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xi

與木石居

<無慚尺布裹頭歸>-山居閑筆(6)

發布於
[按]這篇舊文中有些想法,今日或已無法認同。時間打磨人。徐先生當年這句話,或可與今夏驾鹤西去的余先生那句擲地有聲的“我在哪裏,哪裏就是中國”對讀。謹為記。
<無慚尺布裹頭歸>

——讀《徐複觀文錄選粹》

[《徐復觀文錄選粹》,蕭欣義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九年(1980)。]


<無慚尺布裹頭歸>,爲《徐復觀文錄選粹》第三部分“自述、懷念親友”中的一篇小文。篇題詩句出自呂晚村於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的春夏之間,與黃梨洲、高旦中及吳自牧等在水生草堂的詩酒之會上作下的一首詩:

誰教失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
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
苟全始識談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
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

徐復觀先生在文中(頁330-331)如此說道,

晚村在上述詩中把他的民族淪亡之痛,及誓全大節之心,可謂和盤托出了。……
但隨時間之經過,又不知不覺地想到呂晚村上面的那一首詩,尤其是想到“無慚尺布裹頭歸”的末句,彷彿我真體會到這句詩裏的整全純潔的人格;更彷彿領受到這句詩裏所涵蓋的一個赤裸裸地人格掙扎中的歷程。現在我從東海大學被強迫退休了,更自然而然的把這句詩和曾子所說的“而今而後,吾知免夫”的話,融合在一起,以作爲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國人的自我安慰。

徐先生早年過着行軍打戰的戎旅生涯,爲學乃中年以後之事。但不問其爲學深淺,僅這三百多頁一本涵蓋多面的文錄選粹,卻是透出這位先生活生生的一個精神面貌來。尤其他當時就自己的體會,道出的對中西文化、中日文化異同以及基督教的些許感慨,今日身處他鄉,讀來更有一番觸動。當其時刊載於《華僑日報》上的近十篇<東京旅行通訊>以<櫻花時節又逢君>始,以<‘人’的日本>終,也恰然點評出一個確然真實的日本民族的性格來。六十年代初期,以其敏感性,就當時傳到東方文化藝術世界裏來的所謂西方的現代藝術中的“波普運動”,以及二十年代裏盛行一時的“達達主義”,徐先生都有精到的見解。還有書末那幾篇自述的文章中的<賣屋>一文,將那時寄居於臺中的一位知識分子的難言苦衷及當時臺灣的社會情勢盡數道出。如此等等。

上月底自漢學院圖書館借來此書,短小的閒文好讀,不用費多少氣力,閒暇時就看了下來。讀完,不免生出些感想,揀選少許摘錄,加上點隨想,也且湊成篇小文吧。


1、東京旅行通訊

之一、<櫻花時節又逢君>(一九六〇年四月二日)。

一九五〇年,徐曾隨一個旅行團體,到日本觀光。一九五一年,以記者身份重訪日本;六〇年,以垂暮之年,又返東京。三次都趕上了櫻花時節。然而面對櫻花,三次的體會均不同。

一九五〇年,日本戰敗的瘡痍未復,除了京都、奈良,少數賴古蹟名勝,得免於摧毀者之外,以東京爲首的各個都市,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斷瓦殘垣;而衣服襤褸,面帶菜色,更是社會一般的生活現象。所以這一年在櫻花下的少女,似乎爲美國大兵助興的意味,遠超過尋歡的意味。……

一九五一年,因韓戰的關係,日本在經濟上覆興之速,他們稱之爲另一次的“神風”;這一年的櫻花節,似乎可以說是“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

經過了九年後,我所看到的東京,經濟的繁榮,技術的發展,日常生活水準的提高,都在向作爲現代世界中心的美國,看齊靠攏;它已經真正站了起來,和世界的強國,並起、並坐而毫無愧色。然則今年所看到的櫻花,應該是令人歡欣陶醉,大家共作“花長好、月長圓”的祝福了。……(頁18-19) 


花的本身是無情的東西,看花人總把自己的感情,投射到花的身上去,而使花也人格化,感情化。每個人的感情,越進入到現代,越缺乏個人的自主性;無形中常隨着世界潮流的感染而漂盪不定。世界潮流的動向,有它的表層,也有它的基底。表層與基底,儘管是密切相連,但並不一定呈現呈現相同的面貌。一般人對錶層的接觸容易,對基底的接觸卻有些模糊。……(頁19)


