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v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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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ers的各位老朋友,新朋友,大家好。很抱歉,我消失了一段时间。中间有许多Matters的朋友来找过我,问我还好吗?我还好。在这段消失的时间里,终于把自己的生活安顿下来了,找到了一份还算稳定的工作,有了稳定的住处,可以自己支持自己,也终于有时间对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做一些整理和反思,写了一篇小文。希望看完后,能让新朋友和老朋友,都互相多多交流。同时,在消失的期间,我也画了不少画,希望之后能维持网络的稳定,继续把画发布到Matters上来。感谢。


Blinded by the glare
I was moving like I didn't care
But it was more than I could bear

<Pure Feeling> - Florence + The Machine


冬天的时候,杭州的行道树还有许多是常绿的,在办公室通向食堂的道路上参差地排成两行。

阳光透过树梢的缝隙,在柏油路面上投下影子。我在的校区比较老了,周围的许多建筑物墙体已经斑驳,但植物却有着某种原始的生机,硕大的芭蕉叶倚靠在淡绿色的墙面上,图书馆变得好像某南国酒店。

我走在去吃午饭的这条路上,迎面的建筑物已经褪色,几十年的风吹雨打在墙面上留下水渍,原本的墙体隔着时间透出一点点赭石的颜色。头顶的树叶被风吹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冬天的日光明亮而寒冷,我裹着肥厚的棉白羽绒服,一步一挪地走着。

秋天的时候,我正式参加了工作。与想象中不一样,没有到点不下班的加班制度,也没有如影随形的竞争焦虑,更让人意外的是,还遇到了许多非常好的朋友,一起去重新探索了杭州的各个角落。他们带着我去了文博会,浙江展览馆,清波门,甚至还去闯荡了年货市场,在爷爷奶奶的汹涌潮流中穿梭。我意识到,人对城市的记忆不光随着时间,也随着人与人的关系折叠展开。当我在不同朋友的陪伴下去探索杭州,这个城市便在我面前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一日我们散步到柳浪闻莺。午后的西湖水波粼粼,游船往来,湖面浮光跃金。水面似乎有生命,有自己的意识,是不断流动的光晕。对岸的水杉在风中发出瑟瑟的声响。我走在路上,心中有一种久违的平静。

三个月前,大概八月一日,毕业后的第二个月,我没有找到任何工作,正在LAX机场等着上回国的飞机。每个人都大包小包,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与这片异域土地的微弱联系拉扯回国。我的朋友把她的大熊玩偶放在行李箱上,准备抱上飞机。我看着她的熊,想着我把我最喜欢的海豹玩偶留在出租屋里了,因为实在装不下了。当初来美国的时候,我信誓旦旦地向它保证,要带它也来见见世面。结果出租屋不是很干净,我身上过敏,它也变得脏兮兮的,中间给它洗了好几次澡。在最艰难的时候,我抱着它睡觉,它靠在离我的心脏很近的位置。而到了不得不回国的时刻,我竟然因为箱子装不下了,就这样把它留在了出租屋里面,也不知道是借口,是嫌麻烦,还是单纯想一把火烧光自己与过去这一年的联系。一起留下的还有一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玻璃球游戏》,每一本都是几乎全新的。但此时此刻,我一点、一点也不关心尼采和黑塞到底说了什么,就好像根本不关心知识分子如何定义和讨论很多问题一样,我只知道我伤害了一只陪伴我很久的海豹。它根本没有生命,没有自己的情绪,所以像海绵一样无条件地吸收着我的感情。到了该走的时候,我又把这块情绪的海绵弃置身后。这是不是一种暴力?一种对物的暴力,对感情本身的暴力。

在抽中回国的机票前大概一个月,我最后回了学校一次,把所有借来没看的书都还了回去。礼拜三午睡时刻,我穿着已经洗褪色的黑色裙子走在空无一人的校园里。所有建筑物都大门紧闭,倒流泉已经干涸,但路面依然非常干净,路边的凳子似乎刚刚才有人坐过。一切都显得好像很正常,又非常不正常,好像Rene Magritte的画。数统教学楼旁边的松树尖尖瘦瘦,等间距地排列着,扭动一般往上生长,远处的天空好似平铺的蓝,没有一朵云。一切都让人觉得,时间好像是突然静止了,似乎下一秒就会有一双手撕开这片天空,又或是松树就要长成一片魔山。我走在这块时间不再延展的空间里,七月的阳光照得人头昏,想起来这棵松树之所以看着眼熟,是很像《星月夜》里黑色的巨大柏树,而我的精神似乎下一秒就要崩溃,天空中出现无限旋转的旋涡。

这种崩溃是慢慢积累的。一开始是学业的不顺利,是不太好的公寓,是与导师日渐紧张的关系,后来是疫情,是弗洛伊德的死造成的骚乱,是半夜在住宅区上空盘旋的直升机,是日益上涨的生活成本。抱怨似乎能不断累积,不断自我重复。

