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我和汪三儿，同学情谊经不起感情波折

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12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生之舞》等。定居悉尼。

原题

我和汪三儿

作者：陶洛诵

邢台军训

在邢台军训的十天里，六点钟，军号一响，必须迅速起床，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尽快洗漱完毕。列队出操跑步，学《毛选》，吃早餐。没有太艰苦的训练，最不习惯的是星期天休息，只吃两顿饭。早上那顿要在十点钟半钟吃，大家饿得嗷嗷叫。

每班十几个女生，一个战士当班长。我们班长姓冯，老实巴交的河南小伙子，个子不高，脸色黑红，几乎没听到他说话，大部分时间，带我们学毛选，任由我们发言。

最吸引女孩目光的是五班长，一个高个子眉清目秀的农村学生兵，他和其他战士一样，目不斜视，视我们为无物。

五班里有一个女孩叫姚雨虹。是我女十二中初中不同班同学。1964年毕业生四个班，只有我和她考上师大女附中，但我俩不认识。

她黑黑瘦瘦，并不漂亮。却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劲儿，与众不同。她是干部子弟，是独生女。有人给她贴大字报，说她酷爱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并把自己的卧室全部用粉红色装点。我不由对这位有个性的初中同学心生好感。但是高江宁说恨不得杀了她。因为她来例假肚子痛在床上（还是上铺）坐着，拒绝出早操。

八月一号，我们接到紧急回京的命令。冯国祥班长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收拾行装。我把纱制蚊帐塞进背囊，有几本毛选单行本我写上：“送给班长冯国祥同志，谢谢你！”递给他。他没要。

看着这群十七八岁女中学生的离去。战士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恐怖的师大女附中

话说八月一日，我们这只从邢台乘火车回到北京的军训队伍一进校门，又是让人傻眼的一幕。

“你们演猴戏，为什么拉我来看？”这是作家叶圣陶的孙子叶三五后来坐在轮椅里对我们朗诵他一首诗中的一句。

宫廷里的两派在斗，一派想把运动纳入正轨，一派希望越乱越好，乱中取胜。我们军训被调回来，学校已经失控。我们背着行李站在操场上目瞪口呆，没人理我们。

参加集训的同学比我们更早回校，一个个忙着到食堂打饭。食堂的玻璃窗上，宿舍楼（有人自贬为小姐楼）墙上字迹拙劣的蓝纸黑字或白纸黑字的竖条标语。“打倒资产阶级狗崽子！” “打倒黑五类子弟！”还有一副在运动中被奉为圭臬、杀人无数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我首先想到我的好友汪静珊，她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一哥一姐，下面有一弟，在班里绰号汪三儿。她对我说过：“爸爸参加过军统。”而且前不久她姐姐，毕业于女附中考入北大地球物理系的高材生在四川“四清”时自杀身亡。

汪三儿跟我说，在高中时的快乐时光都是和我在一起度过的。这让我受宠若惊。因为她又漂亮又聪明又可爱，是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

她拿学习作为一件玩儿的事情，我发现这一点是有一次我到她家，问她干嘛呢？她回答说：“玩儿日文字典呢。”

多年以后，乔雪竹评价我是个非常安静的女孩子。那她是没瞧见过汪三儿。汪静珊和她的名字一样，她妈妈说她在什么地方都是静悄悄的，但她脑子可没闲着。

有一次，她到我家，我们一起做饭，她负责揉面。她说：“灰面，灰面！”我们都笑了，因为我们家是安徽人，管面粉叫“灰面”，我们笑声还没停下来，她又冒出一个词：“淹涵！”逗得我们笑得更厉害了，这是我们家对下水道的称呼。这些小细节都没逃过她的耳目，她的观察能力与领悟能力可见一斑。

她姐姐在四川失踪了

汪三儿家住在离我家两站汽车路之遥的锣鼓巷胡同政法大学宿舍里。我们来往频繁。我们星期六一起去天文馆看星星，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我们肩靠肩学唱歌。

《外国民歌200首》上的“罗梦湖”，我们一起学的，歌词是：

傍着青青的山依着碧绿的水

太阳照耀在罗梦湖上

我和我爱人一同来这里遊逛

在这美丽的罗梦湖岸上

你走山路我走平原

我要比你先到到苏格兰

但我和我爱人永远不能再相见

在这美丽的罗梦湖岸上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相爱却不能见面，现在才明白这歌词的含义。

有意思的是，汪三儿喜欢模仿我穿衣服。我穿一件米黄色的卡机布半圆领上装，她也找了一件穿上，我们俩站在一起，班里的戴着一千度眼镜的顾乃昭说：“看你们这两棵豆芽菜！”

我妈妈让裁缝给我做了一件紫红包灯芯绒的上装，她立刻也做了一件。 

在军训的十天里，我一有空就想着汪三儿，回到学校看见这番青面獠牙的架势，深感不妙。我背着行囊直奔汪三儿家，她正坐在地上哭泣。我惊问她怎么了？她说正在收拾姐姐的遗物。看到姐姐的日记里写道：“......要不然就大病一场回北京，要不然就死。”

早在五月份的一天清晨，汪三儿走进教室，远远地用怪异的眼光看了我一下，就坐下痛哭失声。我赶忙跑过去，有同学比我还快，从她手里拿过一张纸，上面写着“入团申请书” ，前面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姐姐被万恶的阶级敌人杀害了......”

