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g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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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la vie.

翻译:皮埃尔·于热-对于灭亡的设想

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灭亡,在其具体事实与政治前途之外,也给了我们设想一种不存在的世界并对其产生思辨的机会。元素总是从这个尺度流向另一个尺度,从这个介质流向下一个介质。因此,对于灭亡的设想便是将我们置于毁灭后的世界,接受与我们所已知的事物分离,并与未来相接。

在一个废弃的室内滑冰场中,一些几何线条破坏了光滑的地面,沿着这些线条将地面挖开,构成了新的景观。被挖开的地面露出了沙子,石块,白色的泥浆与淡赭色的石灰岩-就像我们在戈壁荒漠所能看到的那些颜色。场地中,蜜蜂穿梭于起伏不平的土丘与不规则的水坑之间,几只孔雀在散步,苍蝇们正在孵化。从地下深处取一些冰河时期的土壤放进一个置于混凝土板上的鱼缸里,其中还有一些混凝土块,一些海葵和一个织锦芋螺。织锦芋螺在作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有毒软体动物身上的花纹呈现出了一种算法系统的模式-“规则30”,这是一种应用于电子游戏,信息技术以及一些细胞自动机中的简单的生成模式[1]。“规则30”可以由自身产生出无限的可能性,它使我们能够观察到如何由简单规则生成出复杂的系统,即元素集如何基于简单的规则,却可以以非线性甚至混沌的方式进行演化。


《After ALife Ahead》是皮埃尔·于热(法国艺术家,1962年出生,工作生活与纽约)创作的作品,并于2017年在德国明斯特雕塑展上展出。艺术家称这个作品中体现了“复杂系统”。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系统中包含了一系列的因果联系,反馈与回授,尺度的多样性以及循环效应。


皮埃尔·于热,《ALife Ahead Ahead》,2017年 滑冰场,混凝土,逻辑游戏; 沙子,粘土,地下水; 细菌,藻类,蜜蜂,变异孔雀; 水族缸,黑色遮光玻璃,织锦芋螺; 培养箱,人类癌细胞; 遗传算法,增强现实,自动吊顶结构,雨水 摄影:Ola Rindal 图片来源:艺术家, Marian Goodman, New York; Hauser & Wirth, Londres; Esther Schipper, Berlin; Chantal Crousel, Paris


继续说回作品。这件作品中的音乐来自于将织锦芋螺的花纹扫描后而转写成的乐谱。水冷管道覆盖在鱼缸下的混凝土板里,空间里气流进入其中,并由这些管子将气流声放大且扩散出去。这种声音时断时续,缓慢且清晰,相当柔和,其所产生的肌理仿佛在动物与机器人或屏保声音与鲸鱼叫声之间摆荡。织锦芋螺还起到另一种作用:它能控制鱼缸里的灯光,鱼缸的玻璃会因此变暗或变得透明,这决定了观众是否可以看到其内部。与此同时,当鱼缸变得透明时,屋顶上的一些板子将会打开。相较于由泥土所构成的地面,废弃滑冰场的屋顶更具科幻色彩。灰色吊顶的破旧天花板上遍布着霉斑与人造冰的沉积物,一些突出于天花板的黑色板子聚拢时呈现出类似金字塔的形状,其中两个已经被艺术家打开,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七八十年代科幻小说的氛围,同时会让我们联想到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1968),电影《Tron》(1982)和早期电子游戏中的美学。


皮埃尔·于热,《 ALife Ahead Ahead》(细节),2017年 摄影:Ola Rindal 图片来源:艺术家, Marian Goodman, New York; Hauser & Wirth, Londres; Esther Schipper, Berlin; Chantal Crousel, Paris


《After ALife Ahead》依据在不同尺度上的几种可见的机制,展现出了一系列因果关系的类型。传感器被放置在水坑,蜂箱,入口处和其他几个地方,它们所收集的数据与建筑外的二氧化碳,温度,湿度和降雨数据结合在一起。水,空气,降雨,动物会影响作品中的另一个重要元素:癌细胞调节器。2016年秋,皮埃尔·于热受邀参加了在东京宫举办的展览“Carte Blanche donnée à Tino Sehgal”,这是他第一次展示带有癌细胞调节器的复杂系统[2]。其中的癌细胞来自于死于癌症的非裔美国女性Henrietta Lacks[3],并且具有无限再生的特性。如今,这些承载着生与死的力量的细胞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以推进癌症研究。在皮埃尔·于热的系统中,发送到培养箱的数据改变了细胞的生态,这些细胞分裂速度的变化是对于周围生态环境变化的反映。


