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优先的意义——孙杨事件背后的群体性和表演性

"我们更需要提问的，不是哪个意义正确或哪个意义错误，而是在一个形象的众多意义中哪一个是被优先选中的。”—— Stuart Hall

作为观众而言，或者说作为人类而言，我们是在不断地创造意义以及选择意义的过程中理解这个世界的。然而在当代中国的网络社会当中，这种意义的选取过程正在不断被规范化和狭窄化。也就是说，网络空间中看似复杂的声音正在逐渐经历着一种自我规训和个人表演的过程，尤其是当观众所接受的新闻与国家形象沾边，那么观众会下意识地将复杂的问题化约为国族区分和利益对立，在这被优先选定的意义的大前提下，其他的意义也会被选中用以对优先意义进行辩护。并且，将Hall的观察再往前推进一步不仅存在被优先选中的形象意义，而且存在着被优先选择的形象或者所谓的“现实”本身。

此次孙杨遭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禁赛8年的事件便很好地体现了过于集中的优先意义和“真相”对理性思考空间的阻塞。

伦敦奥运自由泳400米夺冠，1500米破世界纪录，中国男子游泳奥运首金。这是孙杨在微博身份认证中的说明。多个首次，他为中国带来了世界级的荣誉。而这次遭到禁赛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带来了世界级的丑闻。事件经过不必赘述，而令人瞩目的反倒是网民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出的态度的前后反差。该新闻一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引起了极大的民族情绪，他们愤慨于CAS的判罚不公，强调IDTM检测人员资质问题以及抗检的正当性，最后不忘提及大量违反兴奋剂规则的西方国家以显示惩罚的不公以及西方有组织有目的的反华行为。然而没过几天，舆论风向快速转变， 之前还被描绘为西方霸权受害者和国家身份象征的孙杨，转眼间成为被官媒漠视，观众唾弃的本国霸权受害者。

其实，将个人遭遇与国家尊严划等号的现象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并且在体育界尤甚，无论是对于观众还是对于亲历者本人。本身体育赛事就包含了政治因素，是各国在和平年代展示综合国力的舞台。对于中国运动员，将个人身份与国家身份捆绑无疑是一项明智的举措，不仅可以提高运动员在国内的声誉和支持度，还可以获得合作品牌的经济支持。毕竟，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谁不想通过中国这块“金字”招牌来为自己争取利益？因此，国际赛事舞台上的个人表演就显得尤为重要。厄文高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将剧场理论引入社会学研究，探讨了个人在群体间的角色塑造以及广泛存在的表演性特质。

人与人交往的情景，是由表演者和观众所共同定义的。这不仅需要表演者/剧班能够精准地将所预想的角色身份传达给观众，也需要观众的默许和赞同来使这一过程完整。而网络空间的放大作用使得受关注的个体不得不更加谨慎细致地维护自己的前台角色以避免观众察觉其后台的真实人格。然而网络中的自由信息流导致了前台维护的困难，因此网络空间中的情景定义不仅需要依靠精心策划的表演行为，更需要警惕媒体或观众倒戈相向对其形象的破坏。同时，我们还能看到，网民/媒体在表演者角色塑造和情景定义互动中正在发挥着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他们的作用不再局限于类似传统社交空间中使相应情景完整的功能，还在于协助表演者/剧班形象的升华或促成其倒台的主动力量。如此看来，对公众角色尤其是运动员来说，与观众/媒体之间最好的黏着剂就是国家主义。因为如果说在中国有一个庄严到无可置疑的形象，那一定国家本身。然而，离那面火热的红旗过近的人，也可能遭到它的反噬。孙杨便是其中之一。

对于孙杨而言，他在网络社会中所呈现的前台是为国争光的优秀运动员，是维护国旗尊严与仪式感的爱国者，是在背后刻苦训练不畏病痛的奋斗者。他最有力也最有争议的一次国家主义角色表演源于2018年8月19日的雅加达亚运会。他站上冠军领奖台，国歌响起，仿佛周围的一切均与他无关，喧闹、嬉笑或祝贺。在他等待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刻，由于悬挂国旗的横杆突然断裂，导致三面国旗掉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孙杨，双手捂脸不敢相信，但随即，见现场没有任何动静，他便走下领奖台与一旁的现场官员进行沟通。““可能他们的工作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关乎到祖国的荣誉，所以我要求必须再来一遍完整的中国国歌，再来一次升旗仪式。”孙杨的这一举动让央视直言：“给100分，不怕你骄傲。”新闻报道中的孙杨赚足了眼球，此刻的他，不仅仅是功勋卓著的游泳健将，更是国家形象的维护者，是闪耀着荣光的伟大传奇，面对成绩，他看似是怀着一颗单纯的为国争光的心。然而，这看似完美的前台却因为孙杨领奖时所穿的其个人的赞助商361°提供的运动服而产生了裂隙，使观众得以从中一窥其后台的个人主义倾向。根据契约规定，孙杨在领奖时本应身着中国代表团官方赞助商安踏所提供的制服，他个人这一看似”无心“的举动并没有因为他维护国旗尊严的行为而被忽略。反倒是被媒体抓住而放大，批评孙杨不尊重契约精神。同一时间的两种声音相撞，孙杨则选择了一种更加强烈的国家主义表演以应对。可能在他眼中，将国家主义这一更为优先的意义提前可以帮他掩饰在契约精神上的不足。

