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利

中国山東人,伯克利加州大學數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1989年從美國回国参加天安门民主運動。1990-2002年任「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期间推出《中华联邦宪法(草案)》,2002年4月秘密回國支援工運被捕,後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五年,2007年釋放後流亡海外,同年末,在美國創立民主運動NPO「公民力量」。2010年代表刘晓波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是多项国际人权奖的获得者。

高牆與雞蛋 ——習近平與周庭們的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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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為日本商務雜誌Wedge寫的命題撰稿。承蒙東京大學阿古智子教授翻譯,現已刊出。適逢黃之鋒周庭在港等待判決中,網上這篇文章得到了很高的點擊率。在此发表該文中文原稿,以饗讀者。

日本雜誌Wedge中的頁面

2012年對周庭和習近平都是至關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15歲的高中生周庭出道香港社會運動,成為香港反國教運動的重要成員。反國教是以香港中學生為主的反對香港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著重中共愛國主義灌輸、中共黨化洗腦的運動。運動的發起者是同樣是15歲的高中生黃之鋒創辦的“學民思潮”,運動得到大多數香港居民的支持, 堅持數月獲得奇蹟般的成功。周庭後來出任“學民思潮”的發言人,成為“學民女神”。

同一期間的習近平正在通向中共最高權力的道路上步步驚心,周庭甚至連香港反國教運動可能都未進入他的視野,當時他面臨黨內至少三派勢力—-江派、團派和薄、週派---的輕視和挑戰,每一步都得踏准了,不然前功盡棄,滿盤皆輸。運氣極佳、深諳宮廷鬥爭的習近平在當年11月份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坐上了中共權力的最高位。

甫上台的習近平尚未暴露超越前任的巨大野心,卻實實在在地面臨著雙重危機,他個人權力危機和中共的政權危機。

在外界看來還立足未穩的時候,習近平發起了一場罕見的選擇性反腐,讓習慣了江胡時代權力運作四平八穩的觀察家大跌眼鏡,卻不料習近平的政治手腕相當老辣,在王岐山的配合下,其反腐改變了其前任淺嚐輒止的做法,幾年下來,竟然成功地借反腐穩固了權力。反腐的任意執法手段讓本來就不好的法治環境更加惡質化,法治的倒退反過來大大地方便習近平對剛剛發育的民間社會施以重手,以消除中共政權不穩定的隱患。

同時,習近平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始反攻,大踏步左轉,起死回生帶有文革特點的全民政治灌輸和管控。 2013年4月,中共中央下發“9號文件”嚴令在高校教育系統“七不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本主義及司法獨立不要講。思想意識形態的收緊不限於高校教育系統,擴展到全社會,當然也波及香港。

在2014年“雨傘運動”之前,無論中國內地政治形勢多麼不堪,香港人有兩個堅強的信念,一是,無論多麼艱難,香港人能夠大致按照《香港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以及北京中央政府的承諾,在已有的自由、法治和公民社會的基礎上逐漸擴大民主權利;二是,中國內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情勢將會越來向香港靠近。爭取雙普選的“雨傘運動”的失敗動搖了這兩個信念,香港人意識到:在習近平政治之下,爭取更大的民主權利幾乎無望;不是內地越來越像香港而是香港越來越像內地。而且,一向愛國的香港人發現,習近平時代,港人愛國的含義被鎖限在港人愛黨的單行道上。周庭作為學民思潮的發言人,休學參加了雨傘運動,運動受挫後,她與羅冠聰、黃之鋒等人成立了“香港眾志”,繼續打拼。而此後的香港民主運動更多是保衛戰,保衛香港的自由、法治和公民社會--守護香港的政治文化身份本身。

2020.11.23 周庭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前 蕭雲攝

決心政治高壓到底的習近平是不會允許香港的自由、法治、公民社會以及爭取更大民主權利的運動對內地產生示範作用的,對雨傘運動彈壓的成功無疑助長了習近平的政治瘋狂。經過了上台後兩、三年的鋪墊,習近平於2015年7月以“709”事件為標誌開始對民間社會進行大掃蕩,隨後一路變本加厲把政治氣氛肅殺推到極點,把對網絡言論的管制和封殺、對全民的監控推向極點。 2016年以“媒體姓黨”為標誌,中國社會全面黨控、黨化,公民社會被消滅殆盡,形成了“習家黨,黨天下”的局面。

