蕉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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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军 一个中专学校 部分学生的知青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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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专学校 部分学生的知青道路


谨献给北京科技学校的老师同学们


图/文 李树军


谨以此文致那些为我们挺身而出的人和默默奉献的人!无论你们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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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虐


北京科学技术学校,是原中国科学院办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三个专业,8个班,学生280人左右。文化革命中被国防科委接管。1969年3月底4月初,忽然不知道是什么人,领来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招兵人员,带了一部电影,在礼堂放映。片中展现的是祁连山军马场壮丽景象,雪山、草原、奔腾的军马……,主题歌“站在草原望北京”。一下子把经过三年停课闹革命,整日游山玩水的校园,翻起了波澜。近百名同学怀揣着对乌托邦的梦想,怀揣着对成为解放军可能的向往,相互影响着裹携着,报名参加了兵团。并彻底的脱离所谓“资产阶级法 权”,过上了不要工资,要供给制,大锅饭,每月5块钱津贴的军事部队生活。


真诚的理想主义,不听当时接管学校的解放军、工宣队的劝告:你们是中专生,没有上山下乡的任务,还是好好等着分配吧。许多人还是瞒着家长,悄悄报了名。

1969年4月11号,北京前些日的残雪,尚未消尽。


北京火车站,一列开往内蒙古的知青专列上,有90名科技学校的学生。站台上歌声震天,红旗猎猎,锣鼓宣天,人头攒动。当汽笛拉响的那一刻,无数双手从车厢里伸出来和站台上无数双手紧握……告别亲人,告别故土的痛哭之声淹没在高昂的革命歌曲之中,列车徐徐的开出去,亲人们渐渐的远离,可列车上,许多人依然在哭泣。同学们似乎在这一瞬间,才意识到,自己就这么轻易地把自己抛向了那个前途莫测的未来,就这么毫不犹豫地飞蛾扑火,就这么义无反顾地跳进了迷茫的深坑……但开弓了,没有了回头箭。列车一路向北,向北,向北……越过了长城,越过了群山,越过了无数的村庄河流和田野,奔向了内蒙古高原。


经过1700公里的日夜兼程,4月12号,列车停在了一个没有候车室的路基上,只有一个站牌上汉字和蒙文双写着:乌拉特前旗。学生的行李被放在铁道的路基上。那个阴沉的天空下,看着黝黑的乌拉山不毛之地的空旷,没有一点绿色,这就是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我们的青春梦开始的地方。


本以为8个班的同学会在一起,生活劳动,不想19团接“兵”的军人马上把我们90名同学,分到了4个连队,卡车拉着不同班级的同学向着不同的地方驶去,人们在爆土狼烟儿中,相互挥手告别,再见呀!再见!梦开始了……


几天后,送我们到兵团的两个老师在和兵团交接手续前,意味深长而又谨慎的对我们90名同学说:“如果你们谁后悔就跟我回去,你们的户口就在我挎包里”。


没有一个人说后悔,尽管很多人已经后悔,路是自己走的,坑是自己跳的,怪不得别人,虚荣和面子,又压抑了真心话语,因为梦刚做上。


全国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多为政策强令使然,而作为正式的中专生,自愿放弃国策待遇,不顾劝阻,“骗”着家长,自找苦吃,不是绝无也是仅有,这也恐怕是知青史上的一支奇葩中的奇葩队伍。


- 2 -


初次返京要求的失败


1969年10月的一天,四个科技校同学蓬头垢面,疲惫不堪的,从19团长途奔袭,扒火车来到了呼和浩特兵团司令部,要求:回北京学校重新分配工作。因为大部分没来内蒙兵团的留校同学均按照国 家大中专生政策分配了工作,全部留京。这个消息无疑将自愿放弃中专待遇,不要工资,怀揣“解放全人类”、“身躯五尺筑北疆”的这些来内蒙兵团的学生,打碎了虚伪的五味瓶。


但是这几个同学再一次错误的估计形势,1969年正是上山下乡高峰期,兵团才刚刚组建半年,岂能容许知青返城。


可怜这几个要求返京诉求的先行者,被臭骂一顿,并电话通知所在师、团、连对这几个同学展开批判。


而对于大多数同学来说梦尚未全醒。


兵团做为准军事性质建制的组织,“政 治 生命”就成为了每个兵团战士的第一“命”。被打入“另册“后就意味着你甭想好过了。


这几个同学在连队受到了批判,提前结速了他们的“政 治 生命”,虽然心还是红的,但脸却黑了,虽然一腔血还是热的,但心却凉了。这四个人有了不同的走向。


其中一个心高志远,文笔出众的同学,告别了19团的同学们,追随原二师的一个领导到五师去也。


我记得送他走的那天,没有别人送他,因为你说了真话,说了人话,你反而从此就不是人了,没人搭理你了。


我过去帮助他扛着行李走向团部的中心广 场,他上了一辆卡车,我俩都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他,只好半幽默的说了一句:你的离去将是19团重大损失。他苦笑了一下。车发动了向乌拉山、乌拉特前旗的方向驶去,老远了我们依然挥手告别…至今我还记得他满脸的忧伤。


