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致利己主义者”，资中筠的批评似乎歪了

最近新京报采访资中筠，最后一段话突然撩拨起我的一些想法。

“新京报：防疫期间，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籍？

资中筠：很抱歉，我想不出什么书来推荐。此时此刻需要的是良心和良知，用常识考虑问题。如果学富五车，而对他人的苦难无动于衷，才华横溢而只做‘盛世’的啦啦队，对正义、非正义没有感觉，那么，无论读什么书，都只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资中筠这段话实在不太恰当。出发点，大概是近期看了太多引人愤慨的事情而急于表达一些富有正义感的批评，背后的初衷当然是好的，然而批评却十分错位。

如果要讨论，对于个体，此时此刻最需要什么？我倒以为读书比良知更重要。资的假设是，疫情的混乱需要依靠良知和常识来做基本判断，这个假设的潜在逻辑里，乐观地认可大部分人拥有合乎普遍标准的道德观与知识储备。

如此理想化的假设，同样弱化了更深层的问题：即我们的社会环境是否给予个人常识生长和判断的空间？书本内的常识、道德理想中的常识、和在社会上生存的常识，是怎样决裂与分道扬镳的？

所以我悲观地认为，即便不处在疫情灾难的幕前，人们的判断本能，也就是良知与常识，早已被制度、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所撕扯变形了。在这个基础上，仅靠这两项为左右腿，去观察当下如此复杂的困境，显然更难以得到理性的结论。

至于资中筠老师把读书与学富五车，又与正义缺失并列在一起，导出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结论，更加令我摸不着头脑。

读书的确有许多不同的功能，仅作为娱乐消遣而言，恐怕难以达到学富五车的水平。而后者的学识状态既然可以成立，自然因为读书对于他个人有着“疑问-解惑”的意义，这个循环是对常识的不断补充和雕琢。然而到了这里，资的话锋转向了“才华横溢”却对苦难无动于衷的群体。这类人存在吗？当然存在，但要是简单的将冷漠归于正义感缺失，再批评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怎么都给人一种智力上的懒惰之感。

据我的观察，身边的人们，有不少因为疫情的信息轰炸而陷入了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混乱，经常性处于复杂情绪的表达无力，甚至转向生活方式的逃避。表面看起来，他们是逆行的，一头埋在电影动画漫画音乐甚至花鸟鱼虫的乐趣里，冷漠得令人不敢相信，实际上却是某种崩溃边缘的自我保护，夹在不同状态间的窘迫过度。

当发现过去的常识无法在眼前的环境中通行，需要自我推翻，需要好奇提问，需要读书，需要理解；当陷入心理与精神的无间黑洞，同样需要提问，需要读书，需要更新自己。即便看似简单的“正义与非正义”、“对与错”，小学生思想品德课级别的概念，却同时都是悬而未决的终极问题。对于这些概念的认知无法完全依靠良知与常识，它们需要知识，反复疑问和探索，否则，脱离了以读书为载体的持续性思考，正义和对错同样能演化为极度邪恶的产物。这部分的实例，历史总在不断添加注脚。

“盛世”的拉拉队值得被批评，资中筠此种把读书与冷漠混淆，将正义与利己对立的笼统指摘也值得被批评。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肯定正义，反对利己时说：“尤其是我不相信功利主义能够对作为自由与平等的个人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

但与此同时，罗尔斯也深知原始的正义就是从利己而来，更稳定的社会正义所依靠绝不单单是原始的良知不服从式的个人道德，否则也不会展开对于“无知之幕”的描述，表达对于直觉主义的担忧：“他们不知道各种选择对象将如何影响他们自己的特殊情况，他们不得不仅仅在一般考虑的基础上对原则进行评价。”

不知道社会地位、天生资质和自然能力；不知道自己的善观念，风险厌恶上的特征；不知道社会的特殊环境，经济或政治状况，文明和文化水平。小情景中，任何一个站在“无知之幕”角度的人都会利己地选择最大化最小值这种分配原则，会选择对获利最少群体最为有利的分配方式。然而面对更复杂、更混沌的问题，这样的正义就不再适用了。

罗尔斯的结论是，正义的原则是一种无知之幕后被选择的，在涉及制度、利益分配、法律、规章等层面，正义是需要不断进化的。其中，知识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摆脱原始的直觉。虽然不能拿单单这一本来刻舟求剑，但是借用对比资中筠的话，就能看到他的腔调不仅是前后矛盾原地打转的，同时有那么一丝丑化读书与自我教育的意味。

个人的原始正义与良知，在社会级别、制度级别和支线程序级别的正义和良知都被层层扭曲的环境里，如何伸张？为什么环境变成了这样？正义究竟是什么？如何打造一个正义的制度与社会？这些问题靠学富五车才华横溢都有巨大的难度，何况是不倚靠知识的直觉主义者。两者需要的是合作、交流、信任，而不是画条三八线老死不相往来。

希望主流的表态，少一点套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名头泄愤，倘若想当然的以为这类讥讽达成了某种社会责任，这种傲慢同时会误伤我们早就脆弱不堪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