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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应该写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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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主流是中国人说话办事的习惯。我从小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得不说在哲学问题上我的认识是很片面和肤浅的。唯物辩证法要求分清事物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要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和主流。作为判断问题的方法,一定是要肯定主流。例如这次瘟疫,不论外界对中国政府有怎样的批评,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明显缓解,这就是主流。而争议颇大的《方方日记》,从个人角度反映了自己看到听到想到的,反映了在全民抗疫过程中阴暗的悲惨的情况,就是支流。

支流才应该是文章的灵魂。“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80页)。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作为一个写文章的,写那些大家都看得见的,有什么意思,又有什么意义呢?孙子兵法说:“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如果领袖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就得写文化大革命特别伟大,我就得从无数个方面论证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我就得举无数个例子证明文化大革命伟大,我就得只写伟大,不能写打砸抢、不能写《芙蓉镇》、不能写《铺花的歧路》,别说文人风骨,做人都差点劲。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生病永远不是人生的主题,但是如果生病不能说、生病不给治,早晚会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如果一个人只愿意写欢歌笑语太平盛世,听不到武汉的凄惨哀嚎,只写最美逆行者,我觉得也仅仅是个人角度,无可非议。你能选择忽视的,别人可以选择重视。如果这个人写欢歌笑语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因为上级爱看,其实也没什么问题,端人家饭碗就得服人管。但是不能站在权力和道德的高点去批评写支流的人。拿着自己天天看天天写的东西质问,难道世界不是和平美好吗?这么多美好的事物你不写,非得写那么一小撮阴暗的内容,你是不是敌人派来捣乱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拍马屁毁掉的是千里马。

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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