在第二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似乎终于明白了人的尊严有多不重要,不是他人的尊严不重要,而是我的,一点也不重要。我开始面见不同的教授,背台本一样地讲述这一年的经历,把我对学科各种浅薄的理解暴露在他们面前,好像某种裸奔行为艺术。这段经历似乎让我更亲近了裸奔这种艺术行为,因为赤裸的人是会麻木的,但是事后回想起来,心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很多伤口。

印象很深的有两位教授。一位是中国艺术史的教授,我在学校的官网上看到她的课,给她写邮件预约了会面的时间地点。到那里的时候,我发现她误以为我是要报考她的博士,而这次会面其实是对我的面试。她很客气地请我进屋坐下,用中文对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说,“确实挺好的”,她打断我,告诉我我得说英语,因为她要衡量我的语言能力。于是我开始用英语和她沟通,但是沟通不太顺利,我时而觉得,她跟不上我说话。最后她提问我对近代历史的一些认识,我说了两句,不记得说了什么了,因为我确实没什么认识。她很快打断了我,告诉我我对近代艺术史的理解有很多问题,而这可能是我成长环境的局限。我很尴尬,我知道自己认识不足又懒惰有余,但就她说的这一点,我一直在努力突破自己地域身份的限制,也已经做了许多尝试。接着,她递给我一张她的课表,让我去旁听她的研讨课。

另一位是日本艺术史的教授,他的课主题是Time and Narrative。或许是从他的课开始,我才真正看到了时间。每周上完课之后,就立刻开始读下一周的阅读材料,和G讨论。平安时期的绘卷,描绘人物的一个特点是“引目勾鼻”,鼻子是一个折形的小勾,而眼睛是一条线。这一点启发了我,让我有模仿着试试的欲望。于是便开始动笔画了。白天读,夜里画。画画的时候,我穿着吊带睡衣,把脚搁在另一张凳子上,形成一种体前屈的姿势。把电扇打开对着头吹,所以除了脑袋之外哪里都在冒汗。面前的窗玻璃上一夜之间又会多出很多夏夜蚊虫的尸体。新冠已经蔓延到不可遏制的地步,楼下却还在不知死活地聚众狂欢。

加州的夏天很热。我的房间没有空调,每天早上,就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冰好的矿泉水,泡一袋从亚洲超市买回来的绿茶以解暑。床上太热了,就把地板擦干净在地板上午睡。夏天的到来也意味着自然对我房间的入侵,时不时就会有巨大的长腿蜘蛛出现在房间的各个地方。生活渐渐暴露出它琐碎的本质:重复做饭,重复洗碗,重复拖地,重复洗衣服。这种循环不断抽打着四体不勤的我,构成一种非常讽刺的现实:课上我们讨论着尼采的Primordial Unity,画幅中的时间,以及各种概念,人模狗样地对所有形而上的东西大发见解;而课下我根本无法拾掇好自己的生活,只能勉强收拾出一方干净的餐桌用来吃饭看书画画。在此之前,我一直把家务劳动看作是与读书相冲突却不得不做的事,很反感,很无奈。但从这时候开始,我意识到自己对家务劳动的逃避其实是一种特权:如果我不做家务,是谁替我直面并处理了这些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琐碎?可能是妈妈,可能是外卖员,可能是家政服务,总之不是我。知识分子在强调对学术,对脑力劳动的投入的时候,是多么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这已经是多大的一种特权,需要多少人支撑起这种生活。这或许是一种劳动分工的结果,但在脱离了简单的劳动之后,我们对于基层的认识是否还能接近真实?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对基层的讨论又是否足够尊重?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

说远了,回到加利福尼亚。进入夏天之前,洛杉矶显现出地中海气候的特质,变得温和多雨。有时候一早上起来,会发现刚刚下过一阵雨。而冬天比想象中要冷得多,冷到我甚至买了一个油汀。亚马逊上没见到尺寸,送到了才发现是个宝宝油汀,还没膝盖高。但功率十足。晚上缩在被子里,把脸朝向油汀沉沉睡去,早上起来就会觉得浑身很暖。疯长的植物在这段时间也被稍稍遏止了一下,缩回到泥土里去了。我隔着屏幕得知新冠在国内爆发了。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疫情会蔓延多广,多久,多影响人类的命运和生活,改变无数个体的命运,只是很担心国内的父母,让他们戴好口罩,不要出门。

疫情之前的洛杉矶是分外和平的。感恩节的时候,Rock还从芝加哥来找我。我们租了一辆车,载上树老师一起对洛杉矶展开探索。我图好看,穿得很少,结果经常在车里冻得下不来。有一天,我们开到Getty Villa的别墅群,一路盘山而上,一直开到一面写着“End”的路牌前面才停下。美国式的别墅群在夜色中发出昏黄的光,整座山好像一个成功学博物馆。冷风中吹来一百多年前Gold Rush的汗臭。我们裹着刚从黑五集市淘来的黑色大衣站在山顶,凝视着夜幕中的洛杉矶,脚底下的城市星光璀璨。过了一会,我们身边未来建筑物的主人回来了,我们也决定从the End开车下山,博物馆的大门在身后缓缓关闭。