在东京宫,这种反应发生在整个建筑物中:电梯,暖气管道,灯光,都受到周围环境波动的影响,进而体现在细胞调节器上:这个封闭的系统破坏了整个机构的稳定性,充满了近乎生物学意义上,缓慢且消沉的能量,仿若一个幽灵体。在明斯特,循环效应被体现的更加充分,皮埃尔·于热将虚拟机制和真实机制这两个通常彼此独立的机制相连接。观众可以用手机看到AR增强现实的画面,随着细胞有规律的分裂,天花板上黑色的倒金字塔形状出现在培养箱上方。它们被放置在高处,且可以移动。根据在空间中的位置,它们将会合并,聚拢,复制,直至消失。并且他们可以通过关闭天花板上的开口使织锦芋螺对其的控制短路失效。相反,在天花板打开,不再聚拢成金字塔形状时,阳光和雨水洒进场地中,使地面的植物与水坑里的蝌蚪等生物得以生长。



《After ALife Ahead》作为“复杂系统”


《After ALife Ahead》是皮埃尔·于热继《The Host and The Cloud》(2009-2010)与《Untilled》(2011-2012)[4]之后,又一件以“复杂系统”形式所呈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艺术史中难寻先例[5]。为了更多地呈现对于逻辑的表达,这些作品没有通过图像或雕塑这类常规的方式进行展示。观众仿佛进入某种生命活动内部,所有的东西都在不断运动变幻,没有任何确定性可循。通过一系列的因果关联与反馈回授,所有的元素都在悄无声息地不断地共同发展。那里发生的一切都不一定是人眼可见的,其具有多个尺度,且不可预测。它们作为某种自然或人造的生物自在自生。“复杂系统”既区别于一种由一组组件所固定后置于空间内的装置作品,也不同于需要观众参与其中的互动表演。


要创建一个复杂的系统并将其作为艺术品展示,首先需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工作:运动中的元素及其变化之间关系。关于元素交互的工作涉及因果链的秩序:谁影响什么,根据什么规则,什么后果,等等。就像一个我们可以观察物与人或其他生物之间关系的生态系统。我们接近于扁平本体论,接近自2000年代以来在形而上学领域(Bruno Latour, Graham Harman, Levi Bryant等人)提出的“存在方式”和“面向对象的哲学”的思想。 同时,不断地变化使其所产生的结果错综复杂:一个“复杂系统”的可能性是开放的,特征是我们无法预测其未来以及潜在的熵力。在《After ALife Ahead》中,一些元素是有规律可循的,例如蜜蜂飞行的轨迹,而另一些则完全没有规律,例如那些癌细胞。作品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具有偶然性,并且它们一直持续到下一次变化之前:一旦发生某些改变,整个系统都会给予反馈。在这里,我们遇见了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所看到的当代形而上学(Quentin Meillassoux, RayBrassier, Catherine Malabou…[6])的另一个面向。这件作品的一切都不稳定,瞬息万变:它由生存和死亡的事物共同构成。诞生与灭亡是深植整个系统,并有可能对其改变最大的两个事件。


皮埃尔·于热,《 ALife Ahead Ahead》,草图,2017年 图片来源:艺术家,© Succession Yves Tanguy / Société de défense des droits des artistes (ARS), New York, © Nicolas Liautaud © Emily Murphy Bicking. Photo A. Marshack, collection P. Bahn


因此,这件作品的要义便是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且不受艺术家控制。如果说对于关系的研究着眼于当下,那么对于处在变化中的关系的研究应扩展至过去和未来。这件作品没有明确的运行轨迹,所有的元素都是不断变化的。在皮埃尔·于热的手稿中出现过这样一个公式:“随机/确定”(laisser être / déterminé)。“随机”的概念收到了哲学家Tristan Garcia的影响,皮埃尔·于热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究并将其收录于书中[7]。“随机”由一个主体自由运行,从这一事件到另一个事件,从叛逆倔强直至多元包容。“确定”一词总是与“随机”相关联,也反映了皮埃尔·于热作品中的另一面,因为作品中的各个元素并不是完全无条件自由发展的:它们受制与自身原有的物质属性,外部空间以及艺术家创建的网络交互空间。通过对“关系/变化”与“随机/确定”这类概念的思考,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系统的复杂性。但它们也是所有生物机制的共同脉络:一个“复杂系统”并不是扁平化的世界,而是一个微观的立体世界投射在我们眼前。


