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利
楊建利

中国山東人,伯克利加州大學數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1989年從美國回国参加天安门民主運動。1990-2002年任「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期间推出《中华联邦宪法(草案)》,2002年4月秘密回國支援工運被捕,後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五年,2007年釋放後流亡海外,同年末,在美國創立民主運動NPO「公民力量」。2010年代表刘晓波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是多项国际人权奖的获得者。

民主和專制的變奏

---疫情下的思考

武漢封城76日,4月8日凌晨零時解封。(路透社圖片)


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是當前世界面臨最大挑戰。這場疫情從中國武漢開始,席卷整個世界,不僅造成大量的人員死亡和前所未有的經濟損失,也極大地影響了人們的生活和交際方式,疫情及各國在防疫中暴露的問題,正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政治現實以及人類的政治理念。無疑,這場災難是影響人類歷史的深遠事件,我們需要及時跟進和思考。

目前,尚無一個國家徹底消除了疫情,控制和消除疫情仍是所有國家的當務之急。應該坦白地承認,在主要經濟體中,中國的防疫由於爆发和防控時間較其他國家早、政府的防控權力可以無所顧忌無孔不入等原因,當下疫情已經相當程度上得到控制、將像年初那樣任疫情肆虐的風險降到較小,而人口遠少於中國的美國,從已知信息來看,無論確診病例還是死亡數字,都高居全球榜首,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美國對疫情的疏忽和防控失誤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

六國疫情 人数和限制指数,图片来自:福布斯forbes.com

但在價值觀層面,這並不意味著以自由和人權為核心理念的民主制度在防疫問題上就必然處於制度劣勢。比如說,在台灣、韓國等新興的民主國家,防疫工作卓有成效,尤其是台灣,堪稱此次防疫的世界楷模;而伊朗、俄羅斯等專制國家,未能有效防控疫情,甚至政府治理能力常被人稱道的威權國家新加坡,其防疫工作雖有可圈可點之處,但也存在明顯失誤。

如果將更多的國家納入考量,我們仍然無法看到“自由”必然導致疫情失控的邏輯,也無法證明“專制”必定有助於防疫的結論。更何況,中共當局的信息不透明和拒絕對武漢病毒來源的獨立調查,無法消除人們的疑慮。朝鮮是一個更極端的例子,我們甚至無法判斷這個國家的疫情輕重程度,如此,它便有可能成為危害人類安全的不定時炸彈。

信息封鎖和流通不暢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可能有助於減弱疫情的蔓延,這是此次疫情給全世界的第一個警示。如果沒有中國政府早期對疫情信息的封鎖,即便不能將疫情扼殺於萌芽狀態,全世界的疫情也不會擴散如此迅速,留給人們做準備的時間將會更多,而關於疫情真相及病毒研究的信息溝通,在今天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現實課題。即使在中國,言論“泛濫”和信息傳播也對疫情防控起到了非常大的幫助,比如說疫情爆发初期,中國民眾在網上對真實情況的披露和呼救以及國際間的信息溝通,讓武漢各醫院得到了大量的急需物資的援助,再比如說,方方的疫情日記,幫助人們更多地了解到病毒傳播下的生活狀況,起到了消除恐懼、科學防疫的作用。所以,言論自由、信息的自由傳播,即使在極端的疫情條件下,對人類的價值也是不容置疑的。

吊詭的是,言論自由和信息傳播沒有任何阻礙的歐美國家,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卻並不理想。對此,我不可能進行全面分析,而只能就自己有限的觀察來進行討論,希望拋磚引玉。

首先,在武漢爆发疫情後,歐美國家重視不夠,沒有采取足夠壓力要求中國政府公開信息,而且,在美國限制中美間人員往來後,多數歐洲國家過多顧及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以及中國政府的感受,遲遲未采取限制人員往來的措施,並且聽信世界衛生組織對疫情的輕描淡寫,貽誤了防控疫情的最佳時機,造成疫情擴散,進而傳播到對歐洲不設防的國家。當然,即使歐洲一開始就對來自中國的旅客設置入境限制,以多數國家表現出的防疫態度和防疫工作水準,蔓延恐怕也難以避免。

WHO總幹事潭德賽到3月12日還在說新冠疫情是一場可控的全球大流行

比如說,在武漢封城之後,多數國家在醫療防護用品的儲備上,緩慢到近乎麻木的程度。工業生產過度轉移以及產業供應鏈過分依賴中國的問題,也突出暴露出來。

但這並非歐美國家所犯的全部錯誤,我更願意從政治層面討論歐美民主國家在疫情中暴露的問題。畢竟,僅有言論自由是不夠的。

冷戰結束後,西方松了一口氣,感覺不再面臨緊迫的安全威脅,而經濟呈現長期的繁榮局面,與此同時,中國在改革開放政策之下,出現較快的經濟发展,呈現在西方面前一片廣闊的市場。危機感的喪失和經濟的繁榮與西方社會的滿足感存在著某種關聯,這種滿足感削弱了社會改革的動力,助長了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在這次疫情中,一個典型的表現就是CDC竟然長期坐視疫情在美國的社區傳播而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動,而這些似乎都是在法律和政治允許的範圍內進行,而很難明確是由哪一個人的責任造成。

