革命去占领的人,其实并不是选择了一条更平静、更冷静、更缓慢的道路来实现同一目标,而是选择了不同的目标。他们立场不是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对旧社会进行表面上的改造。

现代的改良主义已经堕落到了比伯恩斯坦所设定的更低的地步。许多曾经拥护经典改良主义者观点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卢森堡曾对其进行了精彩的讽刺——现在他们说,在当今“全球化”的经济中,并且自斯大林主义崩溃以来,社会主义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修补这个系统,使其更加人性化。尽管改良主义一直以来在实践中都是这样做的,现在它公开宣布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能的目标。

正如卢森堡所指出的,这场辩论不是关于社会主义者是否支持改良,或者社会主义者是否应该背弃选举制度。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为所有改善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条件的改良而斗争,并使工人有信心争取更多。但任何真正的改良斗争都需要通过斗争来实现。改良派告诉工人被动地坐着,依赖当选的官员。这样做,他们削弱和遣散了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才会使真正的改革成为可能,并使工人在意识上、组织上和政治上准备好推翻资本主义。

美国在历史上一直被资产阶级的两党制所支配,排除了第三党,更不用说替代劳工或社会民主党的党派。此外,有组织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组织仍然规模太小,甚至无法考虑推出自己的竞选候选人。更多的时候,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当没有被吸进民主党的漩涡时——被置于本质上是消极立场的论证角色:社会主义者应该与两个资本主义政党没有任何关系。这往往意味着,出于纯粹的需要,那些寻求真正变革的人会在总统选举中缺席。

但是,正如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关于美国的著作所显示的那样,曾经有一些时刻,即使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工人阶级是可以选择第三个政党的。在这些情况下,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呼吁对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抗议和整个阶级投票反对两大政党,以期望能够打破两党制,为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创造一个机会。

无论前方有什么任务,在处理美国的选举问题时,社会主义者必须记住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的结论:

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困难得多,因而也可贵得多。善于找到、善于探索到和正确判定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决定性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殊转变关头──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



[1] 译者注:Evolutionary Socialism:《进化的社会主义》,即臭名昭著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进化的社会主义》是该书1909年初版英文节译本时改过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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