自明治維新始,日本走出了其現代進程中重要的一步;中國則以康有爲的戊戌變法的失敗爲終,之後向現代史的邁進,總是步履維艱。德川幕府時期,大概是日本吸收中國文化的蓄積階段;明治維新後,日本對西方文化吸收的速度,也遠超於中國。直至今日,一旦要提及漢文“哲學”這個語詞及相關內容的由來,一定需要追溯從日本輾轉傳譯的經過;似乎上世紀上半葉裏,西方哲學就是經日本的二度轉賣而來到大陸的;頗有些被嘲笑的嫌疑。

今年六月曾參加學院的博士日活動,各大科分類進行,小科的就並在大科裏,選的是一位日本宗教思想研究方向老師主持的小組,於是做其他文化中與宗教思想有關的博士生都集在一起,一個挨一個地聽各自的報告。由於大家面對地都是與自己領域幾乎完全無關的另一種文化的研究,所以,聽了別人的報告,真地是“隔行如隔山”的感覺;更無從討論。

在別人的報告中,偶然發現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史程中,智識分子的情形,頗類似中國:比如羅馬尼亞等國的智識分子在上世紀初亦曾如當時中國的某些智識分子般,對西方的黑格爾、康德等作出大量的研究譯介工作,包括後來的所謂當代的智識分子亦彼此相似,投出大量的精力在海德格、現象學之上;而且,那些羅馬尼亞的智識分子勇力擔當社會大責,發呼聲於前沿,希望能於這些研究中拓出一條國家民主政治的道路來。

後來不禁感慨,雖然各個民族國家有其獨自的歷史履跡,但在各自的運命中,也總有相似的情形。何況今日這個“全球化”了的世界呢。“普世倫理”的說法,很多年前就有學者提出。就這相當小型的個體經驗中的一個“博士日”的活動,中歐、東歐、中東、遠東之間的研究話題,都無法交流,一個全天下普行的道德標範,該如何在各個文化中實行?

活動日最先開講的是一位作猶太教教會禮儀什物考古研究的猶太女士,講她如何去各地的猶太家庭或猶太教會組織尋找古老的禮儀什物等,並在大屏幕上展出很多她拍到的道具圖像;向我們這些根本不懂的外行們(至少我是),講各個年代間什物圖案的區別及意義、價值等。下午,她坐到我的身旁。我對她說,我以前學過一點古希伯萊文。她眼睛睜得很大。我也不好再繼續解釋當初學古希伯萊文的原因,如果告訴她說,那是先前出於對勒維納斯的偶然興趣,她可能還會問我,誰是勒維納斯(E.Lévinas)?好比,早先的時候,每當被人問及以前的論文题目,提到薇依(S.Weil),聽者總會認爲是那位依然在世的女政治家(S.Veil)。

這份投身於異己文化中的尷尬,很早以前就已感受到。無論如何融通其中,這種異己的感受難以排除。而這種交流上的尷尬,在走出國門,來到這塊本是其發源地的土地上之後,所遭遇的感受則不知多出了幾倍。也正是在這種碰撞摩擦中,原先隱去的根苗才愈發地凸顯並生長出來。在東方學西方的東西,西方人從來不會認爲你學的真的就是他們的東西;你在東方,爲這些西方的東西,如癡如醉,如尋到安身立命之處般而哀欣興奮,轉身想與西方交流,卻依然是有“隔山”之感。哪怕你內心或神境上覺得自己是如何之與西方交融,往他們的人羣裏一站,無論對方還是自己,都會覺得,你永遠是一個黃皮膚、黑頭髮的東亞人。精神無疆域的說法,與現實似乎很難融和。這也可能永遠都會是東西交會時遇到的尷尬。

而那位日本研究教授,席間對日本文化超然而絕然的喜愛與稱讚,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我這個於其鄰國長大的人頗覺尷尬。因爲這正代表與反映了西方人面對東方這兩個不同的文化時,揚日抑中的普遍態度。但他們所認識的日本,或許也就僅停留在她那優幻至美的一個表面,而沒有看到如徐先生所說的她如下的另一面吧。

