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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的功能與象徵轉換

昨天看到消息,昨日香港新冠肺炎確診人數激增到48例,累計確診人數達到257人,相比前天的25例又增加了不少。新增的患者中絕大多數都是境外輸入,而唯一一名本地感染者是一名計程車司機,每天往返於機場。隨著歐洲新冠疫情的持續升溫,大批曾經前往歐美國家躲避疫情的香港人,被這無形的壓力推回了曾讓他們感到不安的香港。根據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主任在記者會上的説法,境外輸入病例的激增狀況仍然會持續一段時間,雖然我們希望高峰期只屬短暫,但在複雜的形勢面前,誰也沒有信心宣佈曙光的到來。

出門走走,樓下的商場、地鐵站裏來往的市民無不戴著口罩,誇張一些的用防毒面具代替,仿佛這不是在經歷一場流行病而是一次毒氣戰。當然,在特殊時期下,平日裏看似誇張甚至喜感的造型并不會令人感到過分驚異,大家都只是行色匆匆地路過彼此。回想半年前的返修例運動中,口罩和防毒面具在警察的眼中還是暴徒的象徵。而如今人人自危的狀況下,所謂的“暴徒”身份也就變的模糊和不那麽重要了。轉而,口罩的功能從當時的掩蓋身份、防止催淚彈攻擊演變爲了對不可見的病毒的防護。之前頒佈的《禁蒙面法》,在這次疫情面前,看上去更像是一個讓人笑不出來的笑話。因此,令我感興趣的是,口罩作爲一種客觀上用於過濾有害氣體、氣味或者顆粒物的防護用具是如何在不同的社會實踐中不斷被形塑出新的功能以及象徵的。

相比起香港,日本社會似乎對於口罩的執念更深。日本2018年口罩年產量為55億個,而其中家庭用口罩的數量約占總量的80%,并且在這55億的總產量中,有44億是在海外工廠加工並運送回國銷售的。按照2015年日本人口普查的家庭戶數統計,平均下來,一個日本家庭一年中使用的口罩數量大概在78個,也就是大約每5天使用一個口罩。相比起意大利、法國這類較爲開放、習慣於親密接觸、將戴口罩者等同於病人的國家,以口罩文化出名的日本則顯得十分另類。

從日本口罩文化的歷史性上講,日本人對口罩的依賴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與疾病相關。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帶走了將近37萬日本人的性命,當時的醫療條件十分有限,爲了防止流感病毒傳染的擴大,普通民衆紛紛戴上口罩,同時官方也下令不使用口罩不予乘車。然而,這段過於久遠的歷史并沒有在現當代的日本民衆中留下太多的記憶。二戰後日本經濟復興,重建房屋需要大量木材,為滿足需求日本政府將擴大植樹林計劃定位國策,選取的樹木是自江戶時代以來便被作爲重要建築材料種植的杉木。杉木在樹齡為30年的時候會開花並散播花粉,加之城市中的瀝青路面阻擋了花粉進入地下,導致很多人患上了花粉症。據統計,至2000年,日本已有2000萬人患上花粉症,一到春季,漫天的花粉加上擁擠的城市空間,越來越多的人被迫戴上了口罩。不過,口罩文化在日本社會真正的爆發點來自於17年前的SARS。病毒爆發期間,口罩被一搶而空,群體恐慌加劇人們對於口罩的依賴。不過日本當年并沒有SARS確診病例,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官方的衛生健康教育和民衆自上世紀以來養成的自我保護意識。2009年的H1N1進一步強化了日本社會對於口罩歇斯底里的態度,這類新聞記憶和歷史記憶直接影響了日本人對於口罩的看法。