到五师后还是感到兵团并非理想之地,抓住了包头大国企招老师的机会,早早结束了“知青”生涯,踏上了个人发展的新征程,一路走来干的不错,十几年后再相会,已经是京城官员了。正应了那句话:是金子在哪里都闪光,不管是掉到猪圈还是粪坑。


而另外两个同学就先是作为惩罚调到62团,该团解散后又返回19团一直不得志,最后不得不走知青造假病历的无奈之路,回到北京。另一名同学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按病退回京。


这次要求返京的抗争,虽然以他们的受惩罚而失败,但我对他们一直心存敬佩,在那样政 治高 压的年月,敢于按照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是以科技校赴内蒙全体同学的名义,为自己,也为大家英勇赴难,受到了不公正惩罚。他们难道不值得致敬吗?


李国安同学病退回京后早早的故去。


其中马大方同学于前年过早的离开了人世。


在有人“歌颂”去内蒙50周年的日子里,这该是他俩和另外四名魂断塞外的女同学的祭日……。


我祝他们在天国安好!我们会记住你们!


- 3 -


正 确 上 访 路


1971年年底,我们无意中发现了,原北京护国寺中医医院的部分职工,也被下放到兵团了,并一直在上 访诉求返京的事情。我们受到了启发,于是乎以兵团包头二师修配厂同学为中心和兵团青山、哈业无线电厂同学为基础的上 访返京诉求活动开始了。


这时候的我们已经成熟了,且国 家大环境有所好转,因为“9.13”事件的发生,邓 小 平开始第一次出来工作,全国也开始了一个落实政 策的宽松环境。而且19团科技学校大多数同学已经陆续走上了管理岗位,如:当学校老师、档案管理、劳资管理,财务管理等等。这对我们今后在文件的收集上是有着决定性的帮助的。


我们当时收集到了:一 、 中 发(68)9 4号 文件关于1967年中等专业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分配的通知;二、中 发(68)159号 文件;三、(69)83号文件。基本内容为:“上述学校的毕业生按各办学部门原来规定的办法进行分配和安排,待遇也按原规定执行……”。

这是当时北京科学技术学校赴内蒙的同学收集到的,国 家关于大中专生毕业生分配的中发文件的手抄件。

我们知道了,原国防科委工解宣传队总指挥部和兵团交接我们这些同学时候,有一个函件,内容如下:


内蒙生产建设兵团:


北京科技学校去兵团参加生产劳动的学生,我们同意按兵团一般待遇请安排接收。


敬祝……


首都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国防科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总指挥部(盖章)


三月三十一日

这是1969年我们去内蒙兵团时国防科委和兵团交接时的证明函件的手抄件。


请注意:函件中的:“生产劳动”。而非工作分配和上山下乡。我们感恩这位起草函件内容的大善人,他给我们这些同学留了一条“路”。


这些文件和函件的收集,无疑19团的同学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但这些文件只能是由极少数人的管理和保存甚至是一个人。在那年月,敢于披露出档案中的的信息这是要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被开除的组织处理的恶果。至今不知隐姓埋名的是哪些、哪个同学。 我们感谢并默默的祝福你、你们安康吉祥!


利益从来不是大风刮来的。


上 访事宜必须保密,同学也必须有所分工,因为当时的那个环境,71年上山下乡的大方向依然正确和继续。必须有同学直接去北京上 访,从国务院接待站开始……。而且“前线”、“后方”必须有人组织,负责不同单位同学之间的联络及收取款项,保证前方同学的活动费用和车马费用。


后方主管的这个人将是非常重要的,他必须有“威”又有“信”,我们大家推举了张丛艺。张同学外表看似粗放,但是他有一个特点,首先是热衷、“不惜力气”。各单位同学他都熟络,不怕事儿不怕人。他会用喜、笑、怒、骂的假急,去实现他想办到的事,他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皇上”。他不仅身先士卒,首先到军委接 待站上 访开始,以后他在19团、修配厂、阀门厂、无线电厂……所做的串联工作是非常棒的。每一个冲锋陷阵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辛苦劳作的女人支持。在这里向张丛艺的夫人,我的阜平老乡韩秀卓同学致敬!军功章上有他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同学分工,字写得好的进行文件收集、摘抄、复写。就我所知修配厂的同学:姜景泰、崔均权、史宝仁为主要的写手,他们就是当时我们的复印机啊!大量的文字工作就出自于他们的手下,他们功不可没!


