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前的碎念

筆者這種懶人，開的坑永遠比填的坑多。目睹了連續三個月社會的激烈變遷，始終保持著不屌人不參與討論的「內在移民」態度，外面如何，我只看看想想，為啥要和人討論呢？膽小是一個方面，筆者自認身處這座城市，並不敢說完全了解這系列事情的全貌，畢竟越說越錯，不說不錯。但直到今天，818的前夕，筆者都覺得該至少有一個回顧了。

首先引用中文大學周保松老師的一句話，

 “我們都回不去了。”

香港回不去三個月前了，這座城市中的每個人，在面臨割席高潮之後，這片土地上，藍黃絲非藍非黃，內地人香港人都回不到過去的生活了。

當然筆者不打算探討具體的政治問題，意識形態，而是透過一些碎片的觀點來絮叨下。

恐怖主義迷思和雙重標準指責

8月16日當晚，付國豪事件引爆了筆者的朋友圈，招呼香港「廢青」的朋友圈比比皆是。

但是最抓住我眼球的，還是一位學姐，

“這簡直是恐怖主義”。

看著這樣奇怪的用詞，我不厚道地嘟囔了，

“什麼是恐怖主義呀？這和我的認知有些許出入啊”。

我不打算幫示威者辯解，只是覺得他們的行為很難讓人聯想起「恐怖主義」的印象。

另一個同學給出了個相對準確的標籤，相較恐怖主義，這更接近於「折磨拷打」。

我本人的觀念並不甚激進，刨去情緒，我也讚同一個粗淺的道理，“打人是不對的”。

但當然我的腦迴路確實奇特，第一時間聯想到8月11日疑被布袋彈擊傷的少女，讓我脆弱的內心著實難受好久。

我的內心不由想反問一個問題，

“如果把一個人捆住毆打算作恐怖主義，那麼活生生打瞎別人一隻眼睛又是什麼呢？”

我不想指出，在很多人眼中，這意味著「乾我屁事」。

816的群情激憤，和811的沈默無語，顯然天差地別。除了「雙重標準」，我想不到更好的詞語總結。

其實這個迷思很好解釋，巧用「情境化」和「去情境化」就行了。

811的少女被打傷眼睛？別人打傷她總要有理由吧？她是搞亂香港的「非法示威者」吧？這是反對派自導自演的「大龍鳳」吧？不少人不由自主帶入「她們當時在做一件壞事」的情境中了。

816的某記者被毆打？為什麼要打人？打人就是不好的！這是一種刻意的去情境化，不談一切前因後果只談行為本身。

有朋友會反駁，不是，他是記者，記者在機場採訪卻被毆打。過分！

這下你不能說我雙重標準，沒有情境化思考了吧？

問題來了，他真的只是一個記者，在進行工作中被無故毆打了嘛？

很多現場媒體指出了，他始終未曾表露記者身份，卻在拍攝他人的「大頭相」，直至被包圍都未曾主動表露身分，而是辯解自己是遊客。

在氣氛緊張的機場，從事記者的工作卻不慾表露記者身分，請問別人如何給到你記者應有的待遇？

此外，吃瓜群眾和媒體踢爆了另三件事，將質疑直接指向其可能涉嫌「假記者」，「非法逗留」，「非法從業」（当然这些指控并未也很难fact check）。但的确這些猜疑也构成了合理的情境化的一部分。

試問一個疑似「非法從業的假記者」偷影他人「大頭相」的過程中是否豁免於攻擊？說實話，我才疏學淺懂得不多，不敢定論。

那麼問題又來了，

疑似「示威者」被打瞎眼睛和疑似「假記者」被毆打，

為什麼卻有不少人給出了天壤之別的觀點？

或者說，他們都是人，都不應當遭受傷害？

我只想說，「雙重標準」的部分人該自我檢視下了！

電單車實驗和獨立調查委員會

被我好朋友S評為最近最有意思的朋友圈內容的

無非是「至於獨立調查委員會，警察的執法邊界還需要明確嘛？」

S笑道「沒有執法邊界，那不叫警察，叫合法黑社會」

我相信很多朋友會覺得

警察執法，天經地義，挨打要站穩，不然怎麼好意思出來搞事。

真的嘛？

90後應該對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J. Sandel的公開課有印象，尤其是他敘述的電單車實驗，