   …… 真的,日本人過去不曾瞭解中國,可是中國人即到現在又何曾瞭解日本。記者偶然因看日本的歌舞伎座,對日本民族的性格,彷彿有感悟,遂隨時留心這一方面的問題。關於此一方面的比較完全的敘述,還要稍有所待。此時的觀感,是覺得日本民族的性格,有許多地方是非常的可愛,而另一方面也是非常的可怕。這是一個矜持而向上的民族。但同時也是一個狂放而容易自趨毀滅[的民族]。記者常和日本朋友半開玩笑的說:“……因爲你們是一種極端的性格,最不容易走上中庸之道。譬如說吧:中國人有兩個老婆的,常常吵得天翻地覆,令人頭痛,但吵吵打打,經常下去,也不過如此。日本人有兩個老婆的,平常並看不到像中國人那樣的大吵大鬧;可是一旦冤家路窄,不是大老婆殺死小老婆,便是小老婆殺死大老婆,或者彼此真刀真槍的互殺。又如說到自殺的問題吧:這在香港倒也是家常便飯;但很少像日本人常常把自己一羣幼小無知的兒女,也一起作陪死的冤鬼。這一股極端的蠻勁兒,畢竟是日本民族悲劇的張本”。日本朋友聽了這一套,好像也惘然自失。
 ——之十、<日本民族性格雜談>一九六〇年[文錄中爲五〇年,考通訊系列,其他均爲六零年代所出,此處應爲出版錯誤,故改爲六〇年]八月,頁76-77。


之二、 <不思不想的時代>(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二、十三日):

一九五一年我在東京時,有位日本朋友請我看來一次日本的舊戲,引起了我許多感想,使我寫了一篇《從戲劇看中日民族性》的通信。這次來到東京,託朋友之福,有位臺籍的明慧多姿而又多才的鄭小姐,請我看了一次東京的現代歌劇;節目的緊湊,場面的壯麗、瑰奇,變幻莫測,真使我這個鄉下佬,看得“眼花繚亂口難言”了!但看完後,不僅沒有引起我的什麼感想;連在場的日本人,既沒有笑聲,更沒有嘆息之聲,因爲它連起碼的感染力也沒有了。
 “笑”是很輕鬆的事。但現代的笑匠,很少能引起一個成年人的真正地笑。中國有兩句成語:“會心微笑”,或“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這兩句話是一個意思:即是真正地笑,是要把感官的東西凝注在心裏面,心裏面發現有由感官所誘導,但並不能由感官所表達出來的可喜可悅的東西,這才自然而然地會發出真正的笑。所以笑與人的“心”是不可分的。現代笑匠們的動作,一傳到人的耳目感官上已經完全完事了。做得好,也只會使人“嘻嘻哈哈”,並不能引出代表內心喜悅的真笑,更說不上帶有眼淚的笑。
這場代表現代文化的歌劇,只是從聲和色方面,使耳目的感官,得到一連不斷的新奇印象。劇本的一切,都感官化了,都表現在聲和色的上面了;聲和色的後面,已一無所有;人們在感官上得到的東西,不消凝注向內心裏面去,已經從感官上溜走了。這完全成爲“無意義地熱鬧”。無意義地熱鬧,或許就是人們所說的“胡鬧”;這豈不可以說明現代人何以會過着不思不想地生活的一面嗎?……
(頁27-28)

自從受了某些電影的啓蒙後,功夫片就很少看;中國的功夫對先生來說,總有神祕感,於是,偶爾也買幾張功夫片來看。有些有着濃厚的中華民族情結的老片子,功夫是實打實的,尤其若帶上了傳統的底蘊,確實有看頭。逢到那時,兩個人都不免要感慨,說這樣的片子,若拍得好,還是可以作爲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化的一個途徑。

後來某日,先生獨自買回來張藝謀的《十面埋伏》。同樣是功夫片,看完之後,留下的是如同上面所引的徐先生六十年代在日本東京看現代歌劇的感受。再聯想偶然看到的他所執導的去年奧運開幕式等,幾番輪迴下來,發現,走的完全是同樣的套路,真正一個“無意義地熱鬧”。幾幅美麗的風景人物畫,加上一回逢場作戲的“生死”之戀,配上高科技的運器技巧,就成了一個通俗無比的舊時故事。如果西方人看到這樣的片子,還真地會認爲有唐時代的中國人,就是那樣戀愛、生活的呢。若是如此,還不如用資金多拍些現代戲,少拿著古裝的現代人來瞎取鬧。片中有好幾次章子怡的靜物定格,“色”上好像很好看,但,裏頭卻完全空蕩蕩的。

