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免疫理論”是世界範圍內長期防疫不力的重要原因

【筆者按：《大國戰疫 號外—一場本來可以避免的大災難》以翔實的資料證據坐實了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中共當局蓄意掩蓋真相誤導世界的罪責，這些罪責無疑與中共政治體制以及習近平政治有直接的關系。在這個研究報告的寫作過程中，我和合著者也深切地認識到，任何一個公共治理議題都包含著許多覆雜的層面，有些部分純粹是技術層面的問題，相對於不同的政治制度，他們是中性的，而恰恰是有關這些中性的技術層面問題的常識、知識、專業主義與實踐構成了每一個國家公共治理的最基礎內容。我們民主運動中的人甚少在這類問題上用功，概念和理念固然重要，然而，每天都是概念來理念去地空對空，是不是構成民眾對民主運動缺乏信心的原因之一呢？值得我們反思。作為一個民主的信仰者、追求者和學習者，這幾個月我密切跟蹤各國防疫的情況，所觀察到的現象打破了許多想當然的假定，之所以想當然，說到底就是因為只知概念莫明實務，民主畢竟是世俗政治，爛熟於概念的我們或許應在實務上多下些功夫。寫作此篇時，我嘗試盡量擺脫政治概念的幹擾而就事論事。在此，請讀者指教。】

武漢疫情大爆发時，可能很少有人想到這場疫情會對歐美造成如此重大的影響，這固然與中國初期掩蓋疫情真相誤導世界以及世衛組織早期的錯誤信息和建議有關，但這些不足以構成全部的原因，有些責任恐怕也要到各國自己身上去找。以當今國際間的人員往來頻率，除非武漢從发現疫情的最早期就完全控制住病毒外流，這場疫情就很難完全不影響其它國家。一月份，歐美均已发現新冠病毒病例，最初的輿論關注主要集中在意大利，現在看來，並不是其它國家當時不存在疫情，而是人們沒有足夠注意罷了。這首先就歸咎於政府對疫情的失察和輕視，比如，川普總統在2月底仍然宣稱疫情在“控制之下”（under control)，再比如，當國際上意識到英國疫情存在的時候，幾乎是一上來就是大爆发。

但除中國因素外，初期的輕忽、缺乏經驗以及防疫物資的短缺也不是疫情長期蔓延的唯一原因，“群體免疫理論”可能在更深層面上影響了政府的決策，造成疫情久拖不去。雖然瑞典那種激進的“群體免疫”策略已經宣告失敗，很少有官員繼續公開談論群體免疫，但這一理論實際上至今仍然讓很多國家的防疫策略顯得消極無力。

群體免疫理論建立在對群體免疫現象的認識上，群體免疫現象的意思是，當一種傳染病來襲的時候，如果某一比例的人口因感染或接種疫苗而形成免疫力，則對病毒傳播起到屏障作用，從而大大降低人與人之間傳染機會，阻斷病毒傳播。從白喉、麻疹、腮腺炎、百日咳、小兒麻痹、天花等疫情的疫苗接種統計來看，至少要達到最低75%的門檻才有可能形成群體免疫。

對群體免疫現象的認識無疑是正確的，但由此形成的群體免疫理論和群體免疫策略則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具體到某一種傳染病的時候，如果沒有疫苗，那麽群體免疫理論則只是一種假說。

遺憾的是，有些國家的政府輕率而不負責任地公開聲稱以群體免疫應對所謂傳染性強、死亡率低的傳染病，比如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倫斯表示：“你辦不到且不應去做的，就是想徹底壓制疫情。”他說，要想達成群體免疫，英國需要約60%甚至70%的民眾染病且痊愈後獲得免疫力。英國政府醫學顧問克里斯·惠蒂也說，不可能做到保護所有的人，也不希望這樣，因為想要民眾獲得一定免疫力，以便在未來保護自己。

由於這些“群體免疫理論家”的指導，英國首相約翰遜在疫情大規模爆发後說，政府的方案是拖延病毒傳播，讓病毒高峰期變得更長，從而將其影響降至最低，他表示目前不會關閉學校，不禁止大型集會，因為這對控制病毒傳播收效甚微。結果是自己也被感染住進重癥監護室，差點一命嗚呼，此後，英國很少再提群體免疫，但包括英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實際上還是程度不同地以這一理論為基礎來應對疫情，因為這一理論的最基本判斷就是瓦倫斯所說：“你辦不到且不應去做的，就是想徹底壓制疫情。”科普作家方舟子也從一開始就否定了徹底壓制病毒的必要性：“現在沒人相信新冠病毒有可能被完全消滅。”這一判斷完全忽視了當代社會的經濟、衛生、醫學、科技、信息條件為壓制病毒提供了可能，忽視了2003年全球29個國家和地區共同努力，徹底壓制了非典病毒的先例。

