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勝恐懼

——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肯尼迪論壇演講稿

在中國經歷了五年牢獄煎熬後回到美國，每個周日我去參加禮拜，我們的牧師萊斯麗•斯特靈（Leslie Sterling）都會說：“親愛的兄弟姐妹們，讓我們無所畏懼的活著！”這簡單而有力的禱告每次都引起我心底強烈的共鳴。

我在中國5年的牢獄生活是一個不斷克服恐懼的經歷，它加深了我對恐懼如何讓犯人屈服的了解，也讓我明白一個專制政府，如同一個大監獄，如何利用恐懼來控制奴役人們的思想。我逐漸意識到，要結束獨裁，我們首先應該致力於結束我們自己以及我們為之奮鬥的民眾內心根深蒂固的恐懼。

回想獄方對我和其他囚犯使用的方法，有赤裸裸的暴力，有恫嚇，有演示獨斷專行的無所不能，有人身攻擊及侮辱，有關小號，有壟斷解釋權及洗腦，有騷擾及心理折磨，有故意讓人筋疲力竭，有偶爾的小恩小惠，有強加的瑣細要求以及無端侵犯隱私等等。從廣義上講，中國政府采納同樣的手段在中國廣大民眾中制造恐懼使他們屈從，因此恐懼滲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每個生活在這個專政制度下的人內心都充滿恐懼，害怕因表達不同政見或僅僅因為說真話而受到迫害、監禁乃至死亡的威脅，害怕丟掉工作或其他賴以謀生的方式，害怕被禁止出版，害怕給家人帶來麻煩，害怕影響孩子的前程……恐懼成為人們的習慣，習慣成為第二生理。恐懼極度內化乃至人們都意識不到恐懼的存在，只知道如何循規蹈矩、堅決不越界。

最近一些外國學者所作的調查錯誤地表示中國公民對中國政府的支持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七十甚至八十。這樣的調查不能反映中國的真實狀況，因為這些學者忽視了中國人心存極度恐懼這個基本的心理狀態。

中國政府能夠繼續它的統治，並不是因為中國老百姓喜歡獨裁政府，而是因為象在所有的專制社會中那樣，他們處在集體行動困境中。每個人害怕自己反抗的代價會遠遠高於被奴役，盡管願意看到邪惡的政權垮台，但是希望別人，而不是他們自己，去行動來結束它。

這種現象可能還不是中國現狀中最差的部分。無所不在的恐怖氣氛下施行恩威並用引誘人們合作、主動配合乃至心甘情願地被管制。在中國監獄一個普遍的現象是犯人主動配合獄卒去壓制另外一些犯人來換取好處。幾乎監獄裏所有的刑罰都是犯人發明創造的，幾乎所有監獄的管理條例都是犯人起草的。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精英處在類似囚徒困境中，也正因為這樣，中國政府可以馴服他們來支撐其統治的基礎。

我們雖然希望但是決不能寄托於中國的獨裁者主動開放政治權益領域。民主中國的到來更有可能是中國人民內部民主力量不斷增長的自然產物。但是我以上所述集合行動困境及囚徒困境是前進路上的巨大障礙，人們內心根深蒂固的恐懼是所有這一切的根源。

我認為所有的恐懼有三個組成部分，即精神恐懼、物質恐懼及自我施加的恐懼。

精神恐懼可以通過理念、信仰及英雄行為來克服。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驅們，一代又一代，為自己的理念及信仰站起來。他們的英雄行為以及他們所經歷的痛苦折磨告訴人們一個真理，即“最大的恐懼是恐懼本身”。他們不僅在道義上鼓舞後人追隨也為後人鋪墊了道路，利用國內外的壓力要求中國政府有所退讓。我們必須鼓勵更多的英雄行為，讓這些行為廣為人知，擴大他們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影響力。

我自己也經歷了精神恐懼。當中國當局以無端的罪名起訴我的時候，我有些害怕。我怕間諜罪的起訴會玷污我的名譽，這麽重的罪名可能會讓我在監獄裏關押很久。但是在一次審訊中，一位警官在得知我是基督徒時，請求我為他的家人祈禱，並對我的處境表示同情，他說：“象你這樣的好人不該有那麽壞的結果。”他的話讓我頓時心明眼亮。我可能不像他想得那麽好，但是有一點我可以確定，就是我是無辜的，中國官方應該比我更害怕。他們害怕我回到中國，他們想給我一個不好的罪名是因為他們害怕我的好名聲。我是令中國專制政府害怕的力量。我為什麽要害怕？於是我在法庭上做了如下的發言：“無論我被判多長時間，我要在監獄裏待到最後一天，我要享受在我熱愛的祖國自由行動的權利。我在監獄中將拒絕任何引渡的安排，就算是好意的安排我也拒絕。”我兌現了自己的諾言，我拒絕了以立刻離境為條件提前釋放我的安排。我逐漸從精神上克服恐懼並加強了我以前的一個信念，即：“有勇氣並不等於一點兒也不害怕，而是即便害怕也還是選擇做應該做的事。”

物質恐懼，恐懼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真實存在的但是可以通過外部力量將真正的代價減小，即迫害的嚴重性減小。每個人都有害怕的理由，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有直接及間接的損失。

