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時間在誰的一邊？

   香港大規模抗議由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開始已持續半年時間，發展成為一場廣泛參與的民主運動。這場民主運動因其社會動員之廣泛、抗議意志之堅定、抗議策略之靈活，成為民主運動史上的奇跡和經典案例，有許多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學習的經驗。但迄今為止，有兩點並未超出觀察者一開始的判斷：

其一、中共和港府不會對主要的民主訴求作出積極回應，抗議者將遭遇越來越殘酷的打壓；

其二、中共和港府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除香港民眾的抗議聲音。

   我將香港局勢在可見未來的發展概括為兩點：贏不了，輸不掉。總體上來講，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香港政府和抗議民眾的較量將處於僵持和拉鋸狀態。

   就在港警的鎮壓近乎走向瘋狂之際，泛民議員在區議會選舉的勝利和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通過再次凸顯了僵持與拉鋸狀態長期化的趨勢。最近，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12月8日的遊行獲得批準，表明在這種僵持狀態下，港警的打壓依舊無法消除民眾的抗爭熱情和意志，當然，無論多大規模的抗議，依舊暫時不會獲得港府的積極回應。

   那麽，這樣的僵持局面將會維持多久，時間將會站在誰的一邊？

   香港的抗爭具有很強的特殊性。在一個人口700萬的城市，最多時200萬人參加單次遊行抗議，這樣的抗爭人口比例，擱在其它地方，毫無懸念地將引發震撼性的政治變動，可時至今日，香港的政治結構基本沒有發生變化，就連完全失去人心的林鄭月娥，也賴在位子上拒不辭職，似乎令人無可奈何。其根本原因不是香港人在面對港府時的力量不夠，而是他們面對的真正的對手是整個中國的獨裁統治者，而中共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專制政權。

   三十年來，中共消除內部政治反對者的能力無疑是非常強大的。但就中共的鎮壓命題來說，香港的特殊性讓中共焦頭爛額。除了殖民地政府留下的自由和法治傳統，更重要的是，香港人在價值觀上是與中共徹底背離的，而且香港公民社會的空間猶在，中共慣用的分化瓦解、閉塞信息、威脅利誘等手段，對大多數港人無效，港人的抗議雖然沒有公認的領袖，但不代表沒有各種層次的組織形式。由於不能在短時間內以消滅這些組織化或準組織化的力量，也無法以“絕對優勢力量”和血腥恐怖制造寒蟬效應，中共和港警的鎮壓如同抱薪撲火，只會加劇民眾與港府和中共的對立。

   香港的特殊性還在於，自中共政起，到改革開放時代，甚至一直到今天，香港是中國經濟的橋頭堡，起到連接世界與中國的作用，是極為重要的國際經濟樞紐，牽一發而動全身，中共在無法進行精密和全面計算的情況下，不敢貿然動用軍隊鎮壓。

   香港的這種經濟樞紐作用盡人皆知，但它的另一個樞紐作用今天也在更清晰顯現，那就是香港作為世界與中國之間的信息溝通、價值觀互動的樞紐作用。我們看到，在“反送中”抗議初期，盡管全球都在關註這一事件，但民主國家的反應是很有限的，這可能與兩個因素有關：其一，一些民主國家因為自身面對的問題而對幹涉國際事務采取保守和謹慎態度；其二，幾乎所有國家都不願輕易惹怒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所以，香港人獲得的國際支持不是一開始就很大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加，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通過作為一個轉折點，說明人類共同價值仍具有擺脫經濟誘惑的超越性。

   在美國總統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後，我註意到，幾乎所有站在香港抗議者對立面的香港高官，沒有人采取中共宣傳媒體那樣的高調對美國進行批駁，這也是香港的特殊性決定的，香港作為一個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其成員與中國之外的聯系遠遠超出內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對這些人具有很強的威懾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香港鎮壓者的氣勢。這一特殊效果，通過香港這個樞紐，實際上也在向中國大陸傳達極為值得關註的信息。

   香港是不同於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地區，相當數量的港人具有對中國身份的認同，所以才有三十年不斷的維園燭火紀念六四，更重要的是，香港回歸後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就讓香港議題比一般國際事務在中國大陸具有更強的傳播力和更大的輻射作用，至於交通上的便利和人員交流的頻率，自不必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具有強大樞紐作用的香港必定會向中國內地擴散被中共封殺的消息，對中共來說，這是具有更大殺傷力的。我註意到，在最近廣東茂名的抗議活動中，抗議者呼喊的口號就帶有模仿香港抗議者的痕跡，即使在中國“大局域網”上，各種機智、風趣地模仿香港抗議者話語的信息也並不少見。