现今,艺术家Ian Cheng[8]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他通过所谓的实时仿真,以虚拟的方式呈现出复杂的系统。并不是所有艺术家都需要构建一个系统或是微观世界,有些艺术家,例如:Rochelle Goldberg, Anicka Yi, Bianca Bondi, Laure Vigna, Mimosa Echard,他们致力于在展馆中将材料置于某种特定条件下,以增强材料本身的特性与活力。例如Laure Vigna的作品《Impossible also to resist an extraordinary impulse to go away on all sides》[9],是一个琥珀色的细长凝胶块。在展览期间,这些材料在“随机”与“确定”之间动态变化:明胶被柏油吸收,防止其溶解,金属导致形状逐渐改变,甘油使得所有物质得以保存,不会腐烂。随着时间的流逝,物体转化成一块卷曲且收缩的凝胶,永远无法返回其最初的样子。


蘑菇,乳胶,琼脂,细菌菌群,病毒,垃圾,塑料,鼠尾草与茴香花的种子,所有的材料,不论人工的还是天然的,都被仔细研究且设定了与其他材料之间的关联。艺术家任其随机演变并寻找其中的确定性,观察这些元素之间的联系并且体会他们产生变化的瞬间。机构们被告知:作品会对整个建筑产生影响(通常会使微生物的数量增加);它们会变化,并且产生气味。这种临时性也使得作品不能作为长久存在且稳定的实体被无限期地展示和销售。这也是艺术家的一种实验,看作品多久后会被时间摧毁。



灭亡的具体事实


当我们处在《After ALife Ahead》中时,第一感觉可能是进入了虚空。阴沉裸露的地面,破碎的混凝土板,迅速繁殖的微生物。此中所有的事物都在没有人类的影响下以各自的方式运转。没有人类的世界并不是艺术史上的新主题。艺术史学家Thomas Schlesser[10]指出,18世纪末就已出现了对于无人世界的描绘。其出现可追溯至1755年发生在里斯本的大地震,这场自然灾害导致了启蒙运动的中断。彼时,人们正朝着掌握世界的方向前进,并且笃信自己时被上帝选中的特殊物种。正是在这个阶段,似乎是为了弥补理性力量对于自然的削弱,出现了以Edmund Burke和Kant学派为首的崇高主义美学:崇高很难被人理解,它由理性所产生,并且指引人们接近于超验性的思维。


然而在《After ALife Ahead》这件作品中没有那种喧哗,迷狂,汹涌的崇高性。主题同样都是人类从世界上消失,其在当今的意味与18世纪不同了。我们已然完全走向了物质的现实主义。人类即将灭亡,这是肯定的。这将是自地球诞生以来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但是,与之前的几次不同[11],人类的灭亡不是由外部事件,彗星或气候突变引起的,而是由人类自身造成的。根据物种和地缘的差别我们也可以得知它们的不同:人类的纪元是资本的纪元。


灭亡是一件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件,科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都在对其进行讨论。而当代艺术家们通过运用构建微观世界,复杂的系统或是某种暂时性的创作形式,为这些讨论做出了贡献。灭亡和衰败同时也给他们的作品赋予了某种形式。促使材料产生反应,这也将它们置于转变、消失与存活的境地中。一个有可能性的意象-元主体-自然,在一切消亡之后仍缓慢而无声的生长着。此时,我们会想到艺术家Marguerite Humeau在其作品《FOXP2》[12]中复原了恐龙的声音。而另一位艺术家Korakrit Arunanondchai通过电影与装置,将工业与自然混杂在一起:垃圾与一张流着油的脸,一起融入到了自然之中,如同巨型的老鼠一样怪异的生物是第六次物种灭绝后世界新的主人[13]。在他的系列电影《Painting with History in a Room Filled with Men with Funny Names》[14]中,主人公不断地向神明Shanti询问世界的意义。因为设想灭亡不仅仅是对生态灾难的一种批评,也是一种思维的飞跃和阶级的转变,是将人类视作大历史中的一小部分。


