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利

中国山東人,伯克利加州大學數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1989年從美國回国参加天安门民主運動。1990-2002年任「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期间推出《中华联邦宪法(草案)》,2002年4月秘密回國支援工運被捕,後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五年,2007年釋放後流亡海外,同年末,在美國創立民主運動NPO「公民力量」。2010年代表刘晓波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是多项国际人权奖的获得者。

我申請入籍美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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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申請入籍美國被拒的事情最近幾天在網上熱炒,引起朋友的關切也引发了許多極不靠譜的猜測。恰巧前天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发布了禁止共產黨員移民美國的政策指南,其援引的法律與我申請入籍美國的案子有關,正好借這個機會講講我的經歷,回答網上的疑問和朋友的關切。

2019.10 美國華盛頓 公民力量「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開幕式上

上個世紀80年代初,文革十年折騰以及隨著中共暴力奪權成功而進入政府的各級中共官員都屆退休年齡,中共的幹部隊伍出現了全面雕零的情況而亟需補充新鮮血液,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為代表的開明派基於對文革反智政策的反思,開始實施在年輕知識分子里大面積吸納黨員的政策。在胡耀邦“年輕知識分子入黨,在黨內改變黨”的鼓動下,許多青年學子加入了中共,其中包括我。1983年我加入中共,那時我在北京師範大學攻讀數學碩士。

1986年我來美國留學。在申請美國簽證的表格上,申請人須回答“你是否共產黨員”的問題,這是美國的相關法律規定的,現在仍在實行。我在這一欄里填寫了“不是”,這一回答顯然是不誠實的,之所以選擇了這個不誠實的回答,原因是,當時公職人員申請美國簽證時,國家機關外事部門要給予培訓和指導,其中一項指導就是“不要在申請表上承認共產黨員的身份”,當時我們被警告“一旦承認黨員身份就會拿不到簽證”,我們還被告知“所有的人都是這樣處理的,這是一個普遍的行為”。這的確是一個普遍行為,到目前仍是,成千上萬的中共黨員在申請美國簽證、移民最後歸化入籍的過程中隱瞞了中共黨員的身份。

我來美後就斷絕了與中共的組織關系,不再繳納黨費(出國前已經開始停繳黨費),本來國家教委的黨組織在出國前還要求我把組織關系轉到中國駐舊金山總領館,在那里“過組織生活”,但是,我來美後,除了最近幾年兩次進入中國駐美大使館的證件處(與大使館不在一處)申請換新中國護照外,從未踏進中國大使館或總領館一步,90年代我兩次申請換新護照,均是請朋友代為辦理,我也沒有邁進中國駐紐約總領館一步。過去30年我4次申請換新中國護照,均被拒。

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爆发,我從美國返回北京參加民主運動,經歷六四大屠殺,由於有美國簽證的便利,在6月7日中共開始大搜捕之前,逃離中國回到美國,不久我就被北京師範大學黨委開除中共黨籍。我1991年獲美國政治庇護,1992年獲得美國永久居民身份(綠卡)。

本來那時我很快就可以申請入籍成為美國公民,但是在那以後的近30年里,我一直不願意加入美國籍,原因是我認為作為中國公民推動中國人權進步和民主變革更有力度和信譽,至少可以堵住中共說我是“外國人幹涉中國內政”的那張嘴。我兩次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就中共的人權紀錄質問和控訴中國政府,都是首先宣布“我,楊建利,是中國公民”。

近年來,我在國際上的人權活動逐漸增多,但是,我既沒有美國護照也沒有中國護照(2002年曾拿別人的中國護照闖關回國),全靠美國當局給綠卡持有者簽发的旅行證(Travel Document)辦簽證出國。持旅行證國際旅行有3大麻煩:

1. 沒有免簽證國家(最近加拿大也開始改變以前的寬松政策),每次出國都要辦簽證,有些國家程序冗長,有時會耽誤國際會議會期;

2. 大部分國家的出入境邊控官員沒有見過旅行證,在海關常常被重覆查證,出入境耽擱很多時間(有幾次接機人員等不到我,以為我失蹤);

3. 旅行證有效期是2年,大部分國家簽发簽證時要求證件至少剩余6個月的有效期,換句話說,旅行證用不到1年半就得開始申請換新,換新過程一般需要6-9個月,最近幾年呈越拖越長的趨勢,如此以來,大概隔一年就要有一年的時間出不了國。

除了旅行上的麻煩,持旅行證進入聯合國也出現了阻礙。我每年參與主辦日內瓦人權與民主峰會,每年峰會都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期召開,部分活動安排在聯合國大廈內舉辦,2019年3月我準備進入聯合國大廈參加峰會開幕式時,被警察攔住不讓進入,理由是我沒有聯合國成員國的護照,警察透漏這個新規定是頭天剛剛推出,長期駐守日內瓦的“聯合國觀察”確信,這是因人設制故意阻攔像我這樣“沒有國家”的人權人士。當天由於聯合國觀察還有媒體強力介入,我才被同意進入,但被告知:下不為例。那是我最近一次試圖進入聯合國大廈(因為疫情,今年我沒有與會),目前尚不知未來我持旅行證進入聯合國是否還會被阻攔。

