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萬里
高原萬里

香港人,居英國,好遊牧。不想繼續因為生活而遠離文字,現在又努力重新執筆中。沒有了不能活下去的東西有:蝦子餅、咖啡、小說、旅行和麵包。

「北門口是殺人的地方!」

讀韓少功的〈北門口預言〉

〈北門口預言〉是韓少功的小說集《鞋癖》裡的其中一個短篇,看這書是好幾年前的事了,不過印象很是深刻,我連看完〈北門口預言〉那時自己在什麼地方,在做什麼都記得很清楚:那時母親的吊一半出了事,我立即搭船過了澳門,幸好最後人沒有什麼大礙,〈北門口預言〉就是我坐在醫院病房外時看完的,我還記得,看完那一個,感受深到,腦中一片空白。

〈北門口預言〉寫的雖然是古代,講的卻是中國現在光怪陸離的社會。以前的中國文人不可以寫當朝的事,只可以借古諷今,還不一定不會惹禍上身,其實現在的中國社會,還不是一樣?中國在骨子裡,完全沒有進步過。這讀後感其實是舊文,不過我常常都會想到它。現在疫症當下,在新聞上看到當局起初怎麼瞞、提出問題的醫生怎樣被警告、沒錢沒勢的人如何得不到醫治、湖北省突然出現的大量二氧化硫⋯⋯生為中國人,生命何其輕賤?想起寫在三十年前的〈北門口預言〉,對照中國社會裡的種種,真實到,讓人覺得怵目驚心,所以修改了一下,放在這𥚃。


《鞋癖》裡收錄了二十一個短篇小說,書寫時間橫跨1987至2009年,如果要粗略地分類的話,寫於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上期的,多是文革前後的農鄉狀況,又或者是作者當年上山下鄉的所見所聞;而寫於千禧年之後的作品,更多是反映改革開放多年之後,中國現今社會新的面貌和怪現象。

〈北門口預言〉這一篇,寫於1992年,篇幅很短,所涵蓋的時間卻很是開闊,從遙遙兩千年以前的一個石俑一直到「預言」中的未來,而且不只時間,在故事舞台的開拓上,一樣大刀闊斧,這並不是說小說在空間上跨洋過海,一整個故事就只發生在北門口,可是北門口這個類似鄉鎮一樣的地方,卻並不平凡。

故事一開首,韓少功即說:

北門口是殺人的地方

然後,在緊接著第二段中,作者一口氣帶出了這裡有城樓,樓上有烏鴉,還掛著「古道雄關」四個大字,日照打下來,城樓的影子「凌空欲下」,直撲到順河水進城的外地人的頭上,青苔漫爬,蓬蒿叢生,如此氣勢,讓不知就裡的外地人直覺「這裡一定發生過什麼大事」,可是又「無從打聽」。開場不過百多字,已現出北門口這個地方一片肅殺、神祕卻危險的氣氛。

接下來,作者把筆鋒轉向北門口的人,都很生動,例如運來外地人的河上有密密的搗衣聲,街面上很多老嫗,都在擺賣,北門口除了一般貨品,還出鴉片和槍。再走過去是牛馬市集和飯店,男人們買賣成交了要去喝酒找樂的,飯店廚房裡一鍋濃濃用來熬菜熬肉的湯,萬年翻滾著,有人有動物有吃的也有拉的,還有漢子們喝到酒酣耳熱時的鬥歌,場面越來越熱鬧而氣味也越來越濃烈。市面上是一片正常的人生百態;但同時,作者卻一而再地提醒著我們北門口是什麼地方,一共三次:

北門口是殺人的地方(一開場)
北門口以前是殺人的地方(推進,並帶出歷史性)
北門口是殺人的地方(再次推進,並帶出當地人如何與這 “殺人” 共存)

北門口人對於行刑亦已是司空見慣,只要不殃及自己,看人殺頭其實是一大娛樂,後來社會文明了點,斬首改成了槍決,北門口人還嫌不夠過癮。 可以說,殺戮和血腥已經是北門口人生活的一部份了。 有趣的是,作者在這裡用“殺人”這個詞,而不是 “處刑”、“處斬” 。“處刑”、“處斬”這一類官方式的字眼,在很大程度上把整件事正當化了,就好比在戰場上說 “殺敵” 而不說 “殺人” 一樣,然而,披著王法的外衣的屠刀之下,到底有沒有是非之分?

〈北門口預言〉中詳細記錄著的處刑只有兩次,首先是一個土匪,明明是匪,卻被描寫得更像一條好漢,不只殺得劊子手一臉狼狽,行刑前還大嚷「姓彭的你⋯⋯等著」。 第二個被作者用更多筆墨去記錄下來的死囚王文彬,本來是官,後來又成了匪。 原來在北門口,官匪難分,有時角色還可以互換(想想現在中共的所謂「官」,世界上有什麼正常人,是可以拖著一行李箱的現鈔去巴黎香榭大道買名牌的?)。小說中的王文彬,其實是個銳意改革,為人清廉的好官,上到台想在濁水中引入清泉,可是人們有時最忌諱的,就是一個 “改” 字,他不貪,連帶底下做事的人想貪都貪不得,諷刺的是,那些明明因為他的新政受惠不少的一般百姓都覺得他不貪不嫖不殺不像一個官,明明做的是好事,卻引來一城人滿肚子的不滿。後來來了一支新的軍隊(軍閥時代?),王文彬一下子被標成土匪,一樣在北門口被斬了,他媳婦來到城門前喊冤時,喊出來的其中一個名字,就是 “彭” 家大叔。這個從不浮出水面來的 “彭家大叔” 又是誰?處死土匪時喊的是他,處死良官時喊的也是他。在每一場死刑秀的背後,分明埋藏了很多故事。