在作品《After ALife Ahead》中,被割裂的地面挪用了由阿基米德设想的“Stomachion”拼图概念。地面的非自然破碎与挖出冰河时代的土壤(深达四米)都对应着某种理智的崩溃。皮埃尔·于热在笔记中写道:寒武纪大爆发(Life),人类纪元的大爆发(Artificial Life)。这可以帮助我们破译作品谜一般的标题:《After ALife Ahead》。其从字面上看,意思是:《在人工生命之后(ALife是Artificial Life[15]的缩写),在此之前》。如果说寒武纪大爆发使生命诞生,则人类纪元的大爆发使人工生命诞生,并且摧毁了人类制造的“技术假肢[16]”。 《After ALife Ahead》是一个可以产生思辨的场域,其中出现了一种双重的“之后”(“After”和“Ahead”),以探索被人类理性破坏了的世界(这种双重性甚至有可能使人们产生出超越人工且虚假的生活的思考)。那么这个世界还剩下什么呢?如果皮埃尔·于热展现人工生命是为了将其引向非理性的世界中,且将其定义为“由无意识元素组成的无意义机制”:一个幽灵体。


经年累月之后,《After ALife Ahead》这件作品运行故障,机械失灵,所有元素似乎都在漫无目的地飘摇。这确实成了一个幽灵体:此中的生物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变异,腐烂或分解。


幽灵并不是皮埃尔·于热作品中的新元素[17]。《One Million Kingdoms》(2001)中的角色Ann Lee便是一个飘荡在荒芜中的透明发光体。并且皮埃尔·于热于2004年在意大利的Castello di Rivoli建造了一个名为“Ghost Room”的充气结构。丧尸(Zombie)的形象也经常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用以批判资本主义核对与个人的物化[18])在《The Host and The Cloud》中,一名妇女被催眠,万圣节派对上挤满了幽灵。在《Untilled》中,皮埃尔·于热受到Raymond Roussel的小说《Locus Solus》(1914)的影响,小说中的幽灵被某种液体激活,且其中的所有角色都没有知觉,仿佛被抽离了情感。对于《After ALife Ahead》,情况也是如此:皮埃尔·于热表示,他正在寻找一种“所有生物都抽离于自身,以无意义的方式存活的生态系统”,其摆脱了理性的束缚,却带有某种非自然的机械感(“Artificial”)。


最后,在场地中散步的孔雀如何解释?事实上,这是一只变异的孔雀。像所有变异的动物一样,这只孔雀身上也带有两种本不应该同时出现的特点:它的羽毛有些是白色的,有些则是绿色和蓝色的。几年前,在作品《Untilled》中,一只白狗在卡塞尔的公园里散步,它的一只爪子被染成粉红色,用来表示某种变异,表示人类理性逻辑链的破产。它们是寻常事件发生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不可预测的偏差或变化的证据。


由于人类纪元的爆发,人类的理性发展出了各种无意识的,生物的,非生物的,虚拟的,现实的生活状态。就像变异孔雀体中也充满了癌细胞,它们会不断繁殖。其已经与自身和所生存的环境无关,只剩不断繁殖的癌细胞。


为什么要想象出一个没有情感,无意识,非理性,却又充满生机的环境?我们知道灭绝是必然的,但一些哲学家的思考更加长远,例如Ray Brassier在其书《Le Néant déchaîné, lumières et extinction》中写道:“情感与欲望的消失不单单只是因为它们被剥夺了,其中也体现了某种心智的胜利。[19]”根据利奥塔(Lyotard)的文章《Si l’on peut penser sans corps》[20],Brassier指出了对于灭亡的思考和设想的重要性,这是将思想与身体的分离和解放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所有生物繁衍的条件。Raza Negarestani也在其书《Intelligence and Spirit》[21]中肯定了这种将思想与人的身体相分离以便追求另一种生活的观念。他发展了精神现象学(时常引用黑格尔的观点),并且奠定了集体人工智能(AGI)的概念。利奥塔提出,应该存在一种硬件以容纳脱离了身体之后的思想;但他补充道,人工智能的承载力不足以容纳人类的思想。但是,基于目前的科技进步,Negarestani否定了利奥塔的观点。


*

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灭亡,在其具体事实与政治前途之外,也给了我们设想一种不存在的世界并对其产生思辨的机会:一个脱离了由人工智能,没有身体的意识与没有意识的身体所定义的理性规律所构成的世界。一个既不病态,也不凶险的世界。在已经意识到了灭亡即将发生之后,构建一个“复杂系统“或微缩的宇宙,比绘画或其他人工制品更有意义。过去,艺术家可能希望了解世界,理解历史的逻辑并成为主角。当今,对于简单元素如何产生”复杂系统“并发生意外情况的观察要多于对其的控制。这是一种对于世界的思辨。不存在崇高,不存在恐惧,甚至连我们自己也不存在,被我们尚不知晓但已经存在的材料塑造,并且等待着变化。元素总是从这个尺度流向另一个尺度,从这个介质流向下一个介质。因此,对于灭亡的设想便是将我们置于毁灭后的世界,接受与我们所已知的事物分离,并与未来相接。




