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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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49年以后中国历史感兴趣,鉴于中文互联网有关的记忆和记载正在被大规模地有计划地移除,本博主要用作收集网络“垃圾”,“拯救”网络记忆和记载,可能偶尔会有点原创,稍微会转一点资料性强创见多的不被主流刊载的学术性文章。另外,凡华夏文摘刊登过的文章一般不cross post,当然也会有例外,视情况而定。

杨玉新 我父亲难忘的两件事

前言

杨玉新

《凉州文史资料》由政协武威市凉州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自1989年出版第一辑以来,至今,先后已出版了十一辑。《凉州文史资料》以翔实、丰厚、生动、珍贵的文史资料,弥补了正史记载的不足,匡正了史料记载的谬误,还原了历史真相,抢救了珍贵史料,挖掘了地域文化,弘扬了时代精神,是非常难得的凉州历史文化精品。

《凉州文史资料》按照历史本来面目,本着“不为亲者讳,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不溢美,不贬损”的精神,坚持“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原则,切实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为研究“五凉古都”的近代、现代历史和补充地方档案,提供了珍贵的文史资料。《凉州文史资料》征集的文章,其作者基本是这些重大事件的经历者、见证人及知情人,因此,是十分宝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在《凉州文史资料》第十一辑中,刊登了我父亲杨寿山的一篇文章《我难忘的两件事》。我父亲杨寿山,原武威县工商联副主任,中国民主建国会老会员,生于1917年元月,卒于1995年11月9日,享寿78岁。

我父亲的一生是饱经风霜、历尽艰辛的一生。他清白做人,踏实做事,为社会、为家庭、为子女、为他人默默奉献了一生。他的人生道路很坎坷,生活阅历很丰富,小时候家庭贫穷,没有念过书,识字写字都是自学而得,但他的记忆力特别强,许多经历过的事情,记得都非常清楚。

在文章《我难忘的两件事》中,父亲讲的第一件事是“凉州事变”中的亲身经历。1928年6月30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教导团团长刘志远和县长张东瀛,率领其部属官兵数十人及县府警察百余人,突袭凉州镇守使马廷勷住所,占领镇守使衙门,马廷勷舍弃家小,惊慌出逃。7月20日,马廷勷率领一万多人,出祁连山老虎口,从永昌皇城滩方向,卷土重来,进攻凉州城。7月21日,攻陷凉州城,进行了大屠杀、大焚掠,凉州城里横尸遍野,血流成河,雄伟的凉州北城门楼也毁灭于此次战火之中。这次事件,史称“凉州事变”。

父亲讲的第二件事是武威刚解放时的亲身经历。1949年9月16日武威解放了,解放军进城后,武威商人对人民币不受欢迎(据史料记载,1949年,解放军进入甘肃后,使用的是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首发的人民币。这套纸币,解放前的武威人没见过,因此,人民币初入武威城,商人和老百姓一时还不能接受),我父亲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带头卖货收人民币,得到解放军的表扬。后人民政府在武威南大街开了一个贸易公司,所售商品只以人民币交易,当天就扭转了武威商业界的局面。

这篇文章,我父亲以“亲历、亲见、亲闻”者的身份,以翔实的资料,朴实的语言,真实地记述了当年的那段历史,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

我难忘的两件事

杨寿山

1928年(我12岁)阴历六月初六早上7点多钟,马廷勷匪军攻破武威城,将明朝修建的北城门楼用火烧着。这个城门楼太雄伟了,楼上悬挂着横匾一块,题为《大好河山》。马匪军烧死守城兵民800余人,死得甚惨,当时我站在房上亲眼看见,把人烧得像炒豆子一样。

曾经雄伟的武威北城门楼

那时我们家住在百家巷冯家桑树院子中。一个破旧的院子里只有三间房子两家人,我们住一间,王福家住两间。王福在新疆工作,是回家探亲来的。因王福的舅舅家有事,他母亲带着他弟弟到他舅舅家去了,家中留下王福一人看门。我母亲带着弟弟生年也到王姑妈家去了,留下我和姐姐二人看家。

一夜枪炮声不绝,杀声连天,直到天明。姐姐吓得发抖,我们一夜没睡着,天一亮就坐起来了。姐姐说太害怕了,要到隔壁院子的张奶奶家去,叫我和王福二人在家看门。姐姐走后,我就到王福家里呆着。

忽然,从破街门里进来匪军四人,骑着四匹马,背着长枪,拿着大刀到院子里来。王福叫我赶快把屋门关上。匪军说:“你们是老百姓的话赶快开门出来,我们是查国民军的,老百姓不杀!”王福叫我快把门开开,他也随我下炕出来,站到门口说:“请老爷进屋查看。”

