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露在病毒之前的忠誠

——習近平時代的轉折點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被世界衛生組織命名為2019-nCoV，這一名稱中的2019隱含著極強的諷刺意義：在疫情的發生地中國，2020（不是2019）年1月10日之前，公眾幾乎對此一無所知，而任何關於這一疫情的言論對於談論者來說都具有幾乎和病毒一樣的危險性。整整七年的習近平統治，中共政府對社會言論的打壓早已超出了傳統的“敏感”領域而無限蔓延，長期重壓之下，當這場大規模疫情爆發的時候，沒有任何醫療界人士象2003年Sars爆發時的蔣彥永那樣公開對民眾示警，即使如此，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李文亮等人的小範圍網絡聊天還是享受了與709律師同樣的待遇，被中國警方和中央電視台未審先判地予以定罪。（在這篇文章完稿時，得到李文亮醫生病逝的噩耗，心中無限悲憤。您的星星，照亮您回家的道路，李醫生，您走好。）

特別諷刺的是，早在17年前，言論管制就是另一場疫情蔓延的罪魁禍首，中共政府沒有從中接受任何教訓。也許這樣說有些過於籠統，應該承認，胡溫上台之初的非典事件和孫志剛事件促使中國政府被迫相當有限度地為網絡言論松綁，但這一相對寬松的言論環境在《零八憲章》之後再度被收緊，更在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被蠶食殆盡。

時間僅僅過了七年，即使回首胡溫的僵化無為，今天的國人也會有恍如隔世的喟嘆，甚至有人開始懷念起“長者”江澤民。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習近平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就政治勇氣和政治謀略來說，習近平令當初的觀察者大跌眼鏡，遺憾的是，習近平政治的鮮明色彩卻不能不令人擔憂：集權統治、個人崇拜、排斥異見、打壓言論、漠視人權、顢頇外交、定於一尊……

大權在握的習近平已經擺脫幾乎所有國內國外制衡力量，而變得越來越自信狂妄，一意孤行，讓一切批評言論都無力到近乎可笑和自怨自艾的程度。在現代文明背景之下，這應該可以算是一個奇跡了。

然而，習近平政治的種種特點，幾乎從所有的方面刺激了新型冠狀病毒的戲劇性爆發與蔓延，放大了全球乃至全球災情，足以引起全社會的警醒與思考，可以說，病毒的爆發讓習近平政治的弊端暴露無遺。

一，習近平時代對言論的打壓和對輿論的強制性引導已經使批評聲音的監督功能喪失殆盡，這一力量的弱化和政府對信息的空前壟斷使中國只剩下一種觀點、一種意見、一種聲音，那就是習近平絕對頭版頭條的講話與“思想”，而不會給蔣彥永、李文亮留出任何版面和網絡空間；

二，習近平政治不僅壓制民間言論，也讓中共黨內聲音“定於一尊”，絕對的忠誠和政治正確幾乎成了衡量官員優劣的唯一標準，忠誠是針對習近平的，判斷政治正確與否的標準不是法律，不是中共慣例，而是習近平個人的喜好與“奇思妙想”，在紀委擴權的習近平政治特色之下，官員越來越謹小慎微、失去個性，政治掛帥的習近平時代，官場風氣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當湖北和武漢主政的四位官員、國家衛建委、疾控中心、紅十字會等官員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暴露在世人面前，毫無例外地就是一群昏官庸官，說他們是一群既無勇氣和擔當，又無基本判斷力和執政能力的混蛋，並不為過。究其原因，除了逆淘汰的作用之外，還有就是習近平不僅讓民間力量成為失去組織能力的一盤散沙，實際上也用越來越繁瑣的官場程序讓各級官員相互牽制，不敢稍越雷池。

三，習近平政治的中心詞，對官員來說，是忠誠，對民間來說是維穩。維穩不是習近平首創，但在習近平時代被發揮到極點。這一舉國體制除了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從而削弱政府正常功能之外，也有賴於對“不穩定因素”的簡單定義，比如針對異議人士、維權律師、上訪者等社會成員的黑名單制度，千方百計預防的是國家安全（實質上是政權安全），而不是首先考慮保障社會的安全。本來就很弱小、以公益議題聯系社會成員的社會纖維、個體與公權力之間的有機體—公民社會--被消滅殆盡，結果呢，當病毒因言論失去預警能力而大規模爆發的時候，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反應機制近乎幼兒園水平，象無頭蒼蠅一樣，疲於應付。

四，在會見柬埔寨首相洪森中，習近平將中共政府應對病毒的防控措施描述為“最徹底、最嚴格”。這六個字也可以說是習近平政治的特點之一。對異議人士和維權律師的打壓是“最徹底、最嚴格”的，對政敵的清洗是“最徹底、最嚴格”的，對西方普世價值的防範也是“最徹底、最嚴格”的，奇怪的是，習近平一再號召黨內學習馬克思主義，卻連馬克思推崇的“辯證法”思想都置之腦後，處理覆雜的國內國際事務，有些需要“最徹底、最嚴格”，有些需要“最開明、最耐心”，而不能出於對權力的迷信而一味采取“最徹底、最嚴格”的做法。由於中共官僚系統本身就素質不高，加上“政治忠誠”的要求之下官員們越來越簡單化處理問題，“最徹底、最嚴格”的要求必然淪為“一刀切”，而為日後的惡果推卸責任。在這次疫情防控中，湖北之外的省市也大量采取“最徹底、最嚴格”的隔離手段，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社會運轉的極大困難，毫無論證、不許討論，簡單粗暴，各級官員“寧左勿右”，現實利己主義愈演愈烈，只要不影響官位，管你老百姓死活。