[1] 细胞生成或算法生成,尤其体现在艺术家所使用过的“谢尔宾斯基三角形”中。

[2] 皮埃尔·于热,《Living Cancer Variator》,动物,传感器,人类细胞,培养箱,进化算法,液压器,热力和电路,2016年。

[3] Henrietta Lacks(1920.8.1-1951.10.4)。 她的癌细胞是最早被科学家在体外成功培育的人类细胞,被命名为“ HeLa”细胞系。他们使针对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得以被开发,同时推动人们对肿瘤,病毒,克隆及基因疗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4] 《The Host and The Cloud》,三场表演和一部电影,2009-2010年。《Untilled》,2011-2012年。

[5] 六十年代后期,随着计算技术的兴起,杰克·伯纳姆(Jack Burnham)开发了系统美学(J. Burnham, «System esthetics », ArtForum, septembre 1968; trad française : J. Burnham et H. Haacke, Esthétique des systèmes, Dijon, Les Presses du réel, 2015)。即便在今天,重新阅读此书及其介绍依然有趣,我们可以了解生态思想的发展以及当时与机器的新关系。 伯纳姆在书中提到的许多艺术家都无法完全掌握其形式系统,例如Ad Reinhardt和Donald Judd,最接近掌握伯纳姆系统的艺术家是Hans Haacke和Robert Smithson,他们同时也对皮埃尔·于热产生了重要影响。

[6] 皮埃尔·于热尤其对一本书感兴趣:C. Malabou, 《Avant demain, épigénèse et rationalité》, Paris,PUF, 2014.

[7] T. Garcia, «Let it be, and make it intense », Pierre’s, New York, The Artist Institute/Koenig Books, 2016.

[8] 有关这两位艺术家的研究,请参见F. Katz,《Pierre Huyghe, Ian Cheng, spéculation à l’œuvre dans l’art contemporain et stratégies de décentrement 》,J. Lageira与A. Longo合编,《La Genèse du transcendantal》 ,Milan et Paris, Mimésis, 2017。

[9] L. Vigna, 《Impossible Also to Resist an Extraordinary Impulse to Go Away on all Sides》, 2018, 明胶,甘油,食用色素,金属,塑料,鼠尾草种子,柏油。

[10] T. Schlesser, 《L’Univers sans l’homme》, Paris, Hazan, 2016.

[11] E. Kolbert, 《The Sixth Extinction》. An Un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2014.

[12] M. Humeau, 《FOXP2》, exposition, cur. R. Lamarche Vadel, Palais de Tokyo, Nottingham Contemporary, 2016-2017.

[13] 在人类灭绝后,老鼠可能疯狂繁殖并发生变异……参见E. Kolbert, 《The Sixth Extinction》, 同上。

[14] K. Arunanondchai, 《Painting with History in a Room Filled with Men with Funny Names》, 系列电影, 2013-2017

[15] “A life”和“ALife”,“A head”和“Ahead”之间的文字游戏。就像杜尚一样,皮埃尔·于热作品的题目也给人多重的感觉。我们在此所给出的第一种解释是对艺术家工作笔记的分析和2018年8月对艺术家访谈的结果。

[16] P. Huyghe, 《Note préparatoire pour After ALife Ahead》, 2016.7.

[17] 我们甚至可以想到他最早的作品,这个名叫《Ombre》的作品目前只剩下了一张摄于1991年的残破照片:一团影子投在床单上,像极了被漫画化的幽灵。

[18] P. Huyghe, 《Hello Zombie》, 2007.7, événement. 《Hello Zombie (Capitalist Tale Drawings)》, 2007, deux dessins sur papier. 《Hola Zombie》, 2007, 7 dessins sur mylar.

[19] R. Brassier, 《Le Néant déchaîné, lumières et extinction》, Paris, PUF, 2017, p. 357.

[20] J.-F. Lyotard, 《Si l’on peut penser sans corps [conférence donnée en 1986]》, L’Inhumain, Paris, Galilée, 1988.

[21] R. Negarestani, 《Intelligence and Spirit》, Falmouth, Sequence Press & Urbanomic, 2018.




原文作者:Flora Katz

原文标题:Penser l’extinction avec Pierre Huyghe

翻译/编辑:王靖昊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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