相反,徐先生一文中提到的一部名爲《董夫人》的影片,卻是引起了我的興趣(見<由‘董夫人’所引起的價值問題的反省>,頁220-226)。

……有的朋友說《董夫人》這電影不錯,前幾天我便孤零零地去看了,引起了我若干的感想。
電影的情節,大概是這樣的(…):
明代一個做邊遠地方官吏的董某,死在任上。留下一位年輕貌美的太太——董夫人,事奉一位婆婆,撫養一個女兒,住在荒僻的山村裏,守節不嫁;一面教村塾,併爲村人把脈看病;一面亦紡亦織,過着勤苦寂寞的生活。…因此,贏得村人的信仰,爲她請立貞節牌坊。…
因爲地方不安靜,村裏請了一隊騎兵來駐防。騎兵隊長楊校尉被安排住在董夫人家的書房裏(…)。楊校尉看到董夫人後,驚爲嫦娥下屆,題詩表示愛慕。董夫人得詩後沒有什麼表示,但潛伏在生命裏的情愫,因此甦醒過來…誰知她的女兒熱情似火,追楊校尉越追越緊,…[董夫人得知後],便成全了他們的好事…接着年輕的夫婦都走了;再接着她的婆婆也死了。[董夫人就此孤獨地生活在村落裏] …接着旌表的聖旨到了;牌坊樹立起來了;她以嚴肅而淒涼的神情,承受了這一份榮譽。
……
就拍制的技巧來說,唐君毅先生認爲它始終保持一股靜穆的氣氛,在靜穆的氣氛中飄蕩着淡淡地哀愁。我更補充的說,在整個情節中,除了她女兒的動作,無形中受了現代風氣的影響,比較浮動而不深刻,不十分切合於明代少女熱情的表現以外;作爲董夫人的情節和演員表情,始終保持相當有深度的含蓄、蘊藉;更儘量發揮由自然景物所形成的氣氛,使它與主角的情愫向配合而加以烘托,不作過分的叫囂誇飾,以刻畫出舊時代婦女內外生活的形態,這都是成功的。……君毅先生認爲與日本拍攝的由川端康成作品所改編的《伊豆舞娘》有些相像。我以爲拍攝伊豆舞娘的手法,較董夫人一片,更爲明淨精煉,那時徹底成熟了的一篇桐城派的文章;而董夫人一片,仍未能將渣滓滌除淨盡。……

(題外話)不久前,偶爾買得《甘地傳》,以前已經看過,但,現在再看,對政治上的糾紛背景,則覺得更加領會了些許。在甘地“無暴力”號召下,印度終於可以宣告獨立了。但,立即就有同一陣營的猶太人站了出來,嚴厲要求在印度成立他們的“耶蘇撒冷”。於是,剛獨立後的印度就又內訌,猶太教徒與伊斯蘭教徒又幹上了。非常令人感慨的是,這部早年的《甘地傳》中看到的印度鄉野人民的貧苦,在我以前曾經說過的那部獲得02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印度歌舞片《Swades》中,同樣可以看到,而且近乎一樣。


2、“破布藝術”

[題解]

破布藝術的源泉,是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中逃到瑞士去的幾個逃兵所發動的達達主義,所以許多人稱破布藝術爲新達達主義。達達主義是徹底反對一切理性、一切秩序、一切價值的“無意識主義”。“達達”的名次沒有任何含義;“破布”的名詞,也沒有任何含義。把舊紙條、舊布條、亂繩索,這類的破爛東西,貼在不知所云的畫面上,這便是破布藝術。我稱之爲“破布”,有音譯兼意譯之妙。
——<現代藝術的永恆性問題>1965,頁269-270。

六十年代破布藝術在西方流行的時候,中國正處於水深火熱的文化革命中。差不多二十多年後的八十年代末,有幾位紅色高幹子弟於中國美術館的美展中,亦吸收了這破布或行爲的流行元素,悍然叩響了中國現當代藝術的模仿啓程,其後的尾隨開拓者,不計其數。然而,這些西方的破爛東西,爲何能吸引那麼多人的熱情,爲何還沒有完全現代化的中國,就一下跳到了所謂後現代的網圈裏去了呢?還有某夜間忽然風行的此“熱”彼“熱”的短暫文化現象。我想,還是因爲那片土地上,傳統的根底丟得太盡的緣故。

九十年代末在都城的課堂上,曾聽到一位從西德留學歸去的藝術研究教授講,他有個願望,就是某日能把某處一整座山都染成紅色。那時聽來,還覺得這樣的說法很新鮮。可是,一座被染成紅色的山,還是自然中的一座山嗎?看來,愈是現代的人,對“美”愈是有不同的看法。那麼我還是原意認同六十年代裏徐先生對這些西方現代藝術的看法。