   中共宣傳媒體一開始就把香港的抗議定義為“港獨”活動，這對中國大陸的部分民眾是有一定欺騙性的，但由於時間的延續和類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這類信息的傳播，大陸民眾對香港真實情況的了解和看法必定會發生改變，時間越久，黨媒的抹黑和歪曲性“報道”便會越來越難以自圓其說，越來越無法欺騙大陸民眾，越來越多的人會開始留意與此相關的“負面”信息，這種改變必然是趨向於對抗議者有利的。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有了很大發展，尤其是政府掌控的資源越來越多，這讓中國統治者誤以為中國真的具有某種“制度優勢”，並以國家經濟實力為依托，侵蝕西方社會及其價值觀。在很多現實事務面前，價值觀並不總是在起作用，但不代表不存在，專制者對其底線的觸碰是有風險的。香港是人類自由價值的一部分，在這一點上，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具有難以回避的道義責任。如果說川普的貿易戰一開始更多地考慮經濟利益，並非專門針對中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西方的盟友關系，但在香港問題上，西方仍具有高度一致的價值判斷。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主要的推動力是國會，代表了幾乎沒有分歧的美國民意，一經推出，就引起了西方社會的共鳴，目前多個國家內部正在凝聚力量，試圖推出類似法案。

   我認為這一前景是值得預期的。因為在過去三十年裏，西方面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幾乎無能為力，久而久之，挫敗感讓人權退居與中國交往關系中的次要關註議題的地位。但香港問題不同，西方國家會發現，在香港這一特殊的著力點上，對人權侵犯的警告可以起到相當大的作用。這不僅會讓更多國家起而效仿，還可能開啟一種模式，那就是針對中國人權侵犯者的國際懲罰機制被提上議程。

   香港人借助香港的特殊地位，持續凝聚一開始並太不積極的國際支持力量，並處在向中國大陸傳導民主自由能量的最佳位置：突破信息封鎖、挑戰中共越來越嚴厲的社會管控、結束中共一度順風順水的國際環境。

   所以，香港這個小小的城邦，可能成為一場國際針對中共采取聯合行動的導火索。這是香港人以堅持不懈的抗爭引發的結果。

   還要看到一點，中國近年來越來越嚴格的社會管控實際上掩蓋和壓制了很多的社會矛盾，而中國本身的經濟增長早已出現乏力跡象，中共固然可以通過官煤繼續抹黑香港的抗議活動，繼續掩蓋中國大陸內部嚴重的人權侵害和各種社會矛盾，但真相只能被壓制一時，不可能長久。香港雖小，但僵持和拉鋸的狀態為港人和內地國人爭取了時間，對中共來說，港人的持續抗爭等於在他們的權力遊戲中註入了永遠無法預測的因素，未必不可能打破頑固的平衡，畢竟香港不是三十年前的北京，那一次，抗議者的時間只有短短56天。關鍵在於持續性。

   對香港人來說，如何以最小的代價堅持長期的抗爭，不僅對香港至關重要，對中國大陸也深具意義。我感謝香港人的堅持，並相信他們具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取得這場持續抗爭的勝利。通過他們的堅持，世界各地的力量將會凝聚，香港是這些力量凝聚的中心和關鍵。

   審視人類近代史，我們會看到，科技推動經濟發展，進而形成教育的普及，最終造成權利意識的形成和自由民主觀念的擴展，這是不可阻擋的人類潮流，即使在一些地方某些民主運動在短期內的效果並不總令人滿意、時間會拖的長一些，但自由、平等、人權觀念是蘊含在人類天性之中的，十年禁網不如一朝“煽動”。香港這個多重意義的橋頭堡正在向中國大陸擴散極為豐富的信息。事實上，即使在中國大陸內部，支持香港抗爭者的人也不在少數，只是信息封鎖和警察治國屏蔽了他們的聲音，只要用心觀察，仍然可以在中國內部清晰看到這種力量的存在。我相信，香港人為自己爭取的時間，讓越來越多中國人看到：選擇抗爭，你未必會輸！

   站在香港這個特殊的位置，抗爭者一方面調動國際社會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刺激中國大陸內部的各種力量，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大陸南端的這把無法被澆滅的火炬的燃燒，看到她的光亮，意識到其中蘊含的意義。香港人不怕暫時贏不了中共，中共卻懼怕香港人一直輸不掉。減少犧牲，堅持抗爭，爭取更多理解、聲援和支持，變數—-香港的和北京的—-都存於時間中。

2019年12月6日 於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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