鑒於這些困擾,我在國際上為中國人權奔走发聲的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在朋友勸說下,我終於放下長年的堅持,開始申請加入美國籍。

美國移民當局完成對我的背景調查後,對我進行面試。面試中,一切都順利通過後,面試的移民官最後問我:“楊先生,您還有什麽話要補充嗎?”我想了一下說:“我第一次申請美國簽證的時候是中共黨員,但是當時填表的時候沒有誠實填寫。也許你們調查我的背景的時候已經查到這一點。”然後,我把當時為什麽沒有誠實填寫的理由向他陳述,並請求他諒解,我給他說:“欺騙美國政府決不是我的本意。在美國,我在任何場合的公開演講和文章中,從不避諱談我的那段歷史。”

移民官一下睜大眼睛,說:“就你說的情況我們再做一些調查,請你等候通知。”

走出移民官辦公室,陪我面試的律師馬上指出:我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不該提這件事,我已經把事情覆雜化。我當時還自信地爭辯道:“我從不隱瞞那段歷史,都是公開信息,我這時候不誠實地把這個問題說清楚,移民局認定我欺騙美國政府,豈不是更麻煩?至少我現在誠實地向他說明了,欺騙美國政府不是我的本意。而且,成千上萬人隱瞞了中共黨員身份拿到美國公民身份,為什麽我誠實說清楚了,反而有麻煩?”律師說:“小偷很多,只有被抓住的才會被懲罰。”

不幸被他言中,我被拒了。美國移民局不僅查到了我申請簽證和入境的資料,還查到了我1991年5月申請綠卡的資料,他們发現在綠卡申請表上我仍然沒有誠實交代在過去的5年內曾是共產黨員。我1986年6月第一次入境美國,就算從那一天按脫黨算,我還有一個月才會逃出5年期,如果按1989年我被開除黨籍的日子算,1991年5月更沒有逃出5年期。這成為嚴重問題。

我請求當年和我一起申請綠卡的前妻傅湘幫忙我回憶,當時到底发生了什麽,致使我們沒有如實填寫呢?無論如何我們也回憶不起來當時填表的情景,經過反覆推演,我們認為有兩個可能的原因造成那次的失誤:

1. 我們沒有意識到那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在公開演講和文章中從不避諱談我曾是中共黨員的歷史,而且被公開開除黨籍,沒有任何欺騙隱瞞的意圖,所以沒有在意。下一個原因可能性更大。

2. 我們的代理律師指導我們那樣填寫,為了與申請簽證和入境的資料保持一致。

讀到此,肯定有朋友會問,如果在申請綠卡時誠實填寫過去的5年內曾是共產黨員,那麽就肯定被拒而不能移民了嗎?似乎前天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USCIS)发布的禁止共產黨員移民美國的政策指南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不完全是。當年和現在都是一樣的,是共產黨員並不意味著絕對就不能拿到綠卡(移民),有特殊情況的可以申請豁免(Waiver),換句話說,反叛而反共的黨員仍有機會在美國移民。我當時就應該申請辦理豁免,如此就不會有今天的挫折了。

目前,我必須以狀告國土安全部等美國聯邦政府部門的方式,到法庭上把事情說清,爭取合理合法合情的結果。

有記者朋友問:你會因為這件事對美國政府產生憎惡嗎?

不會的,我不會因為我自己的這個挫折而動搖我對法治和民主的信念。目前對我入籍申請的判決看似古板和不近人情,但移民官秉法律辦事,這是美國法治的一部分。這次疫情所暴露出來的美國民主政治之下的官僚主義以及最近幾年的惡質黨爭暴露出來的美國民主政治的問題,倒是我目前反思的問題之一,但是這里不是談論這個議題的地方。

有記者朋友問:如果開庭審理後仍然被拒,你會怎麽辦?你會考慮回中國嗎?

如果最終仍然被拒,不會影響我在美國的基本生活,因為我是永久居民(持綠卡),只是國際旅行有諸多麻煩,但並不是完全不能克服。正逢疫情,即使有美國護照,也旅行不了,用此阿Q一下自己。

即使成功入籍,我也不會放棄長期回國的願望,若最終入籍被拒,此願望會更強烈。萬一美國的政策演變到連我的綠卡也要沒收的情況,我很可能會選擇回國,我當然明白此時回國對我意味著什麽,但我常祈禱:上帝帶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我本來想把我從拒絕入籍到入籍被拒的故事心平氣和、平鋪直述地講完,然而講到此,不免動起一點感情來。這個聽起來有點荒誕的故事其實是中共荒誕政治的一部分。有許多像我一樣的中國人被迫走進監獄,或者被迫走出國門而成了無國籍者,若回國又意味著走進監獄、、、“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2020年10月4日 於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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