即使疫情大規模爆发後,相當數量的政治家並沒有完全集中精力從事防疫,或者說,沒有及時尋求專業人士和社會組織的積極介入。頻繁的上鏡和曝光背後,政治家和政府有沒有為防疫工作竭盡全力,我持有相當的懷疑。防疫工作的特殊性決定了政府的作用和責任是第一位的,政府和相關官員應該接受人們更高標準的審視和要求。我認為這次在這次疫情防控中,歐美政府的總體表現大都不理想,有些官員甚至在政治正確的掩護下,狹隘理解“自由”概念,為政府不作為尋找借口。

4月13日,疫情還在上升,佛羅里達民眾就湧向海灘,圖片來自cnbc.com

政黨政治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但美國兩黨的尖銳鬥爭,似乎也在3月份前沖淡了人們對病毒傳播的關注,即使在疫情爆发後,兩黨鬥爭仍然不合時宜地沖淡防疫工作,甚至輿論也受到影響,帶有政黨政治的痕跡,對於如何提高防疫工作質量的討論反而不多。過多的相互指責和甩鍋行為,甚至讓一些人懷疑多黨制的最佳形式是否就是兩黨制?我不敢斷言兩黨制是否是美國最好的政黨模式,但這樣的思考已經深入到美國政治的核心問題,那就是民主價值觀的“制度自信”應當是一種什麽樣的自信?好在這樣的思考,在美國並不屬於“妄議”。

縱觀歷史,先知式的改革僅僅是少數,絕大多數改革都是壓力或危機推動,人們需要經常性地審視哪怕最習以為常的觀念,我們是否可以以為“自由、民主、法治”的概念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美國的歷史表明,許多領域的改革是危機乃至災難推動的結果,甚至包括美國內戰解放黑奴、福利制度的建立、走出孤立主義向希特勒宣戰等,也都是危機之下的產物。每一次危機之後的改革,結果往往是更好的世界。那麽,又有什麽理由認為這一次疫情造成的危機不能導向美國的改革?美國又有什麽理由不認真反思,吸取教訓?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身處美國,對美國政府的防疫錯誤進行批評,並不需要擔心或恐懼,美國歷史早就無數次證明這是美國政治改革的保障。我們仍然有理由信任個體自由是推動政治改革的最基本力量。你可以不滿、可以憤怒、可以行動,甚至可以對政府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

思考和批評是改進的前提。政治之上是常識,常識存在於多數人的內心。

疫情可能在一段時間內造成全球化的退潮,全球民主化也可能遭遇更多困難。但民主會失去吸引力嗎?經濟发展和由此帶來的教育普及之下,這一問題的答案是清楚不過的,再沒有哪一個人或哪一個階級可以壟斷知識和信息,所以民主是無法逆轉的歷史潮流。我無法想象,即使專制在某些情況下的高效給社會成員帶來一些安全感,有多少人會選擇選擇專制作為自己身處社會的制度模式?

問題在於我們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建設民主制度。對專制者來說,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民主制度下的輿論譴責,而是民主制度顯示其更適合於人類生活的優勢,民主自由絕不意味著低效和不負責任,更不意味著愚蠢和無能可以被讚揚。

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們應該意識到,民主價值觀不是抽象的概念,不是炫耀的資本,而是要形成機制,讓政府更好地服務公眾,讓公民可以享受參與政治的權利,並承擔社會責任。

但無論如何,民主制度讓批評的聲音無需承擔風險,哪怕禁止批評似乎可以在表面上放大自己的“制度優勢”,就像在中國所发生的那樣。雖然中國中後期的防疫措施取得了防疫成效(盡管現在並不能預言最後的結果),但嚴格的輿論管制讓防疫工作的失誤被掩蓋(疫情甚至成了煽動仇恨和打壓言論的借口),比如說人們對病毒來源的質疑無法消除、信息管控讓武漢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疫情失控的城市、一刀切的居家隔離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更重要的是,你永遠只能讚美、只能讚美……

無論身處哪一個國家,無論東方西方,對政府錯誤的回避乃至廉價讚美都是對歷史的犯罪!

疫情對世界的影響如此之大,我們無法預測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回不到從前。深受疫情危害的國家,無論朝什麽方向,無論以何種方式,都將发生一些大大小小的變化,這種變化在很多地方可能將帶來有價值的改革甚至革命,無論是在專制國家還是民主國家,人們將不得不對此進行更多的思考和討論,如何才能讓政治改革不僅僅提高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而是在更大範圍內讓人們看到變革給人們更安全和幸福的生活。而在這一艱難過程中,我們是該信任獨斷專行的皇帝,還是獨立思考、真實生活的公民?我仍選擇後者,盡管這並不容易,需要我們更高質量的思考和行動能力。如果我們滿足於低水平的民主,甚至自負自大,而不是致力於變革,專制力量的乘虛而入並不奇怪。希望有機會對此做更多探討。

2020年5月1日 於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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