<達達主義的時代信號>,1961,華僑日報,頁243:
達達主義[1916-1924],可以說是強烈破壞性的胡鬧主義。這種胡鬧主義之出現,乃至會引起世人的注目,因爲它是反映了現代情勢的背景,並與其他的思想,有了不知不覺的關聯。正因爲如此,這種胡鬧主義,在現世上不會不產生結果。所以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納粹運動,在許多地方,可以嗅出達達主義的氣息。
此種運動的來源,固然和個人的氣質或反抗精神有關係;但最重要的是:歐洲自文藝復興以來,藏在社會與文明中的矛盾,機械文明與人文主義的對立,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爲契機,更明顯的表現了出來;而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使人有“文明自身,正走向自殺”的感覺。在現實的恐怖、動搖、苦悶中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出路,於是意志薄弱的人,便想到只有毀滅現實,毀滅現實所自來的歷史,纔是一條出路。……
以達達來求解放,其爲背道而馳,這隻要看這一小撮人的內訌、互罵,連對“達達”一名詞之出現,也互爭不息,一點也不肯放鬆,甚至出之以說謊、撒賴等等情形,即可明瞭;這裏不再作進一步的說明。現在所要特別指出的不僅當前藝術文學中的超現實主義、抽象主義,是達達主義的擴大;即哲學中薩特們的實存主義,某些人的邏輯實證主義,在本質上,也是一種深刻的達達主義。達達的精神,纔是西方文明必然出現的精神;因之,它便真的成爲這一時代的精神的結晶。然則這一時代,究竟會走向什麼地方去呢?


<現代藝術的永恆性問題>,1965:   (一)   頁268
現代藝術的精神背景,是由一羣感觸銳敏的人,感觸到時代的絕望,個人的絕望,因而把自己與社會絕緣,與自然絕緣,只是閉鎖在個人的“無意識”裏面,或表出它的“欲動”(…),或表出它的孤絕、幽暗;這纔是現代藝術之所以成爲現代藝術的最基本地特徵。至於藝術自身的歷史演變,新形式的追求等等,都是副次的因素,都是第二流以下的作家們所打出的口號。因此,我年來認爲這是藝術中的一種過渡現象;在此種藝術的自身,可以作爲歷史創傷的表識,但並沒有含著藝術的永恆性。……


(二)頁269
據今井氏說,美國剛滿三十歲的破布畫家羅西亭巴格之所以能得到今年國際美展的獎,是來自美國政治的壓力和策略的運用;這完全是由“美國畫壇的國粹主義”及畫商的商業資本所綿密計劃的一種“遠征的行動”;“想以此來誇示美國畫壇的進步,成爲對歐洲精神征服的十字軍”。“審查委員會的強制性地政治性”,引起了歐洲很大的反感。報紙上對此的報道,都標“伯勒奇的叛逆”、“歐洲的殖民地化”這一類的大標題。並因此引起巴黎畫壇的團結。
……


頁270:
從今井氏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美國的商人和花花公子們在人類文化尊嚴面前所玩弄的金元魔術,是如何引起了歐洲人的憤怒。……


3、無慚尺布裹頭歸

徐先生當年曾效力於國黨軍方,並曾於民國三十八年得到奉化蔣公的親自訓導,參與創辦了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於香港創刊的海外現代智識史上重要的《民主評論》期刊。但到臺後,與那些民意代表和各方顯要相比,他仍舊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小百姓。慶幸的是,與他的那些一同流亡到臺的同事相比,他還與他的妻一道,有一份私人財產,一棟日式小屋,所以,即使被學校當局攆走,還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棲身之所。

當時臺灣當局政治黑暗,百姓納稅相當多雜。徐復觀在大學有寓所,曾將屋出租,在“窮教書匠中還算一種驕傲”。爲了避免經歷當時慣見的租給同胞房客而必以官司結局的故事,就將屋子租給了洋人。但是,十年的租屋經驗下來,每年裏“要嘔上房客和稅務大人幾十次氣”,每次交稅能幹的徐太太都要排上半天的隊,還被不明就理的納稅當局從一條街趕到另一條街,作爲清高的讀書人之妻,可說真是受夠了氣。所以,決定做個不與洋人和管理當局直接打交道的“自由人”,把屋賣掉。但,普通小百姓要賣個屋子,也難。好容易,有一天突然賣掉了,落得“無屋一身輕”;他太太得到消息後,卻是無力地躺到牀上,默默地掉下很多眼淚來。那股深深的浮世漂泊感,由此被暗暗道出。