我再講一下我自己的經歷。我是在昆明被捕的，當警察蒙著我的眼睛把我從昆明押解到北京的時候，我感受到令我寒徹透骨的恐懼：他們會對我做什麽？會不會殺我？我開始向上帝祈禱。有將近15個月我被獨禁，和外界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像人一樣的接觸。滿懷焦慮與擔憂，我像個動物一樣活著。每天，我被強迫目視前方，一動不動地坐4個小時，很久都不能到外面呼吸新鮮空氣或曬太陽，最長的時候這樣過了8個月。而且，我還得經受問訊的警察各種精神折磨。最初我只能勉強聚集些勇氣不配合他們。但是當我聽到外界對我巨大的支持後，我勇氣大增，開始抗議，因為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也沒有被遺忘，有全世界那麽多人站在我身後，我可以忍受痛苦。我開始了最初的抗議，成功地結束了拘留所要求我長時間坐著不動的折磨。

我的經歷表明，外界的聲援可以減少民主人士所要面臨的危險及付出的代價。事實上，中國政府越來越擔心自己的國際形象，你們的聲音即便在中國的牢獄中也能聽到，一旦被聽到，情況就會悄悄轉變。

恐懼的第三個成分是自我施加的恐懼，比較明顯，可以通過教育減少或克服。獨裁統治者們所制造的緊張氣氛不斷蔓延擴增以至於恐懼本身成為恐懼的主要來源。在很多時候，危險比想象的要小得多，恐懼本身屬於幻想。對任何獨裁者而言，制造自我施加的恐懼是最有效的維持統治的方法。不幸的是，很多時候人們因為誇大獨裁統治的力量並循規蹈矩而不知不覺地加強了獨裁的統治。

如果普通的中國人都知道在人權領域中國政府實際上處於守勢，許多自我施加的恐懼會不覆存在。那些統治者們，做了那麽多違反人權的事情，應該比我們更害怕。最好的辦法是一點一點的靠近自由的界限並不斷擴大自由度。

我深信我們這些充分享受言論自由的人，站出來批評一個獨裁的政權幾乎沒有任何損失，有義務通過講真話來幫助中國人民。但是有些美國學者，在進行中國問題研究時采取自我審查，回避將他們對中國的真正看法講出來。他們所傳達的信息正在誤導中國的民眾及國際社會。他們這樣做是由於恐懼，自我施加的恐懼。他們害怕被禁止做中國研究，害怕不能接觸中共高官或失去接觸的競爭優勢，害怕失去他們享受的優惠待遇或被厚遇的機會，這些中國政府和他們達成的默契。他們，同樣也成為恐懼的奴仆。

如果我聽到一個哈佛大學教授告訴我：“我不能批評這個，因為我想和中國政府保持良好的關系”，我的心情會很不平靜。在南非人民反抗種族隔離制度的時候，一個了不起的美國人，雷奧•薩立文（Leon Sullivan），寫出“薩立文原則”幫助美國企業界集合力量扞衛維護最基本的人的尊嚴。我滿懷敬意的建議在美國的中國學者們應該采取相同的舉措。例如，如果有一個中國學者因為直言不諱而被禁止入境，別的人應該怎麽做呢？我想我們都知道答案。

在監獄裏，我尊敬每一個人，不論犯人還是獄卒，把每個人當人看。我教他們知識，和他們分享我的民主思想。當我的條件有所改善後，我教他們英語、數學、經濟、邏輯及中國書法，我還訓練了一只籃球隊有3年時間，直到我在那裏的最後一天。和我一起的犯人最後克服恐懼和我一起努力改善監獄的條件，有些獄卒克服恐懼成為我的朋友。犯人和警察克服了恐懼因為他們覺得我是另一種選擇，他們看到另外一種未來。他們意識到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正確的，民主運動人士代表著光明的未來。

我今晚在這裏不是要告訴你們民主體制為什麽好以及中國為什麽需要民主制度，我相信你們中絕大多數熱愛民主並有興趣看到民主在中國紮根。我想要和你們分享的是，基於我自己的經歷，我認為如何可以幫助中國人民乃至我們自己減少並根除我們心中根深蒂固的恐懼。這種恐懼是我們群策群力促進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障礙。我們應該公開的和中國國內外的民主力量合作，給他們道義及物質上的援助，給他們出謀劃策提供資源，讓國際社會對他們的處境給以關註，講述中國及世界的真相，保護那些身處險境的人們。所有這些想法及做法，會減少民主運動人士所要面臨的危險及需要付出的代價。當恐懼逐漸減少時，越來越多的人們會加入到民主力量中。集合行動困境會因此而不覆存在。民主力量的增長會進而幫助瓦解囚徒困境，因為事實會證明給在中國執政的一些精英們民主是中國的另一種選擇，從而使他們脫離獨裁政體加入到民主力量中。畢竟，誰願意站在大勢已去的一方呢？

（2007年12月5日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論壇上的演講的中文翻譯稿，秦川 翻譯）

註：楊建利，1986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先後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數學及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政治經濟學兩個博士學位。1989年回國參加民主運動，從此以爭取中國人權及民主為己任。楊建利博士2002年回國考察時被捕，並以間諜及非法入境被判5年徒刑，2007年終於重獲自由與波士頓家人團聚。

原載《議報》第335期 2007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