問題一度指向一個揪心的靈魂拷問，如果你可以選擇犧牲一個人而拯救一群人時，你會這樣做嘛？

抽象的說，一個好的結果是否能夠正當化人的行為？

拯救一群人的結果是否足以正當化我們犧牲一個人的行為？

我相信任何觀眾都不會否認，即時答案是可以，我們都需要有一個規範，不然人們自行其是，亂成什麼樣子了？

那問題就很明顯了，

假設那些上街的示威者都是不懷好意出來搞事的，
就足以正當化警察的執法方式嘛？

我身邊總有人會用美國說事，美國警察也這麼幹的。

我通常反問，那美國人都愛做錯事，你就有理由做錯事了嘛？規範尺度永遠在那裡，不會因為誰就消失。

何況，美國對過度執法的警察事後都是有調查和檢控的。總有人不愛看到這個結論而已。

應該不少人也應該記得，曾經「暴力執法」也是困擾內地的問題，

大家都見證了內地警察在這方面的改善，怎麼就對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如此牴觸呢？

另一個好朋友M也曾認真問過我，“你覺得黑社會可以合理存在嘛？我覺得只要他們做得符合大眾利益，那他們就是合理的。”

錯了，黑社會本身这个概念就蘊含著不符合社會的規範的特質，否则他們不會被稱為黑社會，他們再怎麼符合大眾利益，那也不會使他們的行為正當化。

如果有朋友仍要堅持，我不得不說，

“那你覺得為什麼當年要懲罰殘害中國百姓的731部隊了？”

因為他們的行為即使在戰爭中也是不正當的呀，所以他們的懲罰遠比普通士兵嚴厲得多。

行為錯了就是錯了。

又是自由 自由能吃嘛

我記得有個曾經的好友，之前冷嘲熱諷道，

“都是些不懂事的小孩，為了所謂普世價值”

當然，也感謝Matters上feano提出疑問，這個問題很值得玩味，“在真正快要饿死的时候，和他谈自由，理想是无意义且可笑的，这时什么都不如给他一顿米饭来的重要。”

我相信這句話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絕對。

對於三年自然災害時的人民來說，對於身出納粹集中營的人們來說，

這個答案都好似對的，又不對，

因為總有一些價值比活著更重要，或者不比活著更廉價，人和人的選擇也未必會千篇一律。

人們所熟知的米蘭昆德拉的名言，“生命誠可貴”，不就表達了他對自由，和愛情的追求，遠超過生命嘛？

我們無法要求一個難民在餓死之際談理想，但是我們是否可以要求昆德拉去放棄他看得比生命還重的價值呢？

舉倆個例子，南京城的拉貝，集中營的辛德勒，他們同樣可以選擇放棄他們手上正在做的事情，從而尋求不立危牆之下嘛？

有些價值，人在身鄰絕境都未必會放棄，更何況他們還沒有身鄰絕境，他們不願意放棄也是情有可原的。

人本身並不簡單只是趨利避害的動物，人還有自己的執著。

「何不食肉糜」其實在戰亂時代體驗得更為明顯，

而如今的香港顯然也不是那種需要用一些價值換取生存的狀態，

「在自由這些所謂虛無的東西上讓步也許能夠生活得更好」這個判斷
彷彿就缺失了現實感。

甚至乎哪怕討論的不是自由，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東西

港府需要做的更應該是充分地聽取人們的意見，

畢竟，

讓別人放棄已經擁有的東西，是不是要爭取對方的同意呢？

顯然有人會對這些價值情有獨鍾，更有人會對逼著他們放棄的行為而不忿，

所以不光是自由與否，也在與their consents matter。

筆者也算是要草草收筆了，開篇說不談及政治問題，意識形態，但似乎還是不可避免地往抽象方向去了一些。大概也是因為這篇文是臨時構思臨時趕工的，寫的比較糙。

也在於，818了，實在不希望發生什麼激烈的衝突，任何人，都不會受到傷害。

此刻不安的心境，也許只有寫下一些碎碎念的東西能夠有所平緩。

2019年8月18日 0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