隨著在黨內鞏固了權力和對民間實施了全面的高壓控制,習近平更大的野心暴露出來了,他要做與毛澤東比肩的“偉大領袖”,於是,中共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個人崇拜造神運動,核心的稱呼、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和憲法、恢復終身製、、、一路下來,除了在2018年7月一個叫董瑤瓊的女孩潑墨習近平像引發黨內的挑戰而被平息後,習近平再未遇到任何可觀的反抗,終於定於一尊。

然而,這一切非但沒有完全化解原有的危機,而且孕育著新的危機。

   與他在政治上的好運氣比,習近平的經濟上的運氣實在可以說是很壞,江胡時代長期積累的經濟弊病顯現,經濟衰退已經開始,而擅長於“政治”的習近平並不擅長於經濟。其實,無能只是其中一個原因,關鍵的還是習近平的共產黨意識形態底色及其政治維穩指導思想作祟。習近平的黨內反腐延伸到對資本的節制,他認為沒收控制靠共產黨給的特權積累的財富和資本天經地義,第二次公私合營和權力干預市場勢在必行,另外他對民間掌控太多的資源不放心,認為會對政權造成威脅,財源的枯竭和維穩費用的高企,也使權力越來越傾向於動用一切手段對民間---尤其是中產階級和民營企業家階層---進行搜刮,這本身就是對中共統治的社會基礎—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合體--的解構,習近平開始失去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靠收買籠絡的社會基礎,其統治變成了用政治高壓維持的脆鋼結構。

“六四”以後岌岌可危的中共依靠兩個合法性來源維持它在中國的統治地位,一個是高速度的經濟發展,以此建立了上面所說中共統治的社會基礎;另一個是民族主義。經濟上的衰退讓第一個、主要的合法性來源慢慢枯竭,習近平必須越來越多地依靠第二個合法性來源—民族主義,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共語境裡,這首先就意味著對外強勢擴張和稱霸,然而,建立紅色帝國稱霸世界恰恰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習近平幾乎是自然而然走向對外擴張的道路:一帶一路、南海軍事化、掠奪性國際貿易、盜竊高科技以擴張軍力、強勢收買國際組織和各國各界人士、腐蝕自由世界的民主生活方式、網絡攻擊、挑釁台灣、日本、印度及其他鄰國、、、

本來習近平時代的意識形態左轉,政治高壓、個人崇拜、廢除任期制已經使國際社會從一個迷思中醒悟,這個迷思是隨著專制國家經濟水平的提高,其追求自由的力量也會趨於增長,政治自由化是自然而然的結果。他們終於認識到,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中國的專制者利用經濟實力的提高來吸收社會精英進入既得利益階層成為統治結構的一部分,不僅有效地化解他們對政權的威脅而且增強了專制者對內鎮壓和對外擴張的能力,從而延長了專制的壽命。再加上習近平的霸權圖謀強勢外交,目前中共遇到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外交危機。

在中共的政治語境下,民族主義有對外和對內兩個部分。對外就是如上段所描述的霸權圖謀和強勢外交,對內,民族主義其實就是漢族沙文主義。習近平認為他必須對“有異心”的民族和地域進行打壓甚至消滅以調動佔人口92%的漢族的民族主義情緒來鞏固他的權力,所以習近平上台以來對藏族、維吾爾族和蒙古族實施了比他所有的共產黨領導人的前任都更殘酷的文化滅絕,而對“政治異域”的香港實施了政治文化滅絕。

