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反右”

最近读了两本关于反右的书籍，《中国一九五七》《命运三部曲》。从刚刚开始的惊奇、愤怒、无奈、惆怅等情绪中走过来的时候，发现反右也就那么回事，无非就是一个人，被打成了右派，全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理由，例如说错了话、和领导关系不好、抽签抽中了等等，然后送到一个地方凄凄惨惨地生活，高强度劳动、吃不饱饭，时刻都会饿死、淹死、被打死等等，然后活了下来就过了一辈子。

剥开奇奇怪怪的成为右派的理由，再筛掉各种各样凄惨的生活，反右就剩下赤裸裸的问号。

为什么说错了话就能成为右派，为什么和领导关系不好也能成为右派。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工作好好的突然就成了右派，就因为单位必须有个右派，而选右派的时候这个人没有出现。这些都是为什么？

紧随着这些为什么，后面的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事情反而变得没有这么重要了。

根据人民网资料显示，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为了坚持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群众进行了反右派斗争。1958年夏，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它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把一些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挫伤了一些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从1959年到1964年，党先后给大约3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掉了帽子。1978年，党中央决定对尚未摘帽的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全部摘帽，彻底平反。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完成。

错划的人有30万，没错的人有多少个呢？

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党领导群众进行的反右派斗争会如此严重地扩大化。

既不是党的问题，也不是党员的问题，更不是群众的问题。

是我们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糟粕的人性问题。

人性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人性。

中国从有史以来就是农耕社会，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文明的农耕社会时期都长。农耕社会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土地在生活中及其重要。有了土地就有了活下去的条件。没有土地，要么就饿死，要么就沦为土地拥有者的附庸。虽然有一定的商业存在，但是比例太小了。

由于以土地为核心，就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地主说什么是什么。而依附者，听话就活，不听话就死。听话，就成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基因。

对于地主来讲，农民要听话，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听话就是谋反、就是大逆不道，我就能随意发落你。你的贫富荣辱生死都掌握在我的一句话之间。

地主当久了，听话的人多了、奉承的人也多了，地主就会飘飘然，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就是天下第一，永远正确。容不得别人和自己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包括说的话和自己不一样，干的事和自己不一样，也包括看不顺眼、不符合自己的审美。总之一句话，我觉得你不对，那就是你不对，我就能发落你。

历史上所有的朝代更替，只不过是依附者实在活不下去了，或者说凭什么你说话就行，我说话就不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有起义的目的，无非就是我得说话算数，我得有生杀大权。至于老百姓怎么样，起义的时候是帮手，等我成功了，就是听话的人。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政府，虽然朝代更替，但是本质未变。地主依然是地主，不过是换了姓氏而已。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也被地主的恶劣人性所吞噬。

对于农民来讲，生下来就是要听话的。如果不听话，地主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不仅皇帝大官有生杀大权，小小县吏也是说斩就斩。村长乡绅也能决定沉潭浸猪笼。农民的骨头已经没有了，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青天大老爷，为小民做主。农民虽然没有了骨头，但是对于地主的样子却根之入骨，又无比羡慕。任何农民一旦反手成了地主，会比地主还狠地压迫昔日的老兄弟。

几千年的社会，中国人已经对权力产生了无比忠诚的迷信。

难道没有法律吗，没有王法吗？

没有。

中国人的法律，是地主制定的，只管农民，不管地主。法不加尊，刑不上大夫。

孙中山先生推翻了帝制，建立民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民国只是孙中山先生的民国，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依然是只知道有皇帝，不知道有共和。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依然是旧式的农民革命。广大革命者的目的本质上还是想当地主。翻身农奴把歌唱、当家做主人，也就是当地主而已。只不过原来的地主变成了各级领导。地主依靠土地取得的权力，变成了国家赋予的权力。来源不一样，但是权力还是权力，用法还是一样的。

法制，是各方利益的均衡的产物。美国的法制完善，就是因为原来制定法律的这帮人都是移民，谁也不服谁，打来打去又太费时，于是大家坐下来讨论一下法律的问题。法律定了下来，无论谁违反，都会跳出一帮人来指责反对，甚至要推翻。所以大家都乖乖遵守。

中国的法制任重道远，因为中国的法制不是利益均衡的结果，是权力施舍的结果。小民要求有法律，权力就制定一部法律给小民看。小民违法要受到惩罚，权力违法也就违法了。反正执法的人已经没了骨头。

再回头看反右，出现扩大化也就不稀奇了。因为人民手中有了权力。人民手中的权力比权力手中的权力更可怕。农民翻身比地主更狠的规律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