五，七年的政治掛帥之後，突如其來的疫情暴露了習近平時代部分政府功能的喪失：責權不明、調度無方，更談不上未雨綢繆，懷疑和不信任市場力量，卻也不具備計劃調配能力。一言以蔽之，習近平政治已經給中國社會民間、政府體系乃至自己的黨造成了嚴重的內傷，如果不是這場疫情的爆發，這一點還不足以充分展現出來。

疫情發展到今天，關於追責的話題很多，幾乎所有的深究都會追溯到習近平本人。即使社會預警信息缺失，在現代信息時代集權政治和底線維穩思路之下，獨裁者獲取信息的能力實際上大大增強，習近平應該從一開始就知情。然而，我們看到，1月20日，鐘南山接受官媒采訪，才確認病毒“人傳人”，武漢官方統計的確診病例也開始猛增，國家衛健委公告將新型冠狀病毒列為乙類傳染病，按甲類防控，從這一天起，武漢疫情才進入普通中國人視野，也正是在這一天，習近平對疫情做出“重要批示”，一時間，最高領導人、各級政府、媒體、專家似乎同時睜開了眼睛，這個時候染病的人數可能早就超過官方認可數字的上百倍，但在此之前，由於習近平沒有做出批示，疫情便不“存在”。這是一個來得太晚太晚的批示。毛澤東曾有詩雲：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一個人對言論的壟斷和霸道，是一個十四億人口國家的荒唐和悲哀。

我不想一一評論當前諸多防疫工作的得失，有人說，“幸好這一疫情發生在中國”，言外之意是中國政府具有超越法律的動員手段和整體一律的力量，然而，不具備這種手段的政府，又怎麽可能“最徹底、最嚴格”地屏蔽疫情信息！

種種責問與聲討，無論指向武漢、湖北、衛健委還是習近平，在習近平政治之下，依舊是無力的，七年的政治倒退已經對中國社會和政治造成結構性的損傷，民間和黨內都已失去制衡習近平權力的有效手段，而習近平在疫情迅速蔓延之際，也沒有任何一句話的自我批評，更談不上認真反思，最多只是對一些防疫不利的低級官員進行免職，而不是他親自下台，這也可以被視為他繼續集中權力的手段。列寧主義早已讓我們看到，以組織化力量對抗分化的社會具有驚人的效果，除非足夠多的人同一時間采取反對行動。可以想象，當疫情稍有緩解的時候，各種“正能量”的歌功頌德將鋪天蓋地而來，而主旨內容將是習近平與黨的英明領導。

然而，一些最深刻的改變往往發生在看不見的地方，我深知習近平政治“最徹底、最嚴格”的威力，但我不懷疑中國人認知世界的基本能力，在習近平的輿論一律之下，中國和所有現代國家一樣，內部同時存在各種聲音和觀點，無法進行精確數字統計的此消彼長比簡單的表象更為重要。我不預言習近平政治何時結束，但這場疫情中的諸多信息表明，習近平政治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懷疑、憎惡和挑戰。疫情的蔓延是習近平遇到的一個麻煩，但不是唯一麻煩，中美貿易戰、全國性豬瘟、香港反送中抗議、台灣的抵抗等事件顯示：種種麻煩正以越來越大的力度和越來越高的頻率，對習近平的“治國理念”形成強烈沖擊。一個人總是麻煩不斷，怪罪運氣不好是牽強的，我的理解是，悖情逆理、違背自然規律的行為註定遭遇挫折，並使得矛盾叢生。一場原本完全可以避免的災難發展到今天這樣的規模，對後續社會運轉和經濟運行的影響將是巨大的，而經濟上的困難將會增加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出現的概率，次生災難將接踵而來，內部求變的動力會越來越強，不僅中共的國際形象大大受損，國際因素也可能更多成為迫使中國變化的外力。

七年來，習近平政治再無神秘可言，戲路就這麽多了，各種花樣不斷的“思想”、“論述”，各種“鬥爭”，各種“最徹底，最嚴格”的打壓與迫害已經讓他的政治形象定格，幻想的人已寥寥無幾，失望不滿的人遍布朝野，習近平政治將成為公開或私下吐槽的焦點話題，也許這才是最關鍵的。這場疫情不僅暴露了習近平政權應對危機的遲滯、無能、顢頇和低效，也暴露出社會各層面因習近平政治所造成的各種累積性的矛盾叢生，習近平政治一方面不斷制造問題，一方面除了維穩大大喪失解決問題的能力，“官狀病毒”、“組織化失序”、“制度化無能”等外強中幹的本質得以顯現。用了七年的時間，習近平走到了比肩毛澤東的獨裁地位，小小的病毒讓“偉大”、“強大”、“自信”、“中國夢”、“貴族氣”、“大學問”，“新時代”，“思想”、“人類共同體”等堂皇的名詞包裝的形象一夜坍塌，習近平政治的威嚴“領”“袖”之下的破褲子露出了屁股，這可能成為習近平時代的轉折點。我深信，你如果總是悖情逆理、違背自然規律做事，天理與人情就會循自然規律強力反制，一刻也不會休息。

2020年2月6日 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