事后当我回想,总觉得或许在那之前,这座博物馆就已经拒绝了我。在那琳琅满目的成功殿堂里,我的导师或许可以成为个好的展览品:学术成果显著,公司快速扩张,地位无可撼动。但这样的人物总是很忙,每次我只能通过他的秘书约到他十分钟的时间。在最后一次与他见面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现在的心理学实验,无论怎样都要调用起认知神经科学,扫个脑,连个大设备,连小朋友也不放过。我的导师,一个冷漠而成功的中年男子,平静地看着我,用一种略带愠怒的语气和我说,现在的研究环境就是这样的,就是需要经费,它发展了很多年,现在就是这样的,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而改变,你觉得它有问题又怎么样?它已经存在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刚刚受到了一段对天真本科毕业生的羞辱,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突然想起,过去曾有教授称呼我为,“a cynical person”,我还为此郁闷了很久。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我却觉得这是对我的肯定。毕竟为什么这么一段发言也能让你动怒?不就是因为我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吗?Then I must be pretty good at pissing you off.

而且,如果他得知我的统计课成绩,应该会更生气。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我选了统院的数据分析,学得醉了梦了生了死了。那门统计课的班级被亚洲男子统治着,连教授也是中国人。每次走进那间教室,我就仿佛回到了初中,仿佛做了一场大梦,醒来的时候还在数学课上罚着站。身边的男同学因为不怎么好笑的笑话发出大笑,交头接耳,而我依然茫然不知所措。我和树师说,我没想到统计课还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学不好了。树师说,不会的,你很聪明的,努努力肯定能学好的。我说,我知道我很聪明,但是这些人想让我觉得我很笨。

在这层阴翳攫住我之前,生活其实已经给出了预兆。在新生研讨课上,就有前辈对我们发出过警示。大一级的学长学姐被请来给我们做讲座,每个人都一脸疲倦和不情愿。轮到一位学长的时候,他先是和前面几位一样,客套了一下,接着突然停顿,停顿之后像血液沸腾了似的大声说,All they care about is your academic production. If, if you are no longer academically productive, you means nothing to them。我和一群同是刚入学的血气新生坐在一起,大受震动,感到心里的一束火光,突然倏地熄灭了。

同样是这一天。导游向我们介绍倒流泉的历史,说每年期末的时候,都会有学生站在泉眼里边喝酒跳舞,和加州另一所高校到了期末就有naked run一样,是一种仪式。我不会喝酒,稍微喝一点就会头晕,也不会跳舞,肢体很不协调,但我能想象他们那种无所顾忌的快乐,不断提醒我,你很年轻,你才二十几岁,你有无限可能。就好像TED Talk里面那些不断鼓吹科技与人类进步的学者一样,他们想要我们相信,想要我们相信,模型是有效的,科技可以让未来更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让社会分配越来越公平,虽然所有的模型都是不完备的,虽然学科的壁垒越来越高,虽然大部分的他们只能做有经费的科研,虽然经费的分配权操于上,但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社会一定会不断进步,一定会的。

同时,我也明白自己无法加入他们,是因为无法对这种快乐感同身受。我一直无法理解美国白人的生活,无法融入,我不理解快乐为什么会这么简单,这么单纯而轻易。亚洲人的快乐背后似乎总是掩映着一丝忧愁,忧愁背后又有一丝焦虑。这种感觉过于微妙,是我在中国成长二十年的烙印,仿佛当我试图去忘记,去单纯地快乐的时候,我的身份,那些他们天天强调的identity,反而慢慢丧失了。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总是在抱怨这些不如意,难道生活没有好的一面吗?当然有。黄昏的时候,洛杉矶的夕阳烧得天空好像要坠落。秋天的雨后,图书馆旁边的草地散发出好闻的味道。学校咖啡馆的冰沙非常好吃。倒流泉很美。在芝加哥博物馆里,见到了梵高与Rene Magritte的真迹。院长理解了我的困境,同意了我换导师的请求。朋友们无论何时,都向我提供着无条件的帮助。但如果你说,难道这些还不能让你感到满足吗?不能。我已经厌倦了进步主义的叙事,难道一个cynical person的自白,就没有被听一听的必要吗?

在来到洛杉矶之前,在离开中国之前,在本科毕业之前,在认识G之前,在所有故事开始之前,一天,我突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恭喜我已经被录取了。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阳光,无垠的海,夏天,春天,冬天,像天上的雨一样向我落下来。在被录取之前,我一直傻傻地听一首歌,歌里说,it never rains in California, it pours, it pours。无限的可能把我浇了个湿透,时针和分针开始转动。在启程之前,G给我发来打雷的歌,记录着没有时差的最后一天。一切都闪着金色的光芒。我亲亲海豹,说,走,咱们去见见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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