而我们所需要的笔、墨、纸张来源几乎全靠史宝仁,因为当时只有他在厂部可以接触到这些办公用品。向他致敬!


我们找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收集国 家关于落实政 策的有关条例和文件。把上 访时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罗列了二十几项,然后我们分成正、反方进行辩论和梳理。


我们不冲动,不盲动,在那种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严格的按照政 策来办理,严格的按照正规的渠道程序来进行上 访,因为那是1971年底。


说没有压力也是假的,因为在那种形势下,会不会被打成现行,会不会被批判?会不会被惩罚……也说不定。但是总要开始闯出一条返城路吧。因为上学、招工、当老师……对我们留下的大多数人都已基本无门,我们必须自我救赎。


于是先后由张丛艺、赵玉川、闫双林、郭宏德、高立梁、赵成林、曲振华、华德卫……等同学,利用兵团三年以后才有的探亲假的机会,向国 务 院、中 央 军 委、国防科委接待站进行了上 访诉求和材料的呈递。


欣慰的是从国务院接待站开始没有被拒绝,并且承认:这是一个政 策问题。


我们在包头的同学将申诉材料用拓蓝纸复写,然后分别寄给国务院、中 央 军 委、国防科委。


甚至我们还给毛泽东主席、聂荣臻,陈云,邓小平等党 和国 家 领 导人写信。知道他们不会打开这些信,但同时也知道他们的信 访接 待系统,会把这些信件批示到我们最终的目的地——国防科委干部部,造成一定的压力,让他们看到我们坚定的决心和我们诉求的有理性和可信性。

这是北京科技学校同学赴内蒙部分同学于1972年初对,国 务 院、中 央 军 委和国防科委上 访的材料。


开局很好,特别是元月16日郭洪德和张丛艺还见到了国防科委干部部的副部长申解民,他是把我们从北京送走的人,现在又接上了我们要求返京的诉求。太奇巧了,看来这就是缘分吧。


老申用他宽厚的,慈父般的手,亲自到北京站送我们这些无知任性的孩子,走向了内蒙古高原,几年来又以他宽厚的父爱般的手接我们回到北京。


真不知他老人家今何安在?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的无私厚爱。


随着第一次到北京上 访同学探亲假到期,不得不返回兵团。


有一句话叫:如果想让你成功,上帝都会跑出来帮助你。1972年3月份,我受当时二师修配厂领导的委派和另外两名包头当地的知青,到北京第二机床厂学习机床维修,为期一年。方永明也因家父病重,长期在京,我俩并肩携手一起开始了对老申的工作。


记得在国防科委接待室最多的一次将近有20多名同学,老申出来接见,我们又向他提出了返京的诉求和在兵团同学的困难。他很热情,但是也很有原则,他说:当时是你们自己自愿去的,现在你们自己又要回来,这怎么说?


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作为第一准备的,这是一个深知内情而必须过去的坎儿。我们把报纸、电台中,关于落实政 策的一个很有利的说辞讲给他:我们当年是学生是革命小将,我们有响应最高指示的激情,但是作为中专毕业生,国 家是有正式文件的,就是说各级领导不能以革命群众的热情来代替党 的政 策。老申听后有点儿无语。


然后他又说:走到社会上以后每个人发展的水平是不太一样的。


意思是我们是不是混的不好才来找他。


然后直接问我们的学生领 袖人物:“松真禹同意吗”?他对松的印象看来非常的好。


松真禹的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慈眉善目,仁者佛心。他是去内蒙同学心中的学生领 袖。当时松真禹在十九团是干的非常好的,他和十九团的所有同学干部党员一样,那是泥水里滚出来的,是汗水里泡出来的,是冰天雪地里爬出来的……一句话他们是干出来的,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护,他们是科技学校的“政 治精英”。


当时松的态度,我们的确不知道,只能咬着牙说:他同意。老申说:“那让松真禹给我写一封信”。


我们知道这将是一个能否赢得老申的关键问题。于是赶紧给包头的张丛艺等同学写信,就是让松真禹给老申写一封信,这封信里绝不能说反对回京否则那就完了。


后来19团的同学说给我听,张丛艺赶到了19团,经过19团的同学一屋人“善劝”,让松写这封至关重要的表态信。信写好了,其他同学把信要来说是帮助发。他走后同学们打开了这封信说:看了松真禹这封信两大篇儿,你就看不出他是反对还是同意。