   <賣屋>,1966,頁298:
 今天下山正式交出房屋,我便有機會向這棟小房屋巡視一週,與它告別;這樣一來,卻把十年前栽某一棵樹,種某一種花;如何利用牆壁多安上書架,如何細心修補隙地,擴充活動的空間等等情景,一一在我心裏復活了起來。自從此屋出租之後,我便不敢親近它,以免增加因它而來的煩惱。現在卻發現這棟小屋的每一角落,都曾注入過我們夫婦的生命。並且深深知道,剩餘的生命,也再無地方可以重新注入了;這才真有浮生漂泊之感。太太的眼淚,決不是輕易流出的。
   但當我不能把握到自己所曾注入過的生命,且不能不被洋人和官吏所吞沒時,只要能使我與洋人和官吏的陰影,稍稍保持一點距離,則賣屋的理智決定,依然會壓服下懷舊的感情的。 

從來到西方後,每次看到他們的教堂,必是頂尖高高聳立,直指蒼宇,似乎做着萬般地努力要掙脫大地的引力,覺得那個頂尖高得很,高不可及。在仰頭瞻仰的同時,不自禁地也生出一縷壓抑,偶爾也會想起“巴別塔”的故事來。徐先生“東京旅行通訊”系列中某文無意間提到這兩種大文化中教堂頂尖與寺院頂蓋的不同,恰好就道出了它們根底上的不同來。後面就基督教的原罪問題有所感,而淺略談及中國文化中的罪惡感問題的小文,也就此談到了另一個同樣的問題。

東京旅行通訊之五、<日本的鎮魂劑——京都>(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十九日),頁49:
 ……在上述的京都事物之中,最重要的是廟宇,京都可以說是廟宇的都市。廟宇中有一類是神社;我對日本的神社,素無好感;因爲在神社後面,藏着日本狹陋的日本民族精神。即使是京都有名的平安神社,仿造着中國式的宮殿,並有很清幽地中國山水畫式的庭園,也無法去掉我的成見。但佛教的寺廟,雖然沒有中國寺廟的雄渾,但總能保持一種清穆莊嚴的氣氛,會給善男信女以精神的感染。佛教和基督教,同是世界性的偉大宗教。但基督教的精神,是由尖銳地哥德式的教堂建築所象徵着;而佛教的精神,則系由柔和地線條所構成的寺院頂蓋所象徵着。寺院的頂蓋,都是很崇高地;但構成頂蓋的線條,卻用的是弛緩地弧形,所以直而不硬,方中有圓,於是在高矗之中,含有與地面相親的善意。…… 


<中國文化中的罪惡感問題>(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九日),頁217-219:
這裏對中國文化中何以“罪孽感”較輕的原因,試作常識性的解釋。
宗教中的罪孽感,首先是來自對生命價值的否定。一切宗教,都以爲人生價值,不僅不在生命的自身;甚且認爲生命的自身,乃實現最高價值的一種束縛,一種障礙。這樣一來,生命自身即是罪孽,有此生命,即有此無可奈何的罪孽感。生命最直接的表現,是由生理所發出的各種慾望。各宗教對生命本身的罪孽感,落實下來,即是對慾望的罪孽感。慾望是與生命而俱來,且反而爲支持生命存在的最真實的條件。各種宗教,必以各種苦行來剋制這種慾望,亦即是剋制這種罪孽。但生命存在一天,即慾望存在一天,罪孽亦存在一天。
儒家思想,則視生命爲人生價值的基礎。完成人生的價值,首在合理地保持自己的生命。曾子是以孝著稱的。論語記他臨死時告訴他的學生是“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即是以自己生命的保全,爲達到了他對父母的責任。這即意味着孝的價值,不離開人子具體的生命而存在。……中國文化,是在自暴自棄其生命時,是在放擲糟蹋生命中最可貴的人性時,是在以一己之生命而蹂躪、壓榨到他人的生命時,才發生真切地罪孽感。對生命的自身,不認爲是罪孽,於是原罪的觀念,自不能成立。由生命而來的慾望,中國文化主張節制,而不主張斷絕。並且在良心主導下之慾望,慾望也是天理。斷絕慾望是無法作到的,而節制慾望是人人可以作到的;所以中國文化對罪孽的解脫自然較宗教爲容易。