習近平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中,看到了香港人保衛自己的政治文化身份的決心,他不能容忍,於2020年7月1日在香港強行實施《港區國安法》。 2020年8月10日,在“反送中”運動中已經被捕了三次的周庭因涉嫌煽惑分裂國家,違反《港區國安法》,被香港警方以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再次逮捕,12月2日在她23歲生日的前一天,周庭將會被判刑。周庭說,她無悔。但是,人們不應忘記習近平的無恥。

距離2012年八年過去了,當年“加冕”的習近平已成了比肩毛澤東的大獨裁者,當年以15歲少年出道香港社會運動的周庭將在年滿23歲那天成為世界最年輕的、最受關注的政治犯之一。和2012年不同,周庭不僅進入了習近平的視野,而且成了襯託他獨裁成功而政治失敗、他的政權受到各方挑戰的象徵人物之一。

這個反差巨大的襯托非常有意義,它既顯明了習近平的強大,也顯明了習近平的脆弱。習近平的敵人太多了,他在為自己被推翻準備必要條件:普遍反對的人民、可持續的政治反對運動、中共黨內的裂變、黨內反習力量與民間和國際社會的結盟,國際社會對民主革命的支持、、、

照片來自黨刊

2020年9月3日,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會議上的講話,道出了他非常害怕的幾件事,他是用“中國人民絕對不答應”的方式說出的: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醜化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歪曲和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否定和醜化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通過霸凌手段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中國、改變中國的前進方向、阻撓中國人民創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破壞中國人民的和平生活和發展權利、破壞中國人民同其他國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壞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 

其實還有一個害怕他不好意思說出口,那就是“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分裂中國共產黨、把黨和習近平割裂起來、對立起來,中國人民都絕對不答應。 ”


習近平這次講話的場合讓我不得不說一下日本。

今天中國在經濟、軍事上的發展很接近於二戰前的日本情形,是一種具有嚴重缺陷的現代化進程。這種缺陷導致中國無法被有效納入現代國際文明秩序。當我們談論中日關係的時候,應該看到,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國家關係,也不是一般的睦鄰關係,而是一個現代國家與一個半現代國家之間、混合了各種現實利益和歷史糾葛的關係。

中國軍事實力的全面增長,對日本的國家安全構成最大的不利因素,當前日本與中國之間的矛盾,究其根本是意識形態的矛盾,或者說,如果沒有價值觀的根本衝突的話,兩國的矛盾、利益衝突都有理性法治化的解決途徑而不會走向極端,因此,我們也可以說,與中國的基本價值觀的對立才是日本國家安全的最主要成因。

人們常說,二十一世紀是亞洲的世紀,其實,二十一世紀是每一個人的世紀,好壞賴於自己的把握。亞洲目前的情況並不像一些預言家描述的那麼美好,也許恰恰相反,亞洲蘊釀著可能造成全球問題的危機爆發點:朝核、東海、南海、台海、印巴,環境、人口、難民、中國的變局、、、不一而足。然而,亞洲缺乏集體減除和應對這些危機的國家聯盟,尤其是沒有以價值為基礎的民主國聯盟,畢竟大部分危機的根源或者不能消除這些危機原因是專制。日本作為亞洲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應該在形成這樣的區域機制上扮演領導角色。這樣的以民主國家為核心的區域聯盟的建立,客觀上將對中國的民主化起到推動作用。我2017年4月在明治大學演講時提出了日本朝野各派應有的三點中國共識,在此重申這三點共識:

  • 一個體量龐大的不民主、不文明的鄰國政權對日本的安全和民主生活方式是不利的。
  • 日本的歷史歉疚感是對中國人民而不應該是對中共的,支持中國的人權改善、民主化最終會幫助化解中國人民對日本的仇視。
  • 日本是亞洲最強大的民主國家,應該有更多的自信心和道德責任感幫助中國的民主化。

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曾說:在高牆和雞蛋的較量中,我永遠站在雞蛋一方。雖然我並非無條件地贊同這句話,但是在習近平(高牆)和周庭(雞蛋)之間,我的選擇是明確無誤的,相信日本的選擇也是明確無誤的。站在周庭一方,是日本的文明和強大。

日文連結為https://wedge.ismedia.jp/articles/-/2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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