其实这就是水平。


信息很快寄到了北京的我们,当时我们认为他只要不反对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编。后来对老申讲过如下的话:松同学当时已入党提干,是团、师、兵团的标杆性人物。是股长级的领导,19团的好多同学也走到入党提干的管理岗位,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公开的告诉您同意回京,因为苦干是他们得以服众的基础,高调的“扎根边疆”这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护身符”。老申理解。


国防科委当时的意思让我们回单位去抓革命、促生产等信。当时知道他们并不积极,因为他们其他的事情可能比我们还要大,还要多。


以后再想去国防科委见老申,门口警卫室当兵的看来是被告知了,不给你电话联系。再去了几次一筹莫展,联系不上很是着急。


一天十几个同学又是到接待室被拒绝,正在愁苦之时忽然有一个“访友”,因为那里总参、军委、科委的上 访人员特别多。这位“访友”问我们:找谁呀?我们说:找国防科委干部部的申部长现在已经拒绝和我们联系了。他说:国防科委的宿舍就在黄寺大街某某号你们可以去那里找他们家吗。听后喜出望外,真是绝路逢生,于是同学一行十几人就到了黄寺国防科委宿舍大院门口,站岗的问:找谁?我们就说我们是国防科委XXX部的,我们在外地来找干部部申部长看望一下老首长。当兵的信以为真,告诉了我们几楼几号。于是我们进到院里,大多数同学在楼下,只有我和方永明上去敲门,见一老太太开门问:找谁?我们说是申部长的老部下,现在外地回来看望老首长。老太太原来是申部长的母亲,热情的将我们迎进屋。当然要讨好老太太了。老太太很高兴,我们问申部长什么时候在家?他说:如果在班上一般都是下午五点多钟坐班车回来。现在他到南口农场劳动去了,后天礼拜天应该回来。听后大喜,我们走出来告知了同学各自散去回家。


方永明: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捷的才思、严密的逻辑推理,是我们的“定海神针“。想当年一篇以“方向明”为笔名的社论,刊登在包头日报的头版头条,奠定了他在同学中的理论基础和威信。有他,心踏实。而他,从不说自己是“一驾马车”。他是低调拉车的马。


星期天我和方永明约好上午10:00来到了老申家里。进门后,见老申双眼血丝、满脸糙皮,看来早春南口的风沙也不善。


他戴着军帽披着军棉袄,稍作寒暄后,老申背对着我们面对窗户,一直不看我们。


不管是冷脸热眼、硬着头皮按照我们的既定方针来吧。事先分工,我主说方永明进行补充和补漏。


主要是告诉他,国防科委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和兵团交接我们时的那个函件,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听完后问:的确有那个兵团交接的函件吗?我们说:肯定有的。他略有所思,但是还是说什么你们这个上山下乡的大方向等等,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吧。我们又诉说了好多的困难,知道了货币没取消,买东西还得用钱,我们5块钱津贴实在是不够花的,另外那里的农业团连队吃不饱饭,没有电,晚上用自制的墨水瓶煤油灯……。


后来经过老申的努力,经过国防科委和兵团一年的协调,于1973年3月份我们的工资得到解决,按所在的单位性质、工种、待遇,并且把那几年的差额给予补上,每人约300多块,我们成了“大款”,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1973年6月我们返回包头之前去见老申,感谢他,并且希望还是能返京,他说:不行,进京的户口国防科委解决不了,工作安排也解决不了,你们就算分配吧,在那里好好干吧。我们只能怀着满足中的不满足离开了北京,回到了包头。


- 4 -


返 京


大家有钱了,于是在75年76年基本上都结婚娶妻生子。


可是人永远是不会满足的,对家乡、父母、亲人的思念,就像马哈鱼每年都要从大海,不顾千难万险,不顾其他禽兽们的掠虏吞食,逆流而上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就像大雁每年必须从南方起飞,途径千山万水,飞过急流险滩,就是要飞到它们出生的北方。


于是在75年底76年初方永明和我,又受在兵团同学的委托,找老申还是要求回到北京。这一次我们也错估了形势。


记得有一天晚上到老申家,家里人正在吃饭,12吋黑白电视正在播放着清华、北大的工农兵学员毕业生,要求到边疆去,到西藏去……的表决心现场。老申指着电视说:你们看现在的大学生还要上山下乡呢你们怎么能回来呢?在这个形势下是不行的。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兵团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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