(三)
生命,乃生存於現世之中。宗教由對生命的罪孽感,自然也引發對現世的厭離,甚至對自然之美,也認爲是魔鬼的誘惑。他們的目的,是要由出世、超俗而進入到天國。把天國建立在人間,乃受了近代精神壓力以後的轉向。中國文化的儒家,肯定了生命的價值,同時也肯定現世的價值。在生命中發現價值的根源,並即將此價值在自己生命上實現;同時也即是在現世中發現了價值的對象,並即要求在現世中實現。而且認爲除了在現世及現世的延續以外,無安頓價值之餘地。於是儒家與宗教的對比,乃入世精神與出世精神的對比。儒家對現世,只有無窮的責任感而欲加以改造,並沒有任何罪孽感而要加以厭離。只有在放棄現世的責任時,才認爲是罪孽,決不以現世的自身爲罪孽。

(四)
 宗教是由真實地罪孽感,因而憤悱向上;中國文化是由真實地性善體認,因而激昂向上。但是基督教中的新教,把形成罪孽感的真正原因都去掉了,於是新教徒談“原罪”,主要是來自傳統的教條,及傳教的便利;他們絕對多數,在其生活中並沒有真實地罪孽感。於是一方面守着抽象化了的原罪觀念而與自己的生活相遊離;另一方面又否定性善之說,使自己的生命陷於幽暗,然則他們到底憑着什麼真實地力量而把自己向上提,向前推,而不覺得完全墮入於與其抽象信仰相反的物慾之中呢?這可能是今後新教徒要嚴肅考慮到的問題。

由該文的背景可知,此處的宗教,是對基督教(天主教、新教)而有所特發的。徐先生包括其同代的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比承其師熊十力先生,均本着儒家之入世精神,對普通佛教持或多或少的批評態度。反過來想,他們精神境界裏,時時纏繞的民族文化氣節,會不會反成了一種障礙呢。

上述徐先生引文中最後幾句對新教徒的話,今日讀來,很是認同。覺得先前對一切恩典的純真嚮往,天真而危險。俗語說“讀萬卷書,莫若行萬里路”,這確實有它的道理。尤其對一樣本不屬於自己文化裏的東西,因爲視野、閱歷等的侷限,是無從認識其更爲真實而整全的面貌的。而現世的普通宗教,就是一個現世社會團體中的普通宗教,若沒有如徐先生所說的那股向上提推的真實力量,真的不知道是如何可以如其所標榜的那樣超脫生命於幽暗之中吶。

每一個浸潤於西方人文學科的年輕人,在人生的重要關頭,或許都應揀擇酌慮一番,纔可擇出一條真正屬於自己生命指向的道路來。年輕人的幼稚,可以原諒;而並不年輕的甚至爲人之師的傳介誤導,則很難諒解。中西交流或學習西方中,有清末年學人提出的“中體西用”抑或“西體中用”問題,並不能也不應隨着時間的流逝和現今社會表面的“全盤西化”現象而隱去,仍舊值得探討和深思。 因爲這或許就是中華民族和國家今後藉以立命的關鍵所在。

<無慚尺布裹頭歸>,是徐先生六九年九月的一篇文章。那以前的一段時間,他曾與牟宗三等隨“奉化蔣公”流亡到港臺的大陸知識人於美國基督教會所創辦的東海大學中文系任教“中國文化”課程。他們這批自認爲中國文化之孝子與擔當人的智識人,在這所傳教性質的基督教會的大學裏,自然不會長久立足下去。任教期間,他們與基督教文化的現世磨合與矛盾,可想而知。若此,在流亡異地,與鄉土隔閡的情況下,徐先生髮出了“無慚尺布裹頭歸”的籲呼。可見道出的乃是關於確認安身立命之處的一個重要問題。

基督教精神以“博愛”而見稱,但他們的信徒,對於信他教者,有時卻表現得保守與封閉。對於這些保守者來說,僅上帝纔是真理,纔是通向這裏的唯一道路。參鑑西方歷史,由此也引發許多以宗教爲名義或根原的戰爭,尤其是以絕對的人種優越感,肆虐滅殺其他民族文化的例子(如,北美印第安文化的消失等等)。

新教的信仰尤其依賴於團體生活,在略去傳統天主教的繁瑣的禱告禮儀的同時,也略去了其中衆多個人靜修及參師修行的踐履方式。在參與新教禮拜的體驗中,真正能在“教堂裏發現上帝”的信徒,能有多少。