她姐姐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四川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失踪了。尸体从河里打捞上岸，背着口锅，锅里有大石头。先作为烈士埋在烈士陵园里，后来又说是自杀，移了出来。

我们班核心李小琦同学当众说：“自杀还想装烈士！”静珊就哭，对我说：“不是这样的，我姐姐会游泳，怕死不了！”我说：“班核心懂个屁！”

到现在这也是个悬案，许多认识她姐姐的北大同学都说：“汪静愉根本不可能自杀。”小琦则认为是看见斗地富和他们的子女，想到自己。

我劝她别哭了，日记也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就带她去我家，想跟她好好聊聊。没想到一进门，妈妈神色紧张地说：“回来的正好，帮助家里清理四旧！” 

我烧毁了爷爷的手稿

我选择了三样东西毁灭，一本线装书《韩非子》，一部爷爷用毛笔蝇头小字写的经济学手稿，一张爸爸妈妈的结婚照。

我出生在一个中国典型的书香门第。我的祖先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我们家族这一支从江西迁到安徽舒城，供的是“爱菊堂”，有族谱。到我这儿，是有字辈，取自“仁德有余馨”。爷爷给我起名洛诵，同时还赐给我一个号：有庆。

我的曾祖父陶鎔是清朝举人，google上说他是维新派人物。我爷爷陶因十九岁时考取官费留学，先去日本十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又去德国柏林大学深造两年。回国后，被时人称为“南陶北马”的经济学家。

近期，我得到了爷爷学生写的纪念文章，里面提到了被我烧毁的手稿。 

我用火烧，把灰烬倒入脸盆的清水里，汪三儿用她细白修长的双手攥水中的灰烬，让它们融于水中，然后倒进淹涵。

我失去了汪三儿

人的一生是个不断得失的过程。在朋友方面也是如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非常庆幸的是在我的身边有几个志同道合相亲相爱不离不弃生死相依的新老朋友。

可是可爱的汪三儿却弃我而去，我承认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遗憾，我对我们俩曾经的友谊和感情非常珍惜与留恋。

“作文的语言像詩一样。” 高一的时候，她笑着向我走来说的第一句话。班上四十个同学她并没引起我的注意。尽管她很美潜力无穷，可是她太安静了，从不发言，从不出声，大家也就把这视为理所当然，她是我们班最单纯的女孩。她竟选中了我，向我走来了！

1967年春天，在文革第一波残酷的风暴后，我们学校里和社会上呈现了一段短暂的可以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欣欣向荣的时光。喧嚣一时的红卫兵失宠，中央文革号召大家跟他们斗争，说他们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先带着汪三儿几个女生办油印小报。后来我加入遇罗文牟志京创办的《中学文革报》，当时我哪里想到，这竟是改变我和汪三儿关系的原因。

她笑着对我说：“怎么，嫌油印的不过瘾，想办铅印的啦？”

很多次，为了“油印小报”或其它事情，她在遇罗文家大门口大喊：“陶洛诵！”

引得遇罗文无可奈何地笑：“每次到我们家找你，不叫我的名字，都叫你的名字。” 

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出在牟志京那儿，我被抓进班房，关了两年多放出来，第一时间听到的消息是牟志京和汪静珊在谈恋爱，汪静珊爸爸不同意。 

俩个孩子的问题成了两家父亲的决斗，在维护各自立场的电话争执中，汪三儿爸爸的一句话让电话那头的牟伯父即刻中风，脸歪了，无法说话了！  

本来我是站在汪伯父一头，但听到牟志京的诉说，我觉得汪伯父太过份了，这又得罪了汪三儿。真正应了那句老话：“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汪三儿与我越走越远，我们俩最后一次碰面是在棉花胡同中央戏剧学院门口。我要去还一个朋友的一本书，在我要往学院大门里拐的时候，看见汪三骑着自行车过来，她看见我，下了车。

我无语凝噎，眼泪在眼眶打转，她看我这副模样，低下头说：“现在一切不都好了吗。”  

有关她最后的归宿是牟志京告诉我的，1990年代，他和汪三儿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偶遇，汪三儿在實验室工作，嫁了个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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