隔第二天的颁奖礼上，他虽然身穿安踏的服装但却刻意用国旗遮盖了它的logo。在这一符号层面上的国旗被平添了保护伞的含义，仿佛国家形象可以被个人所利用以掩盖自己的错误。孙杨通过这一行为揭示了本不应该被透露的剧班潜规则，将过于出挑的个人形象展露在世人面前，以一种近乎反叛的爱国举动为其角色增添可靠性。其性格的张扬以及其他争议性的举动加之这次的”暴力抗检“，共同促成了其网络空间上角色形象的垮台，更通过妈宝男这一形象将其后台人格暴露无遗。

这场由众多媒体网民参与的孙杨形象维护工程最终以观众倒戈、官媒割席为收场。其中透露出了中国特有的一种集体性。一方面，孙杨的事件对众多曾支持并义正言辞发声的国家喉舌、宣传机器的可靠形象造成了打击（俗称”打脸“）。例如：观察者网2019年11月22日发布的名为《快来康康，西方霸权如何以正义之名迫害孙杨》，曾完美地通过对事实的拣选、意义的优先营造了一场西方敌对势力迫害无辜运动员的神话。首先质疑血检官资质，怀疑西方机构刻意找茬孙杨，将检测官个体与抽象的西方势力绑定，接着，通过听证会现场录像传达出孙杨对公平公开的药检程序的呼吁，最后质疑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是否真正在为公平体育、反兴奋剂事业做贡献，举例说明西方各国均有运动员通过钻漏洞的方式规避反兴奋剂组织的惩罚。最终3月份的判决下来之后，观众集体涌入这一视频进行冷嘲热讽。不难看出，在对孙杨的形象维护中，媒体选择性地通过对于”他者“的事实报道，强化一种各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割裂感以达到支持本国运动员的效果。这则报道从事实性上来说并不存在很大的争议点。但恰恰是对某些事实和意义的优先报道导致了偏差的真实。意识形态被包裹在对他者的质疑中，己方潜在的错误可能性却闭口不谈，所谓公正又何以谈及？并且，此处的公正是相对于中国人的公正，一旦我方利益或国际名誉受损，便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公平公正之名，行狭隘民族主义之实。

另一方面，在3月份的庭审结果以及现场视频公布后，神话破灭，孙杨幼稚冲动的后台角色身份在压力之下暴露，孙杨母亲糟糕的庭审表现使得其雪上加霜。一夜之间，风向大变，媒体噤声。此时，一部分观众才真正发挥了对表演者角色身份的质疑作用，这种质疑又往往与一种道德或人格评判相挂钩，例如不诚实、不尊重他人、过分自大等等。不仅是这一次事件中体现出的前台缺陷被展露，过往的负面新闻也被挖掘出来以作证其实际人格与表演角色之间的巨大落差。但依然可以说，大部分的观众自始至终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围观姿态看待此事的。而这种网络围观与跟风评论是直接相关的。大面积的所谓”无脑支持”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集体压力下的个人表演。这种压力不必是真实存在的外部威胁，而是一种多年以来通过自我实践（模仿/跟风发言/被带节奏）所养成的角色身份。此处的身份并不强调主体性，只在乎一致性。因此，即使如今在孙杨及支持他的媒体被人人质疑和打脸的网络空间下，这种群众间的表演性和围观性也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只不过调转了车头而已。而这类煽风点火、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态度与官方媒体的“冷静”批评形成了鲜明对比。

最后，官媒在维护孙杨被打脸后所采取的割席态度显示了，在更加优先的意义和形象，即国家形象和民族认同面前，作为曾经的宣传工具的孙杨不再值得他们为其抬高以及维护角色。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的个人微博中可以看出其前后态度的转变以及官方媒体在进行报道时的对意义的拣选方式。去年7月份霍顿拒绝与孙杨合影的事件发酵后他便第一时间为孙杨进行维护，微博内容中充斥着对霍顿的敌视以及对澳大利亚国民性的贬损。正如上文关于媒体优先报道的论述，从他采取的角度不难看出，其言论不仅通过抽象地制造东西方敌对来利用他者强化民族愤怒与凝聚力，而且通过中国传统家庭叙事和历史叙事中折射了一种特有的中式伦理观（个人与家国间的紧密联系/历史受害者身份），是在特定语境下对现实的包装和利用。

而今年2月28日的微博，老胡一改批评霍顿时的激进态度，开始主张就事论事，不希望这件事上升为一种和国家荣誉相联系的战斗情绪。然而，你胡锡进当初骂人家霍顿是“没教养的混小子”，”丢国家的人“时为何没有意识到这同样是一种刻意煽动国民战斗情绪的卑劣做法？不过，这其中的矛盾之处也自有其连贯性，那就是以从国家形象为优先条件的宣传策略。无论是民族情绪也好，客观论断也罢，都必须带配上意识形态的外衣才能呈现出去。

现实是可以被加工的。而这道加工则需经由跳开特定族群身份或意识形态影响的局外人来揭露，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被优先的、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时，都应该试图跳开单一框架的束缚，从多个角度看待现实。正如萨伊德所说，”所有知识策略中最卑劣的就是自以为是地指责其他国家中的恶行，却放过自己社会中的相同行径。”最最可悲的莫过于成为这个社会的帮凶而毫不自知甚至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