雖然差不多半個世紀過去了。徐先生如下的經歷,或許值得如我這般,生活於海外或海內,曾與或正與基督教或西方文化交道,卻終會以中國文化爲本根與歸蒂的讀書人的鑑考。

  <無慚尺布裹頭歸>一九六九年九月,頁331-334
  ……
  東海大學創辦時的校長是曾約農先生。他的基本作法,不會令每一個人滿意。但他是一個有獨立自主性的基督徒,他以爲在中國辦基督教大學,即是以基督精神爲中國人辦大學;而辦大學的目的,乃是爲了使中國青年得到知識和修養,而不是爲了他自己要當校長;這好似每一個東海大學的人可以承認的。……但他太“老天真”了,他的英文雖然好,卻不僅不懂洋務,實際他也只懂西方的基督教,而不懂由西方傳向東方的基督教;所以隱藏在他左右的一支伏軍,當時機成熟時,便奮狠而起,促使外國來的“主的代言人”,寫出一封“他如繼續任職,即截斷經費來源”的哀的米敦書。這樣一來,便使這位老天真的校長,耐了兩年的歲月,在學生的熱淚中被強迫退休了。在他離校的剎那,許多同仁都到他即將離開的寓所送他上車。但相映成趣的是:平日在他面前比子侄還要恭順的近鄰,在此時抱着勝利的心情,閉門深坐,連點頭揮手的起碼周旋也沒有。 
 
  對於一種帶有世界性的欺騙,要去了解它,談何容易。我當時對這一幕雖感到稀奇,但依然只把它當作個別事件,沒有使我的幻想完全破滅。我曾爲東海大學作一首校歌,由李抱忱博士作譜,在各種典禮中由學生唱出,並印在畢業同學錄的前面。但歌詞中“求仁與歸主,神聖本同功”的兩句話,因起來以中國人爲主所組成的臺灣董事會的反對,理由是“中國的聖,怎可比我們的神。”於是這首校歌,便從此銷聲匿跡了。耶穌的生日要稱爲“聖誕”,新舊約也要稱爲“聖經”,爲什麼神聖不可以並稱呢?更從董事會發出抗議的聲音說,“受洗學生的所以少,是因牟宗三、徐復觀講中國文化的關係。我們的學校,不是爲中國文化辦的”。諸如此類的一連貫下來的情形,當然會引起我更深的思考。
 
  進到東海大學以後,有的人在我害病時爲我祈禱,並告訴我,“只有信神纔可以得救”。有的人告訴我,“西方的自由民主,是從基督教來的;你要中國能自由民主,便只有信基督教。”諸如此類的不一而足。我當時總是以感謝的心情答覆說,“七萬萬人口的中華民族,對自己的文化真正有責任感的,只有我們少數幾個人。我之所以不當基督教徒,不是爲了旁的,只是要爲中國文化當披麻帶孝的最後的孝子”。但五六年以後,我的心境改變了。除了少數例外,我發現來到東方來的西方人,是從他們的人種優越感與國家現實政策上來把握上帝;而絕對多數的失望的東方人,則是從西方人的臉上去發現上帝。今年一位畢業學生在畢業同學錄上寫下他“最傷心的事”是“在教堂裏沒有發現上帝”;他不從中國人對外國人的臉上去發現,卻從教堂裏去發現,這說明我對青年教育上的失敗。……
 
  大概是十年以前吧,有位在野的政治領導人物在國外去世了,許多朋友要我寫篇悼念的文章,我加以拒絕;因爲我知道他“裹頭歸”的並不是原來的“尺布”。有的本爲我所敬佩的前輩先生,但一夜之間,使我和他發生了很大的距離,也是發現他在一夜之間,丟掉了他大半生的“尺布”。僅管在爭多計少的現實中,東西好像有時也有爭論;但在想摧毀一個賦有獨立人格的中國人上,在對漢奸與詐欺的偏嗜上,則東西風是殊途同歸,合作得自然而巧妙。我在這種情形之下,依然能“無慚尺布裹頭歸”,這不是我的勇敢,而是由幾千年的聖賢所織成的這一尺布,即是我生命的自身,我有什麼方法把它拋棄呢?  

寫於08、09年間

[P.S.:封面圖片為Nanegrub攝影作品 Nanegrub – Partages du quotidien (burg.azurewebsites.net)]


喜歡我的文章嗎?
別忘了給點支持與讚賞,讓我知道創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CC BY-NC-ND 2.0 版權聲明
2

看不過癮?

一鍵登入,即可加入全球最優質中文創作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