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傅高义先生走了

2020年12月21日早上8点45，有朋友传来消息：傅高义先生去世了。

我有点不信，老头前不久不是还来北京参加会议了吗？怎么会这么快就走了？稍后，看到傅高义助手的一条短信，内云：“傅老师今日于Mt Auburn医院因术后并发症不幸去世。”看来是真的了！10点19，凤凰网正式刊载了消息。

傅高义是研究东亚问题的专家，后专注于对中国的研究。我第一次读到他署名的关于中国的专著，是199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凌可丰、丁安华译）

我记得读到这本书是1992年年初了。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反和平演变”的风潮，有些停滞，因而读到这本书有些莫名的兴奋；对改革开放前期的广东所起的作用也有大致的了解。

傅高义为中国学界所熟知，还是得益于他2011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2013年，这本中译本经过编辑“加工”后，由北京三联书店正式公开发行。那一年，傅高义82岁。

傅高义是美国人，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自上世纪70年代起，他曾多次来中国考察研究。写《邓小平时代》一书，他用了10年时间。

《邓小平时代》三联版出版后，傅高义特意来到北京，听取中国学界对这本书的意见。2013年4月24日，清华大学和中华读书报联合召开过一个座谈会，《清华大学学报》主编、我的老朋友仲伟民兄给我发来邀请函，但因那时节正好在香港访学，错失见到这位老人的机会。

2014年1月12日，老友李盛平主持的“胡耀邦史料信息网”和我所在的杂志社联合，又举行了一次这本书的座谈会，我才见到了久仰已久的傅高义先生。

这次会议，我因嗓子一直沙哑，没有准备在会上发言。我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

因为嗓子问题，本来不想发言，但在下午最后，大家还是要求我发言，我用了麦克，没有讲稿，即席发言，讲了几条，大意如下：第一，外国人写中国的历史，历来都是中共外宣所需要的一种东西，从斯诺、史沫特莱，到库恩再到傅高义教授，都是如此。理解了这一点，大家大概就不会对傅教授那样苛刻。第二，傅教授是美国人，他要写这本书，预先一定有个架构。构成这个架构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对邓小平的认识；另一个是他首先接触到的中国人是谁，这会对他的书的架构起到重要的作用。他的这本书里，到处充斥着这样的作用。第三，傅教授这本书，对于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对于认识邓小平的历史，当然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不容否认。大家指出他书中的史实错误，我看到的大概更多一些，有206条吧。我也写过书评，也和孙万国谈过。但书评我没有发表。我觉得，相比意义来说，史实错误可以原谅，毕竟是一个美国人。第四，傅教授这本书有新的东西。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先有开放才有改革。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好，是有别于国内学者的，而且非常贴近当年的历史。当年，我们是先看到国外的发展，先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有参照物，发现不足，才搞改革的。延伸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我看两句话就可以说明：一句话是：“走自己的路，让自己无路可走。”官方的历史一直在说，1949年以后我们不是一直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吗？结果探索来谈索去，探索到自己无路可走。1978年以来，借鉴西方，先开放，再搞改革，这就是第二句话：“走别人的路，让自己有路可走。”搞开放，搞改革，借鉴别人的路，我们才有这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

会议期间，我和傅高义先生也有个别交谈，但也是就个别的史实问题。傅先生希望我的书评能够发表，但鉴于我在发言中的态度，我也一直没有发表。

谨此纪念这位对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研究做出过贡献的老人。

（本文图片是我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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