由於疫苗未必可以研发成功，至少短時間內無法納入防疫考慮，這一理論便認定了這樣的判斷：必定有60%以上的人口最終會感染新冠病毒。基於這一認識，在對新冠病毒特性還缺少了解的情況，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倫斯輕率地認為：“若只想全力壓制，後果就是年底疫情卷土重來，屆時正是國家醫療保健服務系統最吃緊的冬季，然後就會以麻煩不斷告終。”他的意思也就是說，即使現在避免了感染，60%以上的人口還是要感染，如果到了流感高发期再感染，醫療系統就難以負荷，他沒有說出的結論當然是：不如提前就多感染一些，能做的就是不要太集中爆发，以減少死亡。

我們從所有群體免疫理論家那里聽到的都是這種話，他們總是在提“壓平曲線”、保護老人和有基礎病的人、避免醫療系統崩潰等，這些當然都是需要做的，但在“群體免疫理論家”看來，做到這些似乎就可以了，只要醫療系統不崩潰就不怕感染，以至於約翰遜說出拖延病毒傳播，讓病毒高峰期變得更長這樣的話。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政府有“拖延”傳播的能力，為什麽還允許“高峰”的存在，甚至還要變長！

潛台詞其實是說：不能一下发病太多讓醫療系統無法承受，但也沒必要短時間內全力壓制病毒。科普作家方舟子也認為，“你不願意讓人們被病毒感染，又能怎麽辦？整個社會一直停擺下去，直到疫苗上市嗎？準備停擺多長時間才放棄？一年、兩年還是十年？”、“目前不管采取什麽措施，極端也好，淡定也吧，最後都會殊途同歸，遲早都要等達成群體免疫才能結束新冠疫情。”

但事實再次證明，通過壓制病毒的方法降低生命代價和經濟損失是可行的，而群體免疫策略至少對新冠疫情來說完全是錯誤的。雖然政治制度不同，但武漢和台灣都通過壓制病毒基本上消除了新冠疫情，雖然有人認為秋冬疫情還會再來，但再來又如何？台灣的經驗表明，即使再來，只要從一開始就認真防疫，壓制病毒，甚至連封城和社會停擺都不需要，照樣可以讓病毒無法翻身。武漢的封城只是因為初期防疫失敗而不得不為，而中國湖北以外地省份，若采取台灣的做法，只要有合格和負責任的防疫隊伍，呼籲民眾配合，甚至不需要封鎖社區，也未必不能消除疫情，與很多國家的防疫失敗相比，除湖北以外，中國多數省份是否存在過度防疫問題，實際上是應該探討的。

相反，群體免疫被證明根本就是紙上談兵。以全球疫情最重之一的地區紐約為例，感染高发被初步遏制後的統計表明只有13.9%的人具有抗體，離群體免疫的目標還差得很遠，而且有人認為即使60%人口感染後產生免疫力，也未必可以形成群體免疫效果，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說他們的研究表明這一比例需要達到82%。目前伊朗稱三分之一的人有了抗體，離60%也相差甚遠，就連樂觀地聲稱在4月份（後來又改為6月份）可以實現這一目標的瑞典，從新发病例數字來看，迄今也實現不了這一目標，反倒是因為疫情重、死亡率高，被北歐國家聯合圍堵，迄今無法開放邊境，成為防疫失敗國家的典型。

另外，感染後形成的免疫力是有時效性的，這就意味著有些人感染後形成的免疫力不會維持太久，存在二次感染的可能，現已有病例證明了這一點，再考慮到病毒變異的可能，如果60%的人口不是在同一時間具有免疫力，哪怕100%的人被感染過一次，又有何用？寄希望於足夠多的人感染以造成群體免疫，在較大範圍內，根本就不現實，一個很小的封閉社區形成群體免疫是可能做到的，但放到一個大城市、一個國家的範圍，至少對新冠疫情來說沒有可能。因為病毒的擴散是需要時間的，加上多數人的防疫本能，病毒沒有能力在短時間感染絕大多數人。