可话说回来,日本人的口罩一戴上仿佛就脫不下來了。歷史上的疾病原因并不能夠完全解釋爲何很多日本人在并未患病的情況下也佩戴口罩的現象。在朝日電視台的節目調查中,有14.4%的日本人全年佩戴口罩,25.7%的人在冬天佩戴。沒患病也戴口罩的三大原因分別是:保暖、女性不化妝出門也很安心以及不讓人看到臉會比較安心。后兩條原因則適用於多數年輕群體戴口罩的行爲。相對於在疾病面前被迫采取的個人防護措施,在未患病的情況下依然戴口罩的行爲表現出强烈的社會性。日本社會中,口罩除了在客觀上能夠阻止花粉或病毒進入呼吸道,還起到了公共空間中隔離親密人際關係以及營造理想化自我的作用。日本的社會規則、秩序和禮儀十分嚴密。例如其地鐵站中持續了40多年的禮儀和規則教育,通過細緻的海報和廣播使得”地鉄上不應打電話“”不在地鉄上化妝“”不高聲説話影響他人“等道德價值進入民衆的潛意識當中。但這也導致了人際關係往往停留在守禮、剋制且冰冷的社會角色溝通之中,這雖然是大城市的通病,但在日本社會中卻尤爲突出。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女性不化妝便素顔出門會被認爲是不尊重社交禮儀。龐大的社會壓力和他人異樣的眼光迫使不願化妝或者來不及化妝的女性選擇戴口罩保護自己。不同於疾病下的自我保護,此處的自我保護是一種社會互動中創造的需求。此時的口罩轉換為躲避社交壓力的象徵。

同時也有很多人認為戴口罩將臉遮住會比較安心,一方面通過口罩隔絕不必要的社交应酬尤其是陪以笑脸,另一方面,矛盾的是,戴口罩的女性似乎会被认为更有异性缘。日本媒體的調查顯示,45%的男性认为所谓的口罩美人更有魅力,惹人浮想联翩。

由此可見此時的口罩為自我和觀眾創造了一個理想化的形象。精神分析學家拉康提出的鏡像階段揭示出自我即他人,是一個想像的、異化的、扭曲的或者是被誤認的對象。嬰兒時期我們通過鏡像中被腦補過的他者識別了自己,將鏡像歸屬於自己,建立了主體認同,並且這類型的他者構成了我們未來人際交往中的認同模式,使得這種形式被歸屬為一種“理想我“的狀態。主體就是在與不同他者的互動中被不斷地被認同然後破滅,重複發展。以口罩的理想化自我形象為例,一方面,鏡中戴著口罩的個體形象有效地掩蓋了我們五官上的不足,營造出一個虛幻的神祕的他者,因此一旦接受了口罩的理想我形象就很難回到前一個鏡中的理想我。另一方面,在社會中的主體識別更加依賴於他人。他人為口罩的理想化自我提供了目光判斷和肯定,例如在社交場合下稱讚戴著口罩的某人很可愛。並且戴著口罩的他者形象也成為了口罩主體的鏡像參照,在相互的想像和誤認中強化了口罩作為理想化自我的象徵。而相反,摘下口罩將使得觀者和自我的想像落空或者歸於現實。

最後,回觀香港去年反送中運動中的口罩形象時可見,口罩作為集體認同的標誌同樣發揮了很大作用。雖然戴上口罩抗議者一開始是為了防止催淚彈攻擊以及身份曝光,卻也在無形中通過口罩強化了群體認同感,尤其是通過一致戴上黑口罩的行為,這同樣也可以被看作是在以他者為鏡像的主體再識別的過程。黑色口罩象徵著一種階層間的或者與權力的區隔,也象徵著一個想像中的共同體。對於抗議者而言,黑色口罩將在街頭挑戰警察的他們區隔於濫用權力和暴力的執法者,這彷彿是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再者,返送中的街頭藝術形象中也出現了大量的身著黑衣戴黑口罩的青年人,通過衣著和口罩的表態,以一個集體的整體的形象傳達與權力抗衡,追求民主,懲治權力濫用的心聲。

客觀事物的功能和象徵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被人為賦予意義並塑造的,如果說在這些不確定中有什麼是穩定的話,那可能只有變化本身了。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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