匪军一看王福身穿新疆条绒制服,认为是国民军,不由分说,对准王福的胸前就是一枪。这时我在院子中间站着,一看把王福打了一枪,我也害怕了。只见王福高举双手叫喊:“我的妈妈啊!”随即向屋里跑去,我也从院子里跟在王福的后面跑进屋里。

匪军追进屋后,对准王福的头上又打了一枪,当时就把头打没了,血淋了我一身。我一看情况不好,就赶紧爬下钻到王福家的竖柜下,双手将竖柜的后腿抱住死也不放。我在竖柜下往外偷看,只见一个匪军手举大刀(鬼头刀),另一个匪军两只手抓住我的两条腿往外拽,我双手抱住竖柜的后腿不放,匪军用尽全力怎么也拉不出来。一个匪军说:“松开,赏给他一枪算了!”我在竖柜下偷看,见那个匪军扒在地上,用一只眼睛瞄准我,就听见像响了个纸炮一样,我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姐姐在张奶奶家,听到我家院中的枪声,对张奶奶说:“我要回家去看看弟弟,我一个人害怕,你陪我一起去吧!”她们二人进到院里,连喊数声没有回音,只见王家屋里血水往外流。姐姐急了,跑到王家屋里,一跤拌在死人身上,两手染血。姐姐吓疯了,大叫我的名字,忽见王家竖柜底下有两只脚乱动,才知道我在竖柜底下。急忙把我拉出来,一看浑身鲜血直流,不省人事。姐姐把我这个未死的血人抱在怀里,呼叫不应声,又把我抱到自家的屋里,放在炕上。姐姐急得大哭,无奈,只好跑到王姑母家找我妈妈去。

从东巷子到西巷子,一路上被马匪军杀死的人不计其数,真是血流成河!姐姐从死人空档中走到王姑妈家,两只脚和裤子都被血染红了。

到王家街门上一叫,妈妈出来就问:“你来了,福年呢?”姐姐说:“叫土匪打死了!”妈妈听后栽倒在地上晕过去,20分钟才叫醒。妈妈醒来后,不由分说将门推开就往家里跑,边跑边说:“这下我活不成了!”一路上,和姐姐一样,从死人空挡里跑回家。

一进家门,就见我在炕上乱滚,人还活着,妈妈才稍放心了。妈妈一看,一个炕上的白毛毡被血染成红毛毡了,一连叫我几声都不应。妈妈放声大哭,惊动了左邻右舍,都来相劝说:“杨大嫂不要哭了,就是大的死了还有小的哩!”妈妈说:“老汉死去娃娃才七岁,我好不容易养到十二岁了,才这么大死掉太可怜了!”

妈妈一看我胸前的这个窟窿有小碗口那么大,腰间的那个窟窿有茶杯那么大,血一直流着,没有别的办法止血,就和了一疙瘩面塞到伤口里,血才止住了。

院邻们说:“杨大嫂,事到如今再不要哭了,给娃娃料理后事吧!娃娃这么大了,应该做个木头匣子装上,或者买上一张席子捲了也行。”妈妈一看我们家的破柜子上放着个货匣子(长约有1米多),即刻就把纸货(其实都是些古画,妈妈不懂,后来都烧了)倒掉,将我抱到里面。妈妈说:“这会天黑了,到明天早上再往外拿吧!”就把我放到地下。

妈妈睡在炕上哭。我半夜里醒过来,一看怎么睡在匣子里头,急忙爬出来到炕边喊:“妈妈,你在哪里!”可把我妈妈吓坏了,以为死人“放诈”了,妈妈不答应,就是个哭。后来看我确实活了,才放心了。妈妈用双手将我抱到炕上,还大声叫我的名字,我对妈妈说:“不要怕,我没死。”妈妈这才放下心来不哭了。

第二天早上,妈妈把我背到福音堂,求伯师娘医治。这个伯师娘是德国人,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医师,经过薛师娘(薛师娘是薛仁永的妈)介绍的。伯师娘叫我妈把枪打的经过说一遍。妈妈说:“娃娃的抢伤口有碗口大,血往外流,实在没有办法止血,就和了一疙瘩面塞到伤口里面,再没有给药,喝了两大碗水。”伯师娘说:“真不得了,你的这个娃娃命真大!我从外国到中国来,看见枪打过的人很多,只要一喝水就死,他喝两大碗水还活着,真是上帝保佑!”就给了妈妈纱布、黄油、药膏以及洗伤口的药水等,妈说没钱付,伯师娘说不要钱了,快回家给孩子上药去吧。

就这样一直白吃药。伯师娘说:“子弹穿进去没碰到心脏,一百天就好了。”到了80天,伤口就全长好了。妈妈领我到福音堂给伯师娘磕了头,还给薛师娘也磕了头。以后,每个礼拜天都去磕头。

伤口慢慢长好了,重活干不动,就干轻活。开始端盘子卖大豆糖、鸡蛋、杏皮糖、锅盔,后来我有力气了,就挑着担子卖果子,卖菜,每天平均能挣回来二斤米三斤面的钱。生活有了依靠,妈妈姐姐也特别高兴。