有人認為1918年的大流感是群體免疫現象造成的，但這沒有足夠證據，並非定論。上海防疫專家張文宏認為，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通過放任自流的群體免疫策略戰勝疫情的先例。

承認群體免疫現象的存在是一回事，以群體免疫作為防疫策略則是另一回事，它從一開始就否定了人類通過壓制病毒來消除傳染病的可能。而即便做不到壓制病毒，在較壞的結果中，它也用感染形成群體免疫的“希望”削弱了盡量減少感染為疫苗研发爭取時間的必要性，而且，病毒變異存在這種不確定性，有可能在傳播過程中逐漸降低強度，病死率會降低，所以，即使真的無法控制疫情，也要盡可能讓每一例感染延後。

疫情的发展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一旦形成高发，要降下來並不容易，比如佛羅里達的发病數字接近或達到每天一萬的數字後，時間已經很長，到現在也看不到降下來的趨勢，誰都不敢說那里的醫療系統能否做到不崩潰。每一個新发病例都意味著更多的傳染源，和更大的防疫難度，所以防疫必須以時時刻刻避免每一例的感染為目標，而不是拉平曲線。

凡是只談論壓平曲線，保護老人和有基礎病人群、避免醫療系統崩潰這些“群體免疫策略”的內容而不提倡極力壓制病毒的觀點，都會走向群體免疫理論影響下的消極防疫思路。

極力壓制病毒的好處是，即便不能完全消滅病毒，但通過一段時間的強力控制，讓新发病例最多維持在部分地區，或很低的數字上，這時候，由於感染源的減少，疫情的擴散基數降低，社會才有了重開的可能，到了這一步，通過合格和負責任的專業防疫隊伍的努力，通過對生活沖擊較小的多種防疫手段的共同作用，逐漸實現台灣那樣的防疫效果，或者在新发病例很低的情況下等待疫苗的上市——那時候才可以談論群體免疫。

所以，再重覆一遍，對新冠疫情來說，如果不考慮疫苗，就完全不存在群體免疫之說，就算60%以上的人最終被感染，群體免疫也不會真的形成，只會造成疫情和防疫的長期化。別再抱有幻想，別讓這種幻想成為消極防疫的借口。

疫情不是單純的病毒和醫療問題，也是重大的經濟、社會問題，病例高发之下，社會無重開的可能，曠日持久的疫情會對經濟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所以，在疫情初期，群體免疫理論家的自信其實是相當輕率和不負責任的，瑞典醫學專家納克勒曾提出疑問：“沒有人嘗試過這條路線，為什麽我們要在未經知情同意的情況下首先在自己的國家實施這樣的措施？”

現在，瑞典和英國的每天新发感染數字仍然較高，這兩個國家防疫的失敗讓群體免疫理論家失去了自信，不敢再公開談論這一所謂的策略，但群體免疫仍是很多國家防疫策略的或明或暗的理論基礎之一，很多人仍在相信這一理論。在疫苗研发已經有望的情況下，期待疫苗改變被動的防疫局面是沒有問題的，但疫苗的上市尚需時間，其有效性還不確定，還要考慮產量、推廣時間等，最好的防疫策略仍是極力壓制病毒，爭取讓新发病例數量大大降低，而不是說醫療系統沒有壓力就萬事大吉，在一些醫療系統尚未感受到太大壓力的地區，如果疫情呈上升趨勢，而得不到足夠壓制，隨時有可能出現疫情的大爆发，疫情的跨地區傳播是需要時間的，對政府來說，防疫越早損失越小，不要等到大爆发來臨讓自己變成熱鍋螞蟻。

為了減少生命和經濟的雙重損失，防疫應有只爭朝夕的緊迫感，丹麥衛生大臣說過：“我們沒有證據顯示做的一切都有效，但我們寧願今天做得太多，好過三個星期後後悔做得太少。”由於傳染病的特點，防疫需要廣泛的統一行動，中央或聯邦政府的作用是無法替代的，防疫事關經濟恢覆和发展，需要不同層級的政府、專家、媒體、社會機構和民眾共同努力。

對普通民眾來說，不要相信所謂新冠群體免疫的假設，更不要認為這個病毒的致死率不是太高（相較於其它某些傳染病）和自己身體較好就疏忽大意，畢竟有很多年輕人也在這場疫情中死去或身體嚴重受損，而且，在疫情中，每一個人都可能被感染，也可能感染他人，防疫不僅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他人負責，防疫是每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2020年7月28日 於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