到後來時移世易,城門前再不吹號行刑,街上又是百貨公司又是郵局又是銀行的,一片新面貌,人們從一個工地裡刮出一個西漢時代的石俑,有人傳說從石俑冰冷的臉上看到了枉死的王文彬的面影。是從前的俑像今天的人?還是今天的人長得似從前的俑?一古一今,彼此隔著兩千年遙遙呼應,他們所共享的面貌,彷彿也暗示了一個民族兩千年來的善惡、榮衰、荒謬和徒勞。

(石俑)雙眼平視遠方,嘴唇緊閉,似乎不願說出往事。
我摸到了他(作者用 “他”,而不是 “它”)的腿,感到一種刺心的冰涼⋯⋯我不知道這件古物的製作者是誰,也不知道當年製作時是否參照過什麼人的面容,但我摸到了兩千年的冰涼。

石俑是無名的,他在兩千多年作為一個社會或是漢朝廷的一份子,到底擔任了什麼職責發揮過什麼功能,作者沒有交代,我們不得而知。而枉死於近世的王文彬,他在石俑出土之時,其實已被大部份人遺忘,他生前的功績只是徒勞,就連他遺書中為民而枉死的感歎,也沒有人看得懂。

讀韓少功的《鞋癖》,會發覺自己一次又一次碰到這一類形象單薄的人物,不是他們個性不分明,而是他們在大家大國大發展大道理中,是死了也沒人察覺、死了也不足掛齒的小人物,像〈土地〉(2004年)中代表著離鄉背井打工的農民的鳥,也是無名的,在「我」 的手裡「像一片影子」;在〈月光兩題〉(2004年)中,付不起醫藥費而讓癌症一點一點地侵蝕自己的劉長子是「一片火燒雲中」一個「孤獨的剪影」,他那在外地工作到要替老闆生孩子,工錢卻一塊不少地寄回來養家的老婆,也「從來沒讓我看到過正面」,「是一個躲避目光的影子」。 想想現在,疫症未完未了,中央卻心痛他的 GDP 而大喊著要全國覆工。沒事的時後人們也許得意洋洋,有事的時候,你的國家真的愛你嗎?中國人也好、香港人也好,難道我們也不是這些淡薄得一掐即碎的 “影子”?或者,比影子都更要微小 。

〈北門口預言〉雖然題為「預言」,卻幾乎通篇故事都與預言無關,只是在最後一兩段,作者把「主要」的故事都已經說完了,才「附帶」說起十年前一個路過北門口的白髮老人的提起過的一則預言, 說這裡日後會「土裡出金,河裡流血」。 小說寫於1992年,內地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十數個年頭,在一些沿海地方及行業中,已經開始見到成果,到今天,中國已經發展到擁有連西方各國也十分忌憚的財力和國力,確實是「土裡出金」。另一方面,「河裡留血」正是指隨著發展而來的嚴重污染。 從描寫北門口的人和事到最後兩則突然被順便提出來的預言,小說好像從這裡分成前後兩截,彼此並不連貫,可是,兩則預言其實緊緊呼應著前面所述:「土裡出金」的發展(經濟改革)對照著王文彬的反貪反腐反嫖富人加稅窮人讀書(政治改革);「河裡流血」的 “血紅色”,更是從文章一開始的「北門口是個殺人的地方」,一直帶到小說最後尾,從殺戮的紅到化工廠的紅,到代表著革命的紅,到整個民族一起扭頭向錢看時眼裡出現的紅,鋪天蓋地:「 紅了牆瓦和道路,紅了晾曬的衣衫,紅了老人的白髮,紅了雞鴨和豬狗,甚至連人拉出的糞便也泛紅。我曾見到某家的一隻老鼠,如全身抹了胭脂,一道紅光射入衣櫃底下。」 好比纏繞著這個民族好幾千年的執迷與瘋狂一樣,這「紅」滲透的不只江河土地,還有人身人心。 因此,北門口的「預言」也是「寓言」,一路寫來,直寫到一整個民族最哀愁最絕望之處:

這條陌生的河流,閃著月亮的波光,流向嘩啦嘩啦的黑暗。在波光熄滅的前面那一片河灘,野渡無人,有一條隱約可見的空船,似乎也將滑向無邊黑暗不再回來。

看到這裡,好像已經可以為一個民族寫下結語,那裡沒有出口。

所以作者說,他要「走出紅色」。

走出「紅色」?中國人走得出去嗎?鐵腕統治七十年,禮義廉恥跟著一次又一次的群眾運動和千萬人的生命一起化為烏有。今日剩下的,只有最上位絕對的權力和下面死了也不痛不癢的14億人。更悲哀的是,疫症過後,只要拿幾個小官來「祭旗」,14億人可能很快又會回到歌頌國家功德無量、還要迫全世界歌訟自己的功德無量的日常中。不管朝野怎樣更替、經濟如何起飛、城市怎樣改頭換面、男男女女身上可以掛上幾多件外國知名品牌,也許我們北門口人在骨子裡,始終緊抱著同一份愚昧和腐朽,就好比連繫著西漢石俑和王文彬那一片模糊又相似的面貌,千載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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