直到现在70多岁了,我的腰部和腿部都是黑皮,胸前后两个伤疤有2寸多长,都是打枪的火烧着了我的裤子衣服后留下的。 

1949年9月16日,武威解放了,人民见到了红太阳,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可是,我们却受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实行的是三光政策等等,留分头的都要杀,我把分头也剃了。四街的商店都把铺面的门用泥封了,唯有我们的铺子门没有封。

解放军进城后,拿着纸票子买东西,谁都不要。市面上流通的是白洋、铜元,解放军拿着票子,就连食盐也买不到一斤,其它的东西就不必说了。

武威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又设立了城关镇人民政府,镇长是郭科学。各街道又设街政府,成立街长办公室。武威县第一任县长是李振华,副县长是毕先贤。

有一天街政府召开群众大会,讲了共产党的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请群众选举,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选出八位工商界的代表(一条街两个代表)。我们开的铺子属西大街,经群众选举,我和曹耀辰当选为西大街的代表。当时不知道代表是干什么的,心中无数。

第二天,县政府请四街8位代表开会,我和曹耀辰第一次见了县太爷,跪下便磕头,李振华县长赶快把我们扶起来,他说:“我们共产党是讲究民主的,不能行此大礼,请代表们坐下不要怕!”那天在座的有地委书记王俊、专员刘余生、付专员苏军、县长李振华,还有人民银行行长等,首长很多,说话很客气,我们心中才不害怕了。

县长讲话:“八位工商界的代表们,今天请你们来,不为别事,就是请你们带个头。一、快把铺子开了照常经营;二、所有泥封住的铺子门要一律打开;三、买卖公平,卖货不能专要白洋铜元,我们的人民币一律统用。希望你们八位代表能带个头。”

人民银行行长(陕北口音)说:“代表们,请你们做买卖不要专收硬币,我们的人民币是有保障的,今后若有错,由我行长负责!若不信,我给你们每位代表出张保证书也可。”

我在会上首先发了言,表示要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拥护政府的政策法令,保证带头卖货收人民币。7个代表都已表态,县长宣布散会。

我回到铺子里,将以上情况说给胞弟生年,生年当时把脸一变说:“你当上这么个代表能干啥?这铺子若有点动摇,倒霉了你负责,纪姐夫的一百元你去还!”我当时也气急了,大声对他说:“一切由我负责,就连你的一百元钱我也给你,请你放心好了!”

正和胞弟争吵时,来了几个解放军拿着麻袋,一个带队的军人说:“哪位是杨代表?”胞弟气如斗牛地说:“不知道!”我急忙说:“我就是,你有啥事?”军人拿着武威县人民政府的介绍信,说要买些副食品。我问:“具体要买些什么东西?”军人说:“要买些食盐、油、醋、酱油、调味品等。”

我们铺子不卖盐,我就介绍他们到隔壁韩爷的铺子里去买。韩爷说:“我的盐拿票子不给卖!”军人说:“咱们买货都用票子,白洋没有。”我说:“韩爷,你就用票子把盐给他卖了吧,我负责给你兑硬币。你可以把单价提高些,这些军人不讲价格,说多少他给多少。”结果一下子就卖出去了上百斤的盐。然后在我们铺子里称了些辣面子,三百斤都卖光了,就是价格提高了些。接着我亲自领上军人到上海酱园买了酱油、酱菜数百斤,李家醋铺子买了醋五百斤等,票子都由我负责兑换。

带队的那个军人非常高兴,说我为武威的解放立了大功,不断表扬我是武威商界的进步人士。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军人是解放新疆的总后勤部部长,名叫王步英。

总的说来,那时武威的商人对人民币不受欢迎,这是事实。

1950年,人民政府在武威南大街开了个贸易公司,批零兼营,经营日用杂货、百货布匹、油盐副食、纸张调味。不管是批零还是专卖,只收人民币,白洋、铜元等硬币一律不收。

我得到这一特大喜讯后,马上将前些时候卖货收下的票子,叫店员李开年包了一大包,到贸易公司。首先我看到的是匈牙利自行车,售价145元,我立即开了一辆。其它货物按批发价,将所有的票子都开完,整整装了四架子车货。

我们拉着从贸易公司批来的货,推着崭新的红色匈牙利自行车,走在大十字及西大街,街道两旁的商人都出来看,他们羡慕地说:“杨寿山发大财了!我们想去批些货,可是没卖下票子,真后悔!”

贸易公司一开业,当天就把武威商业界的局面扭转过来了。各街各巷的经营者都自动营业了,泥封住的铺面门全部打开了,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都出来了,白洋、铜元当天一律不收了,卖什么东西都要人民币